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说经济学是慢慢忘记历史的话（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杰弗里·霍奇森所撰《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一书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那么管理学是早已经把历史忘记了。但国内外管理学界与企业史学界就有那么一些学者“执迷不悟”，深信历史这一历时性的视角不但可以弥补管理学学术界共时性视角的不足，而且对管理学实践界也具有相当的实际效用。“企业史研究”公众号现转载刘昶（笔名，任职于某管理学刊物）所撰写的“逃离管理时尚”系列文章，共分三期刊出：其一，《从历史到当下：在管理史中思考答案》；其二，《从历史到未来：在管理史中发现可能》；其三，《从历史到自我：在管理史中听见召唤》。以往企业史学者都是从历史学的视野看管理学。现在让我们转换下角度，看看管理学视野中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或许能给历史学者带来不一般的感受与启示。（Richard）
在“逃离管理时尚”系列的前两篇文章（《从历史到当下：在管理史中思考答案》《从历史到未来：在管理史中发现可能》）中，我谈了管理史有助于管理者更好地面对当下、面向未来的看法。最后一篇，回到管理者自身，谈谈管理的后果以及管理/管理者的使命。管理史可以帮助人听见使命的召唤。
管理史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管理思想/实践所产生的种种或好或坏的后果，本文集中谈一谈管理会产生的两个深远的影响——人性的未来、国家的兴衰。这是管理的社会使命，而发明并实践更好的管理，是管理者的社会使命。当然，这不只是管理者的使命，是整个管理学社区的使命，只是本文谈的是管理者的使命。
管理史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管理并不是必然持续进步的，管理是脆弱的，一不小心就可能倒退。鉴于管理的深远影响，管理者需要保持警惕，推进管理的持续创新与不断进步。
管理的社会使命是什么？发明什么样的管理？管理者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三个连锁的问题互为镜像，人、管理与使命在映射中引导彼此，成就彼此。人、组织与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整合统一的。
看得深远
管理如空气，广泛地存在于人类事物中，无处不在地发挥着它的作用。阅读管理史，可以帮助管理者看到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深远影响，看到管理以及管理者的责任与使命，从而不断地推进管理创新。管理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人们关注比较多的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产品开发、工作意义、身心健康等上，还体现在更深远的影响上，即人性的未来、国家的兴衰。
在2005年，苏曼德拉·戈沙尔出于对诸如安然事件这些美国商业丑闻与商学院教育的反思，写了一篇文章——《不良管理理论正在摧毁好的管理实践》。他认为，我们所谴责的各种管理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管理者所采信的理论促成的。戈沙尔将矛头指向代理理论、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组织设计，以及其他一些理论，这些理论范式对人性采取悲观的看法，例如机会主义、推卸责任、懒惰。
为什么呢？戈沙尔解释说，如果人们认为“地心说”是对，虽然这是错的，但并不会因此改变太阳的运转方式；而管理理论不同，如果管理者采信了，就会改变自己，按照理论的要求行事。管理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存在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所说的“预言的自我实现”现象。
戈沙尔的研究表明了管理理论的一个实践后果，即对人性的影响，也印证了奥利弗·谢尔登的观点，谢尔登在一百多年前（1923年）的著作《管理哲学》中指出：“管理具有塑造人或毁坏人、提升人或抛弃人、培养人或摧毁人的作用。”
戈沙尔的研究以及谢尔登的观点引导我思考：管理即教育，它关乎人性的未来。无论承认与否，每一位管理者都是教育者，即当管理者在施行某种管理理论/实践时，就是在传播与塑造相应的人性观。苏轼的一首诗说明了这一点。苏轼在被贬黄州期间，得第四子，在儿子满月时他作了一首诗——《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而鲁，无灾无难到公卿。”看吧！坏的管理，让人琢磨着如何变得“愚而鲁”。
而好的管理，则成为成人之道。在民国时期，有一家企业——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其成人的管理之道，至今依然极具启发意义。
康元厂的创始人项康原在管理上强调：“务使本厂成为学校化之工厂，教育空气弥漫各处；更使本厂成为工厂化之学校，实行生产教育”。所谓“学校化之工厂”与“工厂化之学校” ，即一方面对职工进行德智体等的教育，使工厂具有学校的性质，另一方面将学理与经验相结合，使人人具有建设能力的公民。
