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已成为一个紧迫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据估计，全球成年人的患病率为5%。预计到2025年，在流感大流行后的时代，这一数字将增加到10%以上。除了严重的精神疼痛，抑郁症还与冠心病等躯体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并在世界范围内与残疾负担和自杀密切联系。
抑郁症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挑战，婚姻状况被认为是潜在的风险因素。然而，以往对这种关联的调查主要集中在西方样本上，通常表明已婚对抑郁症有保护作用。然而，这个结论应该并不适用于全球，因为文化、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方面的差异可以塑造出差异性的婚姻行为。因此，迫切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跨国分析来澄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联。
近日，澳门理工大学李克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王翠翠等人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发表了一项关于婚姻状况与抑郁症之间的关联和因果中介作用的研究成果：“Association and causal mediation between marital status and depression in seven countries”。本研究旨在使用大规模、两阶段、跨国分析，检验不同文化背景国家中婚姻状况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并探讨这种关联的因果中介因素。
这项研究纳入了来自七个国家（美国、英国、墨西哥、爱尔兰、韩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具有代表性的个体水平数据，包括106,556名横断面参与者和20,865名纵向参与者，代表约5.41亿成年人，跟踪持续时间从4到18年不等。
结果显示在所有国家中，未婚个体比已婚个体有更高的抑郁症状风险，合并优势比1.86（95%CI：1.61-2.14）。进一步研究人员还比较了未婚状态的亚类别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与已婚参与者相比，任何状态的未婚与抑郁症状风险增加相关。其中单身的合并优势比为1.79（95%CI：1.46–2.20；P<0.001），离婚/分居的合并优势比为1.99（95%CI：1.53–2.53；P < 0.001），丧偶个体则为1.64(95%CI：1.28–2.11；P<0.001）。在两种不同的敏感性分析中，婚姻状况和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性仍然显著。
然而，这种抑郁风险的大小受到其他因素如居住地区和性别等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婚姻状况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因居住国家而异，具体来说，西方国家（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未婚个体表现出抑郁的风险明显比东部国家（韩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更高（β=0.36；95%CI：0.16–0.56；P<0.001)。此外，婚姻状况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因性别而显著改变，男性的风险高于女性（β = 0.25；95%CI：0.003-0.47；P=0.047），特别是单身男性相比于单身女性而言（β = 0.39；95%CI，0.05–0.74；P=0.026）。
总而言之，这项大规模的两阶段研究结合了不同国家的横断面和前瞻性队列分析，发现未婚（无论亚类别如何）都与更高的抑郁症状风险相关。这种高度的脆弱性尤其出现在西方国家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单身男性中。此外，在中国、韩国和墨西哥，酗酒在丧偶、离婚/分居和单身个体的婚姻状况与日后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吸烟也导致中国和墨西哥未婚参与者出现抑郁的风险因果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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