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北京政府派兵3万，“进剿”在襄阳、樊城宣布自主的鄂军第九师黎天才部，占领了荆州。襄樊危在旦夕。黎天才多次向湖南求援。湖南护法军应援出兵攻占岳州。张学济的湘西护国军也开进鄂西，参加援鄂作战。
贺龙依靠缴来的两支枪，找到18个伙伴，组成一支小小的队伍，从石门涉过澧水，自动参加援鄂作战。在澧县冷水界，遇到澧县援鄂民军游击司令王子才。他看到贺龙仅凭两三支枪，18个人，居然独自奋勇援鄂，很为惊讶，就问：“你怎么依仗这点子队伍去打北军？”
贺龙笑着说：“本来队伍不少，让自己人吞掉啰。拥护孙中山，拥护护法，帮助湖北拥法队伍，人人有责嘛！我怕个啥，跟北军交火几阵，枪不就多了么？”
王子才很欣赏和钦佩贺龙的见解和胆略，就约他加入自己的队伍，让贺龙担任营长，随军一起跨江来到湖北的石首县，准备与北军作战。没料到，事发突然，王子才的副司令荣金芳私自拖枪逃跑，这对王子才刺激很大，极为灰心，把剩余下来的人枪交给贺龙，自己离开队伍而去。贺龙因此就任湘西援鄂第一路军所属的游击司令。
贺龙在湘西本有名气，人又豪爽，与王子才余部官兵相处融洽。他率领着这支人数不多的武装，在荆江两岸，与北军迂回周旋，先后在石首、公安、松滋等县袭击北军，多次取得胜利，因而也充实了自己的队伍。在焦圻，贺龙亲自率领十几个士兵，夜袭北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所部，缴枪15支，在松滋，贺龙率部于深夜摸入北军的一个营部，打响之后，敌人颇有警惕，四面包围过来，贺龙所部立即处于危险境地。贺龙当机立断，派9名士兵为敢死队，分向四面八方，乱枪射击，用来搅乱敌军，贺龙自率大部士兵杀开血路，突围而出。这一仗，虽击毙敌军多人，还有所缴获，但自己也伤亡9人，打了一个消耗仗。但是，贺龙勇敢机智，临战应变的能力，对弟兄们、士兵们的爱护，却深受大家的钦佩和崇敬。
到了3月，北京政府纠集大军向湖南进攻，湖北的起义“自主”武装已经失败。援鄂湘西民军便纷纷撤回湖南，贺龙的队伍也从公安退到澧县。在撤退的路上，贺龙不仅严格命令部队不得扰民，还缴了一个警备队的枪，砸了两个恶名昭著的盐税局，将盐巴无偿地分给当地穷苦群众。由于贺龙率领的队伍与其他队伍极不相同，深受群众拥护，有些穷苦乡民即向贺龙告发冷水界有一大地主豪绅欺压穷人，手段极端狠毒，灭绝人性。贺龙立刻率领队伍抓住这个恶霸，打开仓库，将粮食分给穷人。有些撤退的队伍逢村枪村、逢镇枪镇，贺龙很为恼火，即将这些散兵缴械。
经过近两个月的援鄂之役，贺龙的部队发展到100多人，70多支枪，而且经过战斗锻炼，已有一定的作战能力。
不久，贺龙带了少数人来到石门县夹山寺，拜会他在长沙相处颇久的老革命党人林德轩。林德轩现已担任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他很热情地接待了贺龙，并对贺龙受挫不馁，两把菜刀起义，转战两湖十余县的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云卿啊，你来得正好，我刚刚被委任为军长，我这个军还有三个团是空架子呢。缺的是人，是将才啊！”当即委任贺龙为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驻防桃源县，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一批贺龙当年旧部这时也来投奔贺龙，都是人枪齐全的生力军，这更加充实了贺龙的实力。贺士道也来到了贺龙的军中。
此时，湖南局势又起了很大变化。北洋军阀的部队大举攻入湖南，3月26日占领省府长沙。北京政府任命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湖南的各路护法军纷纷撤退口张敬尧极其残酷地屠杀革命群众，人民恨之入骨，称之为张屠夫。而反对北京政府的护法军却号令不一，各怀异志，护法斗争的前途很不乐观。这使贺龙想起在石门时，林德轩与他谈论党内情况时曾讲过：孙中山虽然组成了广州军政府，身为大元帅，但是，云南、广西原来接受孙中山领导的督军、将领们却不接受孙中山的委任，四川也是诸多将领各霸一方，并不真心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军政府矛盾重重，不法前途不容乐观等等。在这种形势下，贺龙只能按照自己的阅历和认识，忠于职守，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1918年9月26日，在湖南的护法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林修梅等与进入湖南境内的北京政府将领吴佩孚、冯玉祥等数十人联名通电，要求北京政府代总统冯国璋颁布停战令。实际上，在湖南的南北双方武装已经大部停火，进入常德的北军旅长冯玉祥与湘西护法军也已达成谅解，重新划分了防区。林德轩的第五军移往湘西北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等县。林命贺龙率第一营驻于桑植。这种内战中的奇怪现象是因为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皖系部队伸张势力过大，引起了北京政府中另一个武装集团即直系的反抗。这种派系矛盾直接影响了湖南战局。
