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主义的再认识|东北军|张学良|马占山

引言

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其研究内容涵盖事变的起因与影响、国共两党在事变前后的活动、事变发生时的国际关系、事变主要人物与事变的关系以及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等领域，可谓层出不穷。在此之中，事变的两位焦点人物张学良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责任及原因是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各位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张、蒋二人的责任，传统视野中大陆学者普遍将不抵抗的责任归之于蒋介石，认为蒋介石应该负主要的责任。易显石在《九一八事变史》一书中提到“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张学良执行不抵抗” ，这一观点此后被多次引用，张友坤在《蒋介石、张学良与“不抵抗主义”》一文中也持此观点。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张学良应对此负责，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唐德刚访问、王书君著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是该观点的代表性著作。此外，有学者则认为不抵抗主义源自蒋介石和张学良“力避冲突”的共识，二人均应对此负责。而在台湾方面，学者大都将不抵抗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张学良，蒋永敬《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中国对日政策之争议》，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前后蒋总统的对日政策》等，都持这一观点。在张、蒋二人作出不抵抗的原因研究上，著述最早可见于上世纪30年代中日关系史学者王芸生主笔的《大公报》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后出版成册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此后，该方面研究多集中于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认为张、蒋二人对基本形势的判断错误和对日畏战心理是其作出不抵抗的原因。有学者指出，张学良对东北国防力量缺乏信心从而避免与日本人直接冲突、东北边防薄弱、蒋介石和张学良在关内面临新的挑战等都是不抵抗政策产生的原因。有学者则认为张学良实行不抵抗的原因是听命中央、依赖国联、寄希望于全国共同抗战、以和止战、保存实力。除传统观点外，还有学者指出蒋介石有意削弱东北军，企图牺牲东北引诱日本反苏以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冒险性估计不足是张学良作出不抵抗的原因。

日军攻占奉天城

对此，笔者拟就原有研究成果及个人阅读所想，辨析九一八事变中张、蒋二人的责任及其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提出些许自身浅见。

张、蒋二人对九一八事变应该承担何种责任

（一）张学良对事变负有首要且直接的责任

笔者认为，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的迅速沦陷负有首要且直接的责任。1990年6月和8月，张学良两度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曾言：“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此后同年，张学良在接受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采访时也说道：“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唐德刚继而有意提醒张学良，传闻中蒋介石于九一八当晚曾给他发有不抵抗命令的电报即“铣电”时，张学良仍矢口否认此电报的存在。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与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的谈话中，再次说明：“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以上三则张学良的口述，出自本人之口，不似为替蒋介石开脱责任而做的敷衍回答，可信度较高。况且，当时距离蒋介石去世已有十多年，张学良已重新获得人身上的自由，也无需再如被囚禁时一般担心自身言论对生命安全的威胁。故而上述口述基本可以证实，九一八事变当晚，不抵抗主义命令的发出者即是张学良本人。此外，通过现有史料和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同样也可证实张学良对不抵抗命令的指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参谋长的荣臻在九一八事变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晚，向张学良请示应对方法，（张）副总司令谕仍取不抵抗主义”。另一位当事人，时任辽宁省主席的臧式毅于1951年7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交代材料中，在谈及九一八事变的应对方法时写道：“会同总司令部留守参谋长荣臻急电北京，向张学良总司令报告并请示应付方策，奉命是采取不抵抗主义。”而在事变后，张学良本人在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采访时也承认：“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与此同时，九一八事变的另一位焦点人物蒋介石却于当日早晨乘坐军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未在南京，故而也就不存在传统观点所言“不抵抗命令是蒋介石发出的”。后世学者通过解读蒋介石的日记和张、蒋二人来往的电报，得出的论断是“蒋介石最快也是19日才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中得知事变的消息，随后发电报指示张学良‘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蒋介石19日写下的日记是‘昨夜得知倭寇无故袭击我沈阳兵工厂……’也说明他是第二天才得知事变的消息。”综上所述，张学良才是不抵抗命令的直接发出者，正是在此命令下，东北军几未作丝毫的抵抗便让日军一夜间迅速占领沈阳，进而威逼东北其他区域。对此，张学良难辞其咎。

张学良

笔者前文已述，张学良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谈及不抵抗的原因时，给出的理由是自身判断失误，以为日本仍与往常一般进行军事挑衅，未想到其会扩大事态。笔者认为，如果说张学良在事变发生之初未看出日本的侵略野心而不予抵抗还尚能理解，那么事变进一步扩大为局部的侵略战争时他仍未进行有效的抵抗，则未免令人颇为费解——黑龙江省的沦陷和锦州的失守便是如此。

