1，妥协外交
北洋政府前期实行“维持外交”,基本因袭晚清在外交路线上的旧传统,奉行“委曲求全”、“息事宁人”的外交指导思想,采取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其实质就是一种“妥协”外交。
这一外交策略的实行,既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根源,也对此后的外交政策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北洋政府前期的“妥协外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袁世凯面临之困局
外交是政治的延续，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政局的治乱兴衰关系很大。作为转型与过渡时代的政府，北洋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政局不稳和派系间的激烈争斗。
1912年2月，袁世凯上台后面临的国内局势严峻复杂。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将政权拱手相让，但是依然保留着巨大的力量。他们不仅在临时参议院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且革命军还控制着南方各省。更为重要的是由孙中山颁发的《临时约法》就像加在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有力的限制着袁世凯的行动。
此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仍然十分尖锐，这就大大分散了的北洋政府的精力，削弱了其外交活动能力。
在袁世凯看来，外交上的一切措施都必须有利于保证其刚刚获得的权利，为此他不惜采取妥协退让的办法来换取自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其外交指导思想就是委曲求全息事宁人。
北洋政府前期奉行维持外交路线，从客观上讲是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所必需，但本质上仍然是北洋政府政权性质所决定的。袁世凯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政权的，帝国主义之所以把袁世凯锁定为代言人，也是认定他可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袁世凯政府十分清楚自己的荣辱存亡与列强的态度有密切关系。
国内民众的反独裁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更何况晚清留下的是虚伪的经济，被分割的江山，无数割地赔款的卖国条约。为了收拾这种破烂不堪的残局，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以换取支持来维持生存，镇压反对派，这是袁世凯必然而无奈的一种选择。
3，袁世凯脱困之法
审视当时中国的国力，要在国际舞台上谋得一席之地，可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既然不可能求得独立自强，自然选择了维持这一最折中的办法。
为了推行其维持外交，袁世凯首先瞄准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这一约法是实行其元首外交独揽外交大权的最大障碍。 该约法强调国会在外交上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则是袁世凯所不能容忍的。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正式公布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同时废除《临时约法》。他强调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同时改《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为总统制，这样袁世凯直接操纵外交大权就有了法律依据。
为了博取列强的支持，袁世凯毫无例外地承认列强在华所得的一些特权，表明了北洋政府全盘继承晚清外交格局的立场。1913年10月，袁世凯为了就任正式大总统，而争取各国承认北洋政府。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并在就职演说中公布了对各国的承诺，北洋政府由此恢复了晚清外交格局。
北洋政府初期外交也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那些近代以来入侵亚洲的欧洲国家无论多么强大，他们也都不能长期控制亚洲国家，只能在军事中利用外交手段和不平等条约维护各自的利益，晚清政府适应这种关系是极为被动的。
然而北洋政府时期与世界各国发生联系，就显然带有某些程度的收回利权的主动精神，培养初期外交不是简单的排外与质疑思想，而是积极的妥协思想和对外依赖思想的结合。 北洋政府在民意推动下主动争取失去的国家权力，也说明依赖主义的外交思想已开始向国际平等主义外交思想转变。
由此可知，无论是北洋外交思想还是民族主义思想都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领土、主权等国家根本利益而进行外交斗争。因此招致外力的冲击和破坏，列强总是曲解并妄图遏制中国的民族主义，以至于北洋外交不得不为此而不断斗争。虽然在一定时期他们的妥协退让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也被迫积极的妥协，其实也是为获取列强的支持。过去人们总是全盘否定北洋政府的外交策略，认为北洋政府与帝国主义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关系，并有程式化倾向，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北洋政府的外交方针存在妥协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开放的。比如对他们力争收回主权的一面，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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