第七师师长张敬尧是皖系大将，入湘作战的一些主力部队又是直系将领指挥的，因而对与护法军作战大都采取了消极态度。而护法军各据一方，彼此不相统帅，进入湖南的广西护法军武装更不从大局出发，不愿与湖南护法军合作，而其中任何一支护法军要想单独与北军作战都很难取得胜利。正是这种各有矛盾、各怀鬼胎的微妙情况，才会产生这种战场停火的局面。广东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无可奈何，北京政府总理段祺瑞同样也无可奈何，致使护法和反护法两支势不两立的武装在湖南的不战、不和、不撤的局面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在这种形势下，贺龙率领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回到了家乡桑植。
这时的桑植正陷子凄风苦雨之中。5月，“神兵”扑城风潮刚过，8月又患水灾，政事废弛，盗匪丛生，民不聊生，农村十室九空，县城饥民如潮。县城内居民不足2000，有200多居民奄奄待毙。贺龙率部进入县城，看到这种满目疮痍的悲惨景象，立即整伤军纪，三令五申告诫官兵不准扰民欺市，不准对灾民、讨米饥民歧视；并且亲自会见县长，要他打开官仓，每天拨出几百斤粮食，赈济灾民。他还指定一批住户负责领来官米煮稀饭发给灾民，许多饥民得以重生。当年得到过救济的百岁老人袁芹姑回忆说：“贺龙营长回县那年，进城讨米的人全靠贺营长救济。我家三口人，每人每餐领到一大碗稀饭，合起来有一大瓢，再拌些青菜，就能活命了。”
接着，贺龙着手整顿治安。短短时期内，桑植城出现了安宁平和的局面。贺龙还进行市政建设。桑植是湘西边境的小县，县城“晴天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城外山多水急，险道难行。城东朝阳门外约1公里处就有一段极难行走的险路，名叫乌龟嘴，是通往大庸的必经之路。山陡路窄，偏有一个形如乌龟的石岩立在当道，更使人难以行走，稍不小心，就会滑落河里。肩挑背负的行商过客经过这里要把货物改装，分几回背才能通过。多少年来走这条路摔到河里的人不计其数，群众怨声载道，官府却从不过问。
贺龙的营部就设在离乌龟嘴不远的观音寺，贺龙从小就知道这条路难走，现在更亲眼看见了行路难。他带头捐款，并且动员富户商家捐款，组织开山凿石，敲掉了乌龟嘴，修成了坦道。贺龙又指挥队伍和民工将朝阳门外的泥泞陡坡修成了128级的石板梯路。再将城里的文昌街、东正街等主要街道平整加宽，铺上青石板，将县城外通往四乡的几条崎岖山路加宽到五尺，铺上石板。这个偏僻的湘西山城在短短的时间里改观不少。
为纪念贺龙的政绩，当时桑植各民众团体商户学校选择了吉日，在原乌龟嘴旁立了一块石碑，碑中写有“平易悬衡，圆易社规”等语句，以此来歌颂贺龙为民造福的政绩。
几年征战，贺龙难得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这次进驻家乡，使他有时间回顾过去自己走过的路。他深深感到增长知识、学习文化的必要，痛感要干革命、实现孙中山的主意，只凭勇气是不够的，还要有书本知识。而这时，贺龙也有了一定的条件来请知识分子和招收有一定文化的青年了。贺龙在湘西地区已有了声望，是忠于孙中山的一支护法武装，又有了一个可以立足的桑植县，同时，也有了虽然不多却是比较稳定的经费来源，具备这些条件，使贺龙可以广约贤达，为自己这支不大的部队奠定一些可靠的基础。
贺龙的座上客多了起来，有许多新老知识界人士：前清的拔贡、秀才，民国的留学生、新派文人。他们有的是慕贺龙之名而来的，有的是贺龙亲自恭请来的，有的是礼聘来的。贺龙对他们是礼敬有加，真诚接纳。其中一些人成了贺龙的良师益友，有的被聘为随营老师，为贺龙讲解中外历史、兵法军制、古典名著，贺龙因此获益非浅，在增长知识、开阔思路等方面有了一个飞跃，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曾参加武昌起义的前湖北荆宜施鹤总司令唐栖之在1918年秋天路经桑植，贺龙请他检阅部队，求教军事和对部队的训练。唐栖之建议贺龙注重军训。贺龙深以为是，就请陈图南协助，开办了军事讲习所，招收青年和选拔官兵120名，3个月为一期进行训练。学习孙中山的文章，以及政治、军事、文化等课程。每天三操两课。贺龙亲自兼任讲习所主任，请军校毕业生周敬新主持教务，聘桑植籍的留学生和在长沙、常德等地读书的谷纯如、陈少南、钟慎吾、贺连元等为教官。
贺龙深感自己文化底子薄，又鉴于学员文化程度偏低，学习上进步不快，便请师范学校毕业的廖茂才为文化教官，并委为秘书、助理营副，又把其子廖汉生送往常德的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再聘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肖珍元主讲时事，以提高文化水平，增长对国家大事的了解和认识。贺龙常和学员一起出操上课，严格要求和督促学员的学业。由于广集人才、培养骨干、注重训练，使贺龙和部队官兵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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