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权”之争|信息权|司礼监|康熙|批红|皇权

本文是圆方的第1018篇原创

1677年，年仅23岁的康熙设立了第一个办事机构，南书房
《东华录》中的记录：
“（康熙十六年十月）癸亥，谕大学士等：‘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厥职，且住外城，不时宣召，难以即至。著于内城拨给闲房，停其升转，在内侍从数年之后，酌量优用。再如高士奇等能书者，亦著选择一二人，同伊等入直。尔衙门满汉大臣会议具奏。’”

就是这么一个与博学之士研讨学问、吟诗作，便于深入学习和发扬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的场所。未来却成为了整个中国的最高权力中心，帮助康熙掌控住了整个帝国的权力，这背后都发生了什么呢？

本质上，是康熙通过设立南书房，完成了“信息权”的变更。

康熙设立南书房之前，朝廷的信息传递与处理多依赖于常规的官僚体系。而这一体系，犹如一张庞大而复杂的网，信息在层层传递过程中，极易被截留、歪曲或延误。各个官僚集团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往往会对信息进行筛选与加工，使得身处权力核心的皇帝难以获取全面、真实且及时的信息。

清朝初期，中枢机构主要有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沿袭明制，是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关，但实际权力有限。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朝特设的中枢权力机构，成员由满族上层贵族组成，清初凡军国大政均由其决定。

南书房的设立则打破了这种局面。康熙选拔翰林学士等博学善书之人进入南书房。南书房的成员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在内城有专门的住所，还被暂停了正常的升转，这意味着他们对康熙帝的忠诚度和依赖度大大增加。

这些人脱离了传统官僚体系的部分束缚，直接侍从皇帝左右，他们所接触到的信息无需经过过多中间环节的过滤，能够以更为直接、纯粹的形式呈递给康熙。无论是各地的民情奏报、官员的隐秘行径，还是朝廷政策执行中的细节反馈，都能第一时间为康熙所知。

再者，南书房入值者多为饱学之士，他们不仅带来外界信息，还能在国家大事的讨论中提供不同视角与见解。康熙借此得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帝国运行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等事务。这让康熙在决策时不再局限于少数权臣提供的信息与方案，而是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更周全的考量。

随着时间推移，南书房的影响力逐渐渗透到帝国权力运行的核心环节。诸多政令的酝酿、政策的研讨在此进行，重要官员的选拔任用等人事决策也有南书房的参与。慢慢地改变了朝中权力的平衡。南书房的设立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逐渐形成了以南书房为核心的权力中心，为日后军机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康熙凭借南书房对信息的汇聚与掌控，能够精准地把握帝国的脉搏，洞察各方势力的动向，从而巧妙地平衡各方利益，削弱权臣势力，将权力牢牢掌控于己手，使其成为整个帝国名副其实的权力中枢。康熙通过南书房完成 “信息权” 变更，进而掌控帝国权力的关键所在。

无独有偶，明朝的内阁和司礼监的设置，也是一次通过“信息权”变更，正空帝国权力的尝试。

明朝建立之初，承元制设有中书省，丞相统辖六部，位高权重，在信息传递与决策流程中占据关键地位。然而，这种相权过重的局面逐渐威胁到皇权的集中。

内阁的设立，起初只是皇帝的顾问咨询机构。皇帝选拔一些有学识、有才能的文臣入阁，他们得以参与朝廷机要事务的讨论与处理。这些内阁大学士们，凭借与皇帝的亲近关系以及在中枢机构的特殊地位，开始逐渐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务信息、官员奏疏等。相较于以往由丞相主导的信息传递渠道，内阁的出现为皇帝开辟了一条新的信息获取路径。通过内阁成员对各类信息的整理、分析与汇报，皇帝能够更加直接地了解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状况，不再单纯依赖丞相的中转与解读。

而司礼监的崛起则进一步改变了信息权力的格局。司礼监的太监们在皇帝的授意下，开始代行批红之权。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对内阁呈递上来的奏疏进行初步审核与批示，在这一过程中，司礼监太监们掌握了大量的政务信息，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息的流向与处理结果。他们与内阁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权力制衡关系，内阁负责票拟，司礼监负责批红，皇帝则通过掌控这两个机构来实现对信息权的牢牢把控。

在这种架构下，原本集中于丞相及传统官僚体系的信息权被分散。内阁与司礼监都成为皇帝获取信息、处理政务的重要工具。皇帝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制衡，既避免了内阁专权，又防止了司礼监擅政。

例如在一些重大决策过程中，内阁提出的方案需经司礼监批红才能生效，而司礼监的批红意见又受到内阁票拟的制约。皇帝则在两者的博弈中，清晰地掌握着帝国的核心信息，精准地做出决策，从而加强了皇权对整个帝国的掌控。这种通过内阁与司礼监设置而实现的信息权变更，有效地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成为明朝强化皇权统治的关键手段，深刻地影响了明朝的政治格局与权力运行机制。

从“明清”两朝通过“信息权”变革，完成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组织中，“信息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