在嫩江桥战役爆发的前夕，10月14日，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张学良即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糜烂地方。于不听令，炸毁江桥，阻止了伪军前进。11月4日，日军进犯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要地嫩江桥，江桥战役爆发。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组织守军英勇抗击来犯之敌，但终因寡不敌众，19日，齐齐哈尔陷落，马占山败走海伦。此战，作为东北当局最高军政长官的张学良除发电报勉励马占山“饬死守，勿退却”外，并未对其予以实际支持，仍希望国联能制止日军的侵略行径。当时，驻防锦州的东北军正规部队有十九旅、二十旅、十二旅等部，人数约在 2万以上，加上警备队、骑兵旅、教导队、便衣队等，总数不下 5万人，然而张学良为了不给日军进攻锦州留下口实，竟按兵不动，坐视黑龙江省会陷落，此种不抵抗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如此看来，江桥战役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各界的声讨，亦算是合情合理的，甚至可谓是对其过失予以宽大处理了。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又即将夺取锦州。此时，张学良倾向于采纳顾维钧提出的“锦州中立化”方案，即在日军向英、美、法三国担保不进入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内，并不干涉该地域内中国行政机关及警察，且此种担保被各国认为满意时，中国军队可由锦州撤至山海关。但是，张学良忽视了该方案日本需向英美法三国进行担保这一前提，而单独与日方进行交涉。结果，日方对该方案并没有太大兴趣，显然，日本的意图是要夺取锦州，进而占领整个东北。更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张学良在与日方进行谈判时，已开始安排军队撤出锦州。顾维钧闻讯后，即于12月3日致电劝阻张学良：“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5日，顾又与宋子文联名再次电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8日，蒋介石也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为了给张足够的底气，9日，蒋又告诉张“已令航空第一队3日内到达北平,归副司令指挥。”但事实上，张于7日即已向日方作出主动撤退的承诺。对此，张学良的理由是“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他要求国府速增拨现款及军火以为实际支持，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殚竭愚诚，亦必无济于事”。此后，尽管中央政府一再敦促张学良守卫锦州，但由于得不到中央实际的援助，1932年1月2日，驻守锦州的东北军全部撤离，次日，日军兵不血刃地夺取了锦州。笔者认为，在锦州防御问题上，尽管中央政府未对张学良予以实际上的支持，但其作为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如此轻易地将自己的行在拱手让与侵略者，这一举动不应是地方最高军政军政长官所为。况且，在中央已多次电令的情况下仍擅自撤兵，弃国土于不顾，已然是严重抗命。

此外，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中央政府与张学良东北当局的关系上看，同样也能说明张应对东北沦陷负主要责任。1928年东北易帜后，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东北当局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但实际上仍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在外交上，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自行委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进行谈判，签署《伯力协议书》以向苏联求和。当此事上报南京中央政府后，中央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路案范围，不予批准。”2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 1930年11月12日-12月4日，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与蒋介石商定后，东北外交才完全归中央办理，但在内部仍征询张学良的意见。在军事上，东北军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但编制和装备等均自成体系，完全听命于张学良，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张学良晚年回忆时还自诩：“东北军较蒋介石的中央军占很大优势。”在财政方面，东北的军政费用自行收支，独自发行货币奉票。曾任辽宁省财政局长的张振鹭证实，东北既不向南京中央财政部借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1930年，张学良入关取得华北地盘后，成立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将国税收入拨付自己的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军需处，并不向中央上缴。对此，蒋介石曾言：“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张学良除了在东北当局拥有绝对权力外，在中央同样也担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权倾一时，俨然是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1931年4月19日，张学良还向外国记者宣布：“今后发出军事命令时，决定余与蒋介石连署宣布。”如此看来，张学良与蒋介石二人之间形式上是上下级的关系，实际上却是彼此平行的同盟关系。那么，张学良在应对九一八事变时，完全可利用自身职权之便抵抗日本人的进攻而无需受中央政府的节制。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张选择了利用职权之便忤逆中央的命令，对日一再妥协退让，最终使东北陷入侵略者之手，多年的苦心经营也就此毁于一旦。

