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意给予足够耐心的投资人更有可能见证项目从起步到成熟的全过程，并最终收获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态度，更是明智的投资策略和远见卓识的体现。
文｜哀佳
ID |BMR2004
在当前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背景下，高校作为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个较为显著的趋势是，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企业大多都从高校科研机构中孵化而来，比如当前热门的具身机器人产业，早期研究便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人形机器人创业热潮中，一度呈现出“北清华、南交大”的格局。
杨子汉是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2022级的MBA校友，在学校技术转移中心担任过科技金融主管，还曾亲身参与到银河通用机器人、国测量子等前沿高校技术转移的项目中。
结合亲身经历，杨子汉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技术评估、市场分析、商业模式设计、知识产权保护、资金筹措、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等需要经过多个步骤。而作为科技成果的供给方，高校具备天然的科研创新背景，能够产出更多具有实用价值和市场价值的科技成果，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初始阶段就具备显著优势。
01
扩大科技成果转化的“朋友圈”
近年来，随着国内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不断推进和完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根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2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的数据，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合同金额持续增长，2022年已达到1582亿元，同比增长约25%。
回溯至10年前，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并不顺畅。例如，转移转化金额超过800万元需报财政部审批，800万元以下则需经过主管部门审批并在财政部备案。
2010年，中关村“1+6”先行先试政策（“1”是指搭建中关村创新平台，“6”是指在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股权激励、税收、科研项目经费管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建设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等方面实施6项新政策）开启了首次“放权”的尝试，将审批800万元以下的权力下放给高校院所自主处置。此外，2010年以前事业单位实行收支两条线，而此政策则开始“让利”，800万元以下的资金直接留归单位所有，不再上缴国库。
以中关村“1+6”政策为开端，2014年进一步推行了“三权”改革试点，在北理工、清华等20家单位进行了更大范围和更大力度的放权让利。2015年，国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下简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通过法律确保“有权转”和“有收益”，实现了责权利的对等。
2016年以后，各大院校主要工作是落实政策，并保障权力下放后的科技成果转化效果。例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提高了对科研人员的奖励比例，从不低于20%提高至不低于50%。针对当时较高的个税，配套实施了现金奖励减半纳税政策，确保收益落到实处。
以北京为例，目前共有90多所高校科技人才资源优势突出，高校间科技成果转化合作交流密切。2018年，北京还组建了高校技术转移联盟，共有成员高校45所。该联盟为成员高校搭建了一个科技成果转化合作交流的平台，建立了协同创新机制，实现了高校间的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和合作共赢。
“通过技术转移部门负责人之间的常态化交流机制，提升了高校技术转移的总体发展水平。做大做强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朋友圈’，并深入探索政、产、学、研、金多元要素协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机制、新模式。”杨子汉表示。
02
“北理工模式”
北京理工大学坐落于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作为首批试点的单位之一，技术转移中心主任陈柏强曾对“北理工模式”的发展进行了总结。
陈柏强认为，高校传统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途径，较为典型的主要有两种：
一是早期的校办产业模式，学校设立全资公司，并派遣管理人员，对教师的科研成果进行转化和产业化，但教师本人无法从中获得收益；二是教师未经学校批准，私下创办企业或以他人名义开设公司，对自己的科研成果进行转化，这种做法缺乏规范性，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
十多年前，北京理工大学开始思考这些传统模式存在的深层次问题。2009年，抓住中关村“1+6”先行先试政策契机，率先探索了以学科性公司为代表的转化路径创新。通过“学校技术入股+实施股权奖励+团队现金入股”的方式，支持教师在岗创业，转化重大科技成果。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实现了学校、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
例如，2009年，北理工支持信息学院雷达技术研究所毛二可院士团队创办了理工雷科，该公司于2015年并购上市；2010年，支持车辆学院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孙逢春院士团队创办了理工华创，该公司于2018年并购重组上市。
自2016年起，北京理工大学进入第二个阶段，开始思考如何通过体系建设，保障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案例得以不断涌现。在此过程中，结合国际先进经验和中国高校的特点，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方面进行了新的创新突破。
传统的高校成果转化管理模式存在多头管理问题：科技处负责项目管理和转让许可合同管理，而校产办或资产公司则负责作价入股管理。然而，科技处作为行政机关，以行政审批为主，受编制限制，难以扩大转化队伍；而校办产业的管理职能广泛，与科研的直接联系不够紧密。为此，北京理工大学于2016年大胆创新，率先建立了“事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的新型技术转移机构。
北京理工大学的做法是，组建专门的技术转移中心，负责全校职务科技成果的转让、许可和作价入股的归口管理，即“事业化管理”。
据杨子汉观察，这一机制结合了事业化管理的稳定性和市场化运营的灵活性，使技术转移工作更加符合市场规律和科技成果转化规律。同时，北京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作为市场化运营平台，有效地弥补了纯事业机制在人员聘用、考核、激励等方面的不足，为高校建设专业化新型技术转移机构探索了新路径。
此外，通过设立综合管理部、知识产权部、企业孵化部和研究发展部等内部职能部门，提供全方位、专业化服务，以满足科研成果转化的需求。同时，注重与企业、政府、资本等多方的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