康元厂希望培养健全的人，其十周年纪念刊中说：“训练厂工之目的，非求其为善于生产之一架机器，亦非求其为不可几及之圣贤，而求其为健全的一个人。人之所以为人，自有其应具之条件在，其条件为何？一曰科学的头脑，二曰精熟之技能，三曰良善之品性，四曰强健之身体。徒具精熟技能，充其极，不过成一善于生产之机器；即再具科学头脑，亦不过成一最优良之机器而已。必也益之以良善品性健全身体， 乃成为健全的一个人。”
为此，康元厂设有教育部，提供齐全的各种辅助教育设施，不胜枚举。康元厂做的是教育，而不是当下企业做的培训。康元厂的教育，虽在技术上不及当下的培训，但在格局上则胜于当下的培训，因为它关注的不仅仅是知识与技能，还有更加重要的成人之道。
这值得管理者深思：人长期工作于组织之中，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深受组织如何管理的影响，而组织如何管理源于管理者是如何理解并实践管理的。每一位管理者，事实上都是教育者，都有必要追问自己是如何理解并实践管理的，以及可能会教育、塑造出什么样的人。
管理关乎人性的未来，关乎国家的兴衰。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强国，为何被美国超越？英国之所以成为强国，超越之前最富裕的国家荷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英国掀起了针对市场的公共讨论，对其社会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亚当·斯密写出了《国富论》，英国也彻底且理智地否定了旧秩序。
但在这之后，从“市场经济”时代走向“组织经济”时代时，国家竞争优势之源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不再是“市场”，而是“管理”。丹尼尔·雷恩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要求管理者们更具创造力，更熟悉如何最好地管理一个组织。面临竞争性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管理者不得不发展一种知识体系以最好地配置资源。人们开始考虑个人得失，但它必须适应某种理性的管理框架。”
美国抓住了时代转折的机遇，顺势成为管理思想与实践创新的引领者而崛起，而英国则失落的几十年，未能产生美国那么大影响力的“管理革命”。
英国有着更早、更多、更好的管理实践，一批管理思想先驱者也提出了管理最初的纲要，但是本应成为管理创新主力的工程师，对其工作持狭隘的技术观点，不承认管理问题的存在，无视管理为一种职业、一门科学。而在美国，1880年成立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希望解决被其他工程师协会忽略的工厂管理问题。
1886年，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会议上，管理先驱者、耶鲁锁具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耶鲁和汤制造公司的总裁亨利·汤宣读了一篇论文——《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强调了管理的重要性了，呼吁人们承认和建立管理科学。亨利·汤领导了工程师的观念革命，即说服他们将传统的职业兴趣扩大到管理问题。
亨利·汤宣读论文时，台下坐着一位听众，即日后成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这篇论文给泰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可能由此他讲注意力转向作为一种独立能力的管理。当泰勒提出泰勒制后，汤广为宣传，大力推行，聘请泰勒最亲密的门徒卡尔·巴思到自己的公司帮助推行泰勒制。随后，美国出现了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等一批被称作“xx之父”的管理思想家，以及一系列管理实践创新，如福特流水线生产、杜邦的资本回报率与资本预算、通用电气的工业研究实验室、通用汽车的事业部制、宝洁的品牌管理等等。美国逐步成为管理思想与实践创新的引领者，将管理发展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源头。
回头再看英国，在汤之后，十九世纪末，管理先驱刘易斯为英国管理思想带来了重大进展，使得管理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得到阐释。有趣的是，他的文章发表在美国，而非英国。刘易斯的门徒丘奇则转战到美国，并在美国永久定居。在英国管理学家厄威克于1956年出版的《管理备要》（The Golden Book of Management）这本经理人的“金手册”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英国的管理先驱，然而到了1984年出版的《管理备要》第二卷中，介绍了更多的管理先驱，来自九个国家，但是却没有一个英国人。二战后，英国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反映其企业的低效，热烈地讨论管理是否是一个职业，其中一本书《我们也能繁荣》（We Too Can Prosper）反思并强调了多个团队的研究结论：“美国的工业管理不仅仅是一项商业或职业，而且被普遍认为是高美国生产力的主要动力，是对国家福祉至关重要的服务，是值得社会尊重和崇敬的功能，也是国家力量和进步的主要贡献者。”