综上所述，从张学良自身的口述、事变后的行动及其职权地位上看，他对东北的沦陷理应负有首要且直接的责任。

（二）蒋介石对事变负有连带责任

承认张学良在事变中负有首要且直接的责任，并不代表蒋介石与不抵抗主义没有丝毫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蒋介石对不抵抗主义负有主要责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发出含有不抵抗命令的电报，并且他曾于9月12日前往石家庄与张学良会面，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但根据台湾学者刘维开考证，该电报几不见于大陆、台湾及其他各国所藏的蒋介石档案中，需要存疑。另外，根据蒋介石《事略稿本》记载，9月12日整日蒋介石均在南京活动，“蒋张会面说”不能成立。事实上，早在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时，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便萌生出对日妥协退让的念头，可谓是不抵抗主义的滥觞。1928年5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济南惨案后，对日隐忍避让的思想逐步成为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指导思想。但值得一提的是，蒋也并未因此完全放弃对日抗争，只不过是被逼至无路可退之时方会如此，在和平的希望尚未完全破灭时，他主要采取的还是对日隐忍避让的政策。因此，当1931年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时，蒋介石嘱咐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7月12日，监察院长于右任也致电张学良：“当前国事以平定内乱为先，希望东北同志体会此意，切勿轻举。”显然，上述两者的目的都是要张学良对日隐忍避让，从本质上说，也是不抵抗主义的体现（按蒋的想法，他当然是不希望立刻和日本发生冲突乃至开战，那么所采取的方法当然就是面对挑衅不实施抵抗）。此后的9月6日，张学良向东北各政要发出一份电报指令：“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即遵从了蒋介石与中央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这对其日后对发出不抵抗命令有着重大影响。不得不说，蒋介石和中央政府虽然在事变时未直接下达不抵抗的命令，但其由来已久的对日隐忍避让政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张学良对局势的判断，并使其发展成行动上的不抵抗，无论如何，蒋和中央政府也无法脱开这一连带关系。

其次，蒋介石及中央政府在事变发生后的行为，也说明了其同样要为东北的沦陷负责。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日向张学良发电，指示其在向外宣传时要“反驳日军污蔑中国军队炸毁铁路而发动事变的借口”，但对如何抵御日军的侵略，却未作出任何指示。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召开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会议，明确要把依赖国联作为主要对策：“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实先行提交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于公理，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最后自卫之行动。”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将该对策公之于众，要民众“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此后，国联于9月30日和10月24日通过了两份令日本撤军的决议，但日本仍不为所动，反而继续朝黑龙江等地进犯。事实上，由于国联各国与日本均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利益关系，故而也仅能从道义上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谴责，却并不能对其施以有效的制裁措施。至此，蒋介石及中央政府寄希望于国联调停的幻想也宣告破灭。至日军进逼锦州时，蒋介石及中央政府也仅是通过口头上的电报命令张学良实行抵抗，却未能作出实际援助的行动，使张学良几未作任何抵抗便放弃防御，对此也难辞其咎。然而蒋最错误的一点是，在事变发生之后，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无论如何也难以服众。

纵观整个事变的前后，由于蒋及中央政府此前一直实行对日避战忍让的政策，使日本感到有机可乘，故而为其发动事变提供了外部条件。事变发生后，蒋及中央政府多将时间精力花费在寄希望于国联调停的外交途径上，而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实际上是默认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同时，蒋介石未及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更无形中助长了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的嚣张气焰，是无论如何也难避后人责难的。

张学良与蒋介石

张、蒋二人实行不抵抗的原因辨析

笔者认为，张、蒋二人实行不抵抗，有对日畏战，担心无力抵抗的共性，也有二人在各自利益考量下的特殊性，是需要辩证分析的。二人作出不抵抗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基于当时中国羸弱的现实状况，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需要辩证地加以看待。

（一）张、蒋二人不抵抗的共性

张、蒋二人不抵抗的共性在于两人都认为当时进行对日作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取胜的。张学良曾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蒋介石则更为夸张地说：“如果贸然和日本开战，日本可以在十天之内完全占领我们中国一切重要地区，就可以灭亡我们中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和日本开战，简直是痴人说梦！”此种心理固然与中国近代以来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有密切关系，在抗战胜利之前，中国尚未取得一场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另外，从九一八前后中日两国的国情对比来看，这种不抵抗的心理也并非是完全不合常理的。