通过构建“全流程贯通、全要素集聚”的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和运营，开展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和企业孵化等活动，成功促进了高校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和应用。
杨子汉表示：“这些独特的做法不仅提升了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的工作效率，也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北理工模式’为事业单位建设具有市场活力的技术转移团队提供了新的思路。”
但他也提醒道：“科技成果转化在不同高校之间的具体实施情况存在差异。部分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如转化链条长、环节复杂，增加了转化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同时，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较为明显。这些问题要求我们进一步关注并推动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以更好地促进这些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
杨子汉建议，高校可以通过改革教育和研究模式来提高成果转化效率。
例如，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作为商业化的技术转移部门，将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业务进行部署和整合，设立成果转化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科技开发部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这些机构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围绕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管理、运用来制定相关政策。
“高校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推动者，应建立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包括组建具有专业经验的技术转移团队、提供全流程的技术转移服务支持以及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与交流。”杨子汉说。
03
科技金融的关键作用
作为一名科技金融领域的投资者，杨子汉曾在天使汇（即北京天使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和北大燕缘等机构从事创投工作，并参与了银河通用机器人、国测量子等多个源自高校的技术投资项目。在他看来，顶尖高校在VC（风险投资）领域具备显著优势。
“985”高校汇聚了丰富的人才、技术和学术资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优质项目库。这些高校的强势学科能孵化出技术领先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具备高商业潜力和投资价值。而且，由于项目均基于实际科研成果，投资风险和被误导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985”高校在VC领域展现出极高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杨子汉说：“在天使汇，我深入参与了多个项目的投资决策，如投资老虎证券、宽凳科技等知名企业，这不仅锻炼了我的商业洞察力和判断力，也让我更加熟悉投资流程。”
在众多项目中，北景国测给杨子汉留下的印象最深。北景国测主要研发和生产芯片级原子钟，原子钟作为目前最高精度的时间与频率标准，广泛应用于全球定位系统、通信网络及精密控制系统等领域。北京大学作为国内原子钟研究的先驱，为北景国测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相较于传统原子钟，芯片级原子钟具有体积小、功耗低、精度高、频率稳定及成本低等优势，符合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
“参与北景国测的投资，让我深刻感受到科技创新的力量，并激发了我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热情。”杨子汉说。
在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方面，杨子汉认为，市场契合度是关键因素。科技成果转化需紧密结合市场需求，深入了解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以确保有效转化。此外，合理的商业模式和明确的盈利路径也至关重要。可行的商业模式能确保科技成果的商业价值得以实现，而明确的盈利路径则有助于吸引更多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随着杨子汉加入杭州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任科技金融主管，他把自己在北方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对市场化运营的深刻理解带到南方，“特别是在浙江这样一个民营经济高度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能够更深入地探索和实践以市场为引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能够更好地对接企业的实际需求，还能够促进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和产业化，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杨子汉说。
杨子汉认为，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中，投资人应提供多方面支持以促进项目成功转化。首先，资金扶持是不可或缺的，为项目研发和市场推广提供经费保障；其次，投资人应利用丰富的产业链资源，为项目团队搭建合作桥梁，促进技术合作和市场开拓；此外，战略规划指导也至关重要，有助于项目团队明确发展方向，优化业务布局。
他特别强调了一种常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支持要素——耐心。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往往处于研发初级阶段，产品成熟度和市场接受度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投资人需给予项目团队足够的耐心和时间，让他们在产品优化和市场拓展中逐步成长。这种耐心与支持不仅体现了对项目团队技术能力和执行力的信任，更是对科技创新过程中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的深刻理解。
杨子汉说：“缺乏耐心的投资人可能会在项目面临困难或市场反馈不佳时选择过早撤资或施加不当压力，对项目团队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甚至导致项目失败。相反，愿意给予足够耐心的投资人更有可能见证项目从起步到成熟的全过程，并最终收获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态度，更是明智的投资策略和远见卓识的体现。”（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 |《商学院》杂志2024年11月刊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