管理果真可以影响经济繁荣与国家兴衰吗？戈沙尔及其合作者指出，在现代组织经济中，管理能力是推动企业增长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动力，即管理能力一方面可以促进企业增长，并导致经济中出现更多的大型企业，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的资源禀赋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当然，经济的繁荣与国家的兴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他们认为重要的因素，如资本、技术、劳动力、制度、文化、观念等。在我看来，管理不是根本因素，但是它是核心因素。制度、文化与观念等塑造“管理”，“管理”协调整合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创造价值并构筑企业的竞争优势。钱德勒通过历史证明，组织能力（设备与技能，尤其是中高层管理的技能）是国民经济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决定了国家的兴衰。而组织能力是由管理与组织结构决定的。很多人认为技术是最为重要因素，尤其是当下。对此，钱德勒会怎么看呢？在他看来，技术本身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技术提供潜在的经济效益，能否实现取决于组织能力。
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之后，管理被置于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上，视经营管理与科学技术为推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两个车轮。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各项推进管理现代化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出国考察、学习与交流、发展管理教育、建立机构与协会、著述翻译出版等等。从质量管理、市场营销，到战略、企业文化、人力资源，以及中国式管理、计算机与管理等等，都密集性地成为中国企业关注、学习与实践的对象。由此，中国企业的管理能力得到提升。而今日，企业与国家竞争又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技术固然重要，但是管理至少应该待之以同等的重要性，进一步思考：如何进行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从而增强中国的国家竞争优势。
持续进阶
阅读管理史，可以帮助管理者认识到，管理未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甚至可能出现退步，开倒车。现在企业的培训，特别所谓的数智化培训，看似先进，但是比得上康元厂的教育嘛？所以，管理者需要更多的关注、审视管理实践的状态，以保证管理能够持续进阶，一路向前。
为什么管理不必然持续进步？原因之一是德鲁克强调的，“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科学管理提出来一百多年了，问题不在于谁知不知道，而在于谁做不做得到。做到的人，即使今天做到了，也无法保证明天还可以做到。科学管理能否实现，依赖于管理者能保持科学精神，持续不断地努力、精进、修炼。
另一个原因，企业及管理社会构建出来的，是“人造物”，这意味着如何管理企业会随着管理者的信念与理念的变化而变化。历史学家马格努斯·布莱希特肯说：“对我们人类而言，从医学或工程学等‘硬世界’的过往经验学习，是自然且日常的事，但是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软世界’中，举凡政治、经济与社会，我们总是一再发现，人类不断退堕到如同在阑尾手术中拿出蛋糕刀一样的态度和举止。”为什么？因为“软世界”容易受人之信念、理念及行为的影响而改变，其中之进步或退步又不像在“硬世界”中那么显而易见。这时，以史为鉴就极为重要。
民国时代，在一些企业家看来，企业不仅仅是赚钱工具，还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他们并不会将经济与社会、产业与事业、私与公等二元范畴截然分开。例如，范旭东说：“人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卢作孚有一句话，讲得极好，他说：“我们盼望一桩事业的成功，尤其是盼望一桩事业里工作的人成功。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总经理，或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成功自己；而是盼望每一个人都有工作能力，都能成功所做的事业，使事业能切实帮助社会。许多人都把这个意义弄不清楚，往往败坏事业，成功自己；自己虽说是成功，社会却失败了。因为自己这种成功，是从剥削社会得来。”个人、公司与社会，都在卢作孚的思考框架之内，他追求的是三者的整合兼容，是三重价值的创造。
