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飞
“35+颠覆政权案”日前宣判，其中首要分子戴耀廷的刑期以15年作量刑起点，因其认罪获扣减刑期至10年，其余被告则被判监禁4年2个月至7年9个月不等。判决向本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传递重要信息，宣告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任何人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
笔者认为，可从三个方向理解判决。首先，判刑突显案件罪行性质严重，定罪被告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还记得2019年“黑暴”横行，社会充斥打砸抢烧，街头暴力不断。揽炒派计划立法会选举年一气呵成，抢占过半数议席，当中戴耀廷更加规划“揽炒十步曲”，提议无差别否决政府预算案，迫使立法会解散、政府停摆、特首辞职，令香港进入紧急状态，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及经济制裁。显而易见，揽炒派密谋的并非一次符合民主原则的选举计划，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行动，旨在结合所谓议会、街头、国际三条战线夺权。若然戴耀廷等人的阴险图谋成功实践，本地社会、经济、民生将会面对严重冲击，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其次，判决展现罪刑相适应原则，以戴耀廷为例，他作为始作俑者，居然于抗辩期间声称自己于国安法生效后角色有限，不会投票否决预算案，亦无法控制或指挥其他人。法官不但未有采纳其辩解，反而在判词中明确指出，他是发起人、初选的组织者和主谋，与案中另外3名被告同属“首要分子”。至于其余被告，法庭表示若果没有他们的参加，计划根本无法展开，裁定他们为“积极参加者”，当中有份发起“墨落无悔”的邹家成等3人，以及具有法律背景的前公民党党魁杨岳桥的情况较为特殊，量刑起点亦较高。
而值得留意的是，判决再次确立国安法与本地法律衔接、兼容及互补。要知道，本案其中一个争议点是，串谋罪属于普通法之下的控罪，国安法的刑期分级是否适用。最后，法官引用终院吕世瑜的案例，指法庭必须把现行本地判刑法律和原则，与国安法相关判刑的条文一同应用，法庭不应将本地量刑法律和原则排除在外。法官认同，三级制未必完全适用，但仍然有参考价值，无碍法庭审视立法者如何看待涉案罪行的严重性。正如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所言，判词尊重和符合“一国两制”精神，是十分合理的处理方式。
观乎案件3年多的审讯，法庭审视各方证据，参考不同案例，最大限度地彰显司法制度的严谨与公正，再次展现香港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法治社会。遗憾的是，判刑结果刚出炉，个别西方政客、反华组织、外国媒体就已经急不及待，肆意抹黑，甚至诋毁判决是所谓“压制自由言论，监禁民主倡议者”。归根究底，这些人既不关心判词内容和法律原则，还要司法机构特事特办，无罪释放，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思维方式正正隐藏了他们的傲慢与偏见。
总括而言，事实胜于雄辩，所谓“初选”根本等同鼓吹革命，是彻头彻尾的政变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便放诸四海，包括美英在内的国家及地区都不会纵容如此大规模的颠覆行动。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违法者就要承担刑责后果，个别人士或团体理应更加尊重香港司法制度，而非蓄意破坏及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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