1928年东北易帜后，中国仅是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内部各派系之间的斗争仍未停止，1930年接着又爆发了中原大战。该混战持续6个月，造成30万军民伤亡，军费开支占国家年收入的85%，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此后的1931年，国民党内部因“约法之争”发生宁粤分裂。7月，粤方煽动原本受张学良节制的石友三发动叛乱。为平定叛乱，张学良从关外抽调大量精锐进入关内，造成东北防务空虚，其中辽宁省驻军至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仅有5万人，给日本乘虚而入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为重新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与广州政府进行协商谈判，延误了抵抗日本入侵的准备。蒋介石对此曾感叹道：“是倭寇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呜呼，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变既无悔祸之意……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败已极，虽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道出了他对当时中国时局的无奈。而在军事力量上，至1937年前夕，中国也仅能生产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等均不能生产，飞机和舰艇的生产部件仍依赖进口，更遑论在刚结束军阀混战的1931年前后能有比这更高的装备生产能力来支持大规模的战争。尽管中国在官兵的数量上要多于日军，但由于编制不统一，各派系自行其是，造成官兵在素质上参差不齐，与日本相去甚远，这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是多有体现的。与之相反，日本通过建立大量的垄断组织，把经济引向战争轨道，较快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困扰。1931-1937年，日本工业增长的速度是9.9%。至1937年，装备制造能力已达到了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船舰制造能力45万吨，显然做足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即便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入侵东北的日军仅有2-3万人，但其武器装备和官兵素质在中国军队之上，若中日全面战争在当时打响，日本也定会持续增兵，后来的淞沪会战即体现了日本在战争初期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而中国内部在尚未一致对外之时，是难以完全压制日本侵略，使其陷入持久战的泥潭中的。因此，笔者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对日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尚未充分，隐忍退让也是一种实属无奈的缓兵之计。

（二）张、蒋二人不抵抗的特殊性

笔者认为，张学良的不抵抗，很大程度上出于其保存东北军实力，寄希望于全国抗战的意图。

这一意图最早可追溯至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东北易帜后，张学良试图采取武力收回苏联对中东铁路所拥有的特权，蒋介石也极力怂恿张学良的这一做法，表示：“舍一致对俄外无出路。如有必要，全国军队可以随时增援也。”可是，当东北军与苏联交战时，蒋介石并未派兵予以支援，仅接济东北军饷200万元编遣库券，还不是现款。结果，由于苏联方面使用了更为先进的武器，且投入了大量兵力，东北军因此迅速败下阵来，不得不与苏联求和。事后张学良回忆起这件事时，说：“那仗打得惨了，我们有一个旅全灭，是姓韩的，韩光地的旅，全灭。”中东路事件暴露了东北军外强中干的弱点，让张学良对东北军武装力量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至此之后，张便逐渐产生了对外作战的畏惧心理，转而力求保存自身实力。当1930年张学良取得华北地盘后，即以“养病”为由，长期留在北平，并在此设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东北事务交由张作相、臧式毅、荣臻等人具体处置，自己只是遥控，该举动逐步显露出张已有东北丢失后退往华北的心理准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19日凌晨，张学良在接到荣臻的电话后召开军事会议并发表讲话：“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再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仅是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随后，张在会见力主对日抵抗的东北军官兵时再次重申其立场：“我爱中国，更爱东北。如果失去东北，我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用他人的生命财产为余个人牺牲，更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基于这一保存实力的思想，张学良所希望的当然是全国抗战，愿为玉碎（在全国抗战中牺牲）而不作瓦碎（单独抵抗而牺牲）。他表示：“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然而，由于国民政府中央未对其予以实际援助，张学良担心当年中东路事件的“惨剧”又将重新上演，因此，从黑龙江沦陷到锦州失守，他均未做出抵抗，终成世人眼中的“不抵抗将军”。此外，前人曾根据张学良自身的口述“事变发生时认为日军仍是军事挑衅，对形势判断失误才发出不抵抗命令的”而认为其不抵抗的原因之一是对形势的判断失误。对于这一点，笔者在前文已述张学良的这一判断固然与蒋介石长期以来对日避战忍让政策的影响有关，但再观察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的言论与行为，张的叙述仍值得商榷。张除了在日本扩大侵略规模后坐视黑龙江沦陷和弃防锦州外，早在事变之前，他便已对日军的动向有所察觉。1931年7月2日万宝山事件发生后的7月6日，张学良收到时任国民政府外交次长的王家祯从“东京诸友”那里获得的日本对华政策的报告。该报告大致指出了日本将用武力侵略东北的打算。根据这个情报和日本借万宝山事件大肆制造事端的情势，张学良认识到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此后，张又得到了大量有关日方动向的情报。如8 月9 日，他在给协助张作相料理东北政务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厅长吴家象的电报中，转述从日本得到的情报：“日本政府拟乘我国时局不靖，欲一手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日本当局“虎视耽耽，往往藉口我官宪侵犯日本既得权及压迫鲜人，欲使冲突发生，然后乘机动兵，其阴谋甚大。”国民政府驻朝鲜总领事张维城也连续报告：“连日日报登载中村大尉事件，鼓吹武力解决。日本政府拟移驻内地师团于朝鲜、满洲各五千人，共一万人。”而对于日本在东北不断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蓄意挑起事端的情况，东北军上层也十分清楚。至事变前数日，沈阳政界已传出“日本将向东北势力发动”的消息。因此，张学良的对日动向可谓是掌握得十分清晰的。事变发生后的9月20日，张学良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也谈到：“此事发生，在日本已有数星期之煽动，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张既然已清晰地掌握了日军的动向，却依旧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其说辞“对形势判断失误”也未免有为保存自身实力而开脱的嫌疑。这固然与军阀视军队为自身私有财产的共性思想有关。奉军作为东北军的前身，乃是北洋时期的一大地方实力派，也是张作霖留给张学良最为宝贵的一笔遗产。正是东北军强大的武装力量，才使得蒋介石及其他各派系在中原大战时对其进行极力拉拢，以图为自身在斗争中获胜创造优势。可以说，张学良能获得蒋介石的青睐，成为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与他视为身家性命的东北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当然也就不愿在单独抵抗的情况下葬送东北军而失去权势地位。

