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我党一共俘获九百多名国民党战犯、特务等，为了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和改善国际形势，我党采用了“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特赦原则，毛主席说：“我们一直提倡优待俘虏，杀俘虏历来名声是不好的”，因此在毛主席的批示下1959年第一批战犯特赦出狱。然而这并不是毛主席第一次动用特赦，他首次动用特赦令是在1955年，他下令释放一名女囚犯，这位女子名叫黄慕兰。
黄慕兰1907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黄颖初与谭嗣同是同窗，辛亥革命后又是黄兴、蔡锷等人的老师，他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有交往，可以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著名文人的身份让黄颖初在浏阳当地拥有很高的地位。黄慕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她不但学识过人，思想也非常进步，她在周南女校读书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那个时代新女性的代表人物。
黄慕兰年少时喜欢读《列女传》，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女革命者，在周南女校读书时她受益良多，期间她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简报，并在1926年加入共产党，之后开始从事地下工作。为了能做好地下工作，她学会了很多特工技能，1928年她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
在上海工作期间，黄慕兰经常以名媛身份与政要打交道，这也是她最好的“护身符”，1931年顾顺章叛变，当时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捕，我党积极组织营救，周总理找到黄慕兰，让她帮助想办法营救关向应。幸运的是关向应当时并没有暴露身份，而是用化名入狱，而顾顺章并不知情，这给我党提供了营救机会。
黄慕兰思来想去，决定找上海知名律师陈志皋帮忙，她想通过陈父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的地位放人，于是在陈志皋的安排下，黄慕兰与陈父见面。黄慕兰谈吐不凡，在上海是众人皆知的才女，再加上出身名门望族，她给陈父留下极佳的印象，不但让她做自己女儿的家教老师，同时还收她为“过房女儿”，黄慕兰欣然应下。
与陈父打过一段时间交道后，黄慕兰在一个恰当的时机说出一位远房亲戚被误抓的事情，陈父很爽快地答应帮忙，之后由陈志皋出面安排典狱长吃饭，在席间说出误抓亲戚之事，典狱长一口答应下来，可却迟迟没有放人。周总理担心夜长梦多，便让黄慕兰催促此事，黄慕兰直接找到陈父说释放亲戚之事一直拖着未办，陈父非常生气，直接找典狱长对话，之后才知道是书记官不放人，于是派陈志皋送上厚礼，关向应这才得以释放。
关向应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抗战时期贺老总担任120师师长，政委就是关向应，可见他在党和军内拥有很高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关向应在战争岁月里积劳成疾，在1946年病逝，临终前他还向组织上提及：“他日革命成功，慕兰回来，请求组织上一定善待她。”黄慕兰营救关向应立了大功，而她营救出来的革命领导人不止关向应一位。
就在黄慕兰积极营救关向应时，一天她与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聊，恰好邂逅陈志皋的一位同学，在他们聊天时，这位同学透露又抓到了一个共产党头头，对方虽然没有说出叛徒姓名，但细心的黄慕兰通过描述的特征判断出是向忠发叛变了。黄慕兰听后表面不动声色，可心里却十分焦急，之后她以身体不适先行离开，回到家中后迅速将这份情报汇报给上级潘汉年。
潘汉年急忙通知周总理等人转移，等国民党特务前来搜捕时，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均已安全离开，没有给我党带来更大损失。黄慕兰为了方便做特工，脱离了党组织，并与陈志皋结为夫妻，婚后生下四个孩子，国民党败退台湾时，陈志皋抛下妻儿独自逃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黄慕兰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居委会和救济会工作，在1951年重新加入共产党。
像黄慕兰这样的出色特工，本应该得到很好的照顾，可在1955年时她卷入“潘杨案”而被关进监狱，毛主席得知此事后亲自签署特赦令，周总理也为其证明：“她救过我的命”，黄慕兰这才得以释放，然而不久她再次因叛徒一案被捕入狱，直到1980年才沉冤昭雪。之后黄慕兰留在上海政府做参事，离休之后移居杭州，于2017年逝世，享年1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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