如是看待企业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公司的成立是为了履行教育、城市服务、教堂、慈善基础设施等公众服务。如果公司不能为公众利益着想、为大众谋福利，是无法得到政府的首肯的。企业家创办企业，可以获得个人利润，但是必须为大众服务。公司的私人属性，并不是天然的、必然的，威廉·罗伊曾说：“私人领域并不是公司天然的发生地，公司的兴起是在公共与私人领域不仅被建构，而且被彻底地重新定义，从而加深了两者区别之后。”公司是我们发明的，其单一的经济、私人属性并不是必然发生的。
管理亦是如此，它的发明者们在一开始就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上。比如亨利·劳伦斯·甘特，我们知道甘特图，但是不知道他的另一些思想——“工业民主”和管理科学的人道化；比如欧内斯特·索尔韦不是在经济层面，而是从国家层面提出“生产率主义”，将之作为社会改革方案。再比如弗朗西斯科·莫罗，强调管理科学和管理方法必须作为实现其社会目标、实现其最终目标（即人能在工作群体中得到满足）的工具来使用。正是这些管理先驱者领导世界掀起了一场“管理革命”。他们超越工厂与经济，从更广阔的社会视角看待“管理”，使得管理不仅成为工厂与企业管理的工具，而且成为推动社会变革、促进社会发展的思想。这是管理的精神，是管理在过去遗失的伟大精神。
现在的数字时代，管理有了更强大、更先进技术的支持，但是如果信念失落、理念偏狭，不仅仅是格局小的问题，可能导致管理实践的倒退。
泰勒进行科学管理研究的伯利恒钢铁邓多克工厂，在一百多年后，成为亚马逊配送中心，高效地运转着，这是一个进步吗？有的人表示惊叹，认为如果泰勒有机会看到诸如亚马逊配送中心等数字工厂的工作效率，会从坟墓里爬出来鼓掌。有的人则表示忧虑甚至愤慨，认为这是“数字泰勒主义”。亚马逊之管理以及其所塑造的工作是否为进步，首先要清楚一点：科学管理与泰勒主义、数字泰勒主义的区别。
所谓泰勒主义，一般认为包括这样一些元素：定额化、标准化、分解化、降低技术要求、对劳动过程进行精确监测和评估。而数字泰勒主义，指的是标准化、过程分解、降低技术要求、自动管理、算法管理、数字测量以及劳动监督等，是经过数字技术强化的泰勒主义。这是科学管理吗？泰勒不会认为这是科学管理，他明确地说过：“科学管理不是任何效率策略。”
泰勒主义的代表性形象是电影《摩登时代》中流水线上的卓别林。但是泰勒不会认为卓别林可以代表科学管理。泰勒曾说过，工人“宁愿受老板责怪，尤其是带着一点人性或者感情的'教训', 而不愿意每天被当作机器零件一样被冷落和忽略 。”可见，泰勒很清楚一点，员工不希望被当作机器零件。
不重视“人”，是泰勒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印象，但并不符合事实。泰勒明确地强调过，推行科学管理必须重视工人的反应，离开了对工人的关心，科学管理就会变质。不妨看看，泰勒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他说：
“故意磨洋工是在计件制之下才发展到极点的。当一个工人由于干得卖力而增加了产量，结果从每件产品所得的工资反而降低了两三倍，他就会横下一条心，完全无视雇主方面的利益。只要磨洋工能防止进一步削减实际工资，他便决计使用这一手段。磨洋工是蓄意蒙蔽和欺骗雇主的一种企图，一个正直的工人多少被迫成为一个伪君子，这对工人的人格发展来说，是不幸的。雇主不久就被看成是对抗者——就差不是敌人。那种本应存在于领导者和工人之间的相互信任，那种感到他们是为共同目的而工作和分享成果的感情和热忱，都完全化为乌有了。”
出现问题时，泰勒将责任归因于管理，而不是人，而且洞见到管理对人性的塑造作用，足见其科学管理思想的领先、深刻、人道。
亚马逊配送中心，建立在泰勒研究科学管理的地方，但却一错再错，只是复制了科学管理的“形”——作为有用附件的效率策略，而未传承科学管理的“神”——科学管理的哲学基础和原则。如果泰勒真的有机会看到亚马逊的配送中心，他会像当年面对损坏科学管理的那些所谓的效率专家一样，指出这是“盲目的效率追求”，再一次提出警示，说道：“不能把管理的机制误当成管理的本质，或者它的哲学基础。”
当下特别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在数字技术之下，如果我们丢弃科学管理管理的哲学基础，那么变质的科学管理，即大家所谓的数字泰勒主义，会以更强大、严苛的方式侵入更多类型的工作，除了产业工人，还包括服务业人员、知识工作，甚至包括管理者自身，会有更多人的变得像机器。时间与技术给了人们创造进步的机会与可能，但是要真正创造进步，还需要哲学基础，需要信念与理念。
纵观科学管理在各国的传播与实践可以发现，其效率策略被采用，而其哲学基础被抛弃，几乎成为共有的历史。在中国，科学管理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步展开，可惜的是，科学管理运动刚刚掀起一个小高潮之后，即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退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才再次走进人们的视线。科学管理革命，事实上，是一场从未完成的革命。面对这次数字技术浪潮，今日中国的管理者，能够从科学管理百余年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更好地驾驭数字技术的浪潮吗？这需要每一个人的回答，但愿我们不负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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