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9旅作为八路军120师的主力旅之一，可谓是威名赫赫。
对于其旅长王震，大家也是耳熟能详。也因此有不少人认为王震便是该旅的首任旅长，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
该旅的首任旅长乃是陈伯钧上将，王震当时也只是副旅长。不过陈伯钧仅仅在旅长任上任职未满三个月便被调任，随后旅长之职也被时任副旅长的王震取而代之。
这其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导致了陈伯钧被调离呢？可以说与陈伯钧的一记耳光是分不开的。
陈伯钧，1910年出生，是四川达县人。
1927年时，陈伯钧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同年5月入党。
8月，陈伯钧跟随教导团，准备前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不过行至中途，教导团遭到了张发奎部的缴械扣押。
陈伯钧乘机逃脱后，加入了第二十军独立团，随后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
之后，陈伯钧跟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职务上也不断擢升。至井冈山会师红四军成立时，他已经为红31团一营一连连长。
这一期间，陈伯钧还曾担任过毛主席的护送任务，面对生死危机他也有着毫不畏惧的卓越表现，这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到了1932年10月，陈伯钧已经担任了红五军团参谋长一职。
这与毛主席的信任、重用，他自身英勇善战，黄埔出身，老资历显然是分不开的。
长征开始后，陈伯钧担任红五军团红13师师长。湘江战役中可谓是九死一生，战功赫赫。
1935年7月草地会师后，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任红九军参谋长。
不过这一期间，他与张国焘多有意见相左，也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因此遭到了张的打击报复，被免去了军参谋长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直到1936年7月，贺龙所部与四方面军会师，红二方面军成立，陈伯钧才在贺龙、任弼时举荐之下接任萧克（此时萧克擢升为副总指挥）担任了红六军团军团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协定，红军也只有三个师的番号。如此一来，红军也进行了改编，干部进行降职使用也是自然。改编后的359旅，下辖由红6军团编成的第717团、由红军第32军等部编成的第718团。此前担任红六军团长的陈伯钧也由此被任命为了120师359旅旅长。
至于王震将军，则被任命为副旅长。此时的陈伯钧也不过才27岁，可谓是意气风发。
在当时的军队调动上，陈伯钧率718团和旅直属营一部留守陕甘宁边区，王震则率717团和旅直属营一部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
而在留守边区保护边区防卫的同时，陈伯钧还承担了筹措粮草的任务。这个工作在当时普遍贫困的陕甘宁边区困难性可想而知。
1937年10月17日，陈伯钧接到八路军总部回复，让他派人前往总部领款，给部队制作冬装。
解了燃眉之急，陈伯钧自然是喜出望外。随即便安排会计老袁搭车前往延安领款，同时又召集了留守干部召开旅部后勤工作会议。
结果会议开始没多久，就听到了院子里传来了争吵声音，陈伯钧自然不高兴，便出来看。
“什么人吵架！”
“正好他们的车去那边，我要搭车，他们不光不让搭，还骂人。”
听着会计老袁的抱怨，陈伯钧便上前理论。
“为什么不让搭车？”
“凭什么让他搭车，他算老几！”
“你知道他去延安是干什么吗？”
“我管不着，干我*事！，关你*事！”
说到气头上，陈伯钧终于忍无可忍，上去就抽了这个司机一记耳光。之后在众人的劝阻下，才算拉开，避免了事态升级。
这个“司机”为啥敢如此？
原来这个“司机”乃是军委直属的摩托学校的学员，又是刚从苏联留学回来，自然是颇有些心高气傲的。
而在被打后学员也觉得委屈，便在赶回延安后便将陈伯钧给告了。
陈伯钧当然有理由，毕竟司机不载会计领公款，蛮横无理，顶撞上级。
可是问题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旅长打人”这把舆论快刀无疑是极有杀伤力的，影响也很不好。就这样事情闹到了毛主席案头，两天后毛主席也亲自找来了陈伯钧与他谈话。
陈伯钧是自己的嫡系爱将，平素里毛主席对他也多有爱护（这种爱护甚至于包括了陈伯钧在误杀上级时，力主让他戴罪立功）、赞扬，但是此事的影响太坏了，就这样陈伯钧被毛主席严厉批评，并调到了党校学习。
八路军总部也在经过研究之后，决定让副旅长王震接任陈伯钧旅长的职务。
而在党校学习之后，陈伯钧先后担任了延安抗大担任训练部部长、抗大第二分校校长等职务。
直到1942年，他才出任了129师358旅副旅长兼陇东军分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后，陈伯钧历任了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东北民主联军“上级干部大队”大队长、合江军区司令员、第一兵团副司令员等职。
事实上，我们也能明显的看出这一巴掌所带来的边际效应非常之大，它导致了陈伯钧将军几乎缺席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前线战斗，即便是解放战争时期他也直到后期才算是又一次到了前线。
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了上将军衔。1974年2月6日，64岁的陈伯钧将军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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