与张学良相对的另一方蒋介石，他的避战不抵抗除了出于“攘外必先安内”外，一定程度上也是想通过避战忍让使日军找不到侵华的口实，迟滞其发动全面侵华的攻势，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赢得准备时间，是一种拖延战术。

早在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便意识到中日之间必有一战。1928年12月10 日，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上说“我们现在只有忍了声，吞了气,埋了头，一点不作声的用苦工来做事，等到有了力量，再来同他们说话。”半年后，蒋发表《誓雪五三国耻》，进一步告诫说：“须知我们报仇雪耻的敌忾心，决不能暴露出来。我们所有吞敌的气概，非到最后关头，是不能有一点流露的，因为那将徒然为敌人所忌，要来对我们下毒手。”这说明蒋已定下了跟日本进行战争以求复仇雪耻的决心，这是他日后坚持抗战的思想雏形。但与此同时，由于国力不济，在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前，他又只能在对日冲突中寻求妥协与避让，力求通过和平方式将损失降到最低。这也是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乃至日后的对日冲突中蒋介石都寄希望于国联调停或通过与日直接交涉来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从九一八事变到淞沪会战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经历了不抵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坚持抗战到底不妥协的转变过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一面向日妥协避让的同时，也在着手进行抗日的准备。1932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恢复军事委员会，确立国防领导体制。同年4月，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国民党又提出改革兵役制度的问题，做出将征兵制代替募兵制的决议。1934年12月底，蒋介石派遣贺国光等人入川考察，开始经略西南，以之作为将来抗战的大后方。至1935年底，国民党中央势力已在四川和贵州站稳了脚跟，这为后来的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基础。除此之外，国民政府还采取了大量进口外国军械装备、整编军队、发展交通、修筑军事要塞等措施，以应对将来中日两国间的全面战争。尽管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使中国在局部抗战初期丧失了大量领土，极大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尊严，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应对日本的全面侵华预留了准备时间，这一点是需要辩证看待的。

综上所述，张、蒋二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及事变爆发后的初期，潜移默化中达成了对日忍让避战的共识，实行了不抵抗政策。但二人的不抵抗又有着对自身利益考量的特殊性，即张学良的保存实力寄希望于全国抗战意图与蒋介石的拖延对日作战意图。随着时间推移，这两种意图之间的矛盾也逐步显露出来并激化，成为引发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语

九一八事变使东北三省13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在三个半月的时间内迅速沦陷，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桥头堡，张学良与蒋介石二人对此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在责难二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不抵抗政策背后的实施原因并辨析二人实施不抵抗政策的意图，以求加深对不抵抗主义的认识。归根到底，二人实施不抵抗政策的原因与近代以来我国羸弱的社会现状有密切关系，而日本也恰好利用这一弱点发动了侵华战争。这时刻警醒着我们：唯有国家内部统一团结，方可抵御外侮，实现民族独立；唯有实现民族独立，国家才有富强发展的可能；唯有实现富强发展，国家方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九一八事变远去的今日，我们仍应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做到有备无患。

（本文作者：韦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