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工厂”。
百年以前，美国曾是“世界工厂”，他们生产了全球70%以上的汽车，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强国，随着一二次大战的打响，制造业开始转移，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世界工厂”随着人口红利和劳动力开始不断迁移。
二战后，世界工厂轮到了日本。
日本制造业在战后快速崛起，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更是从1950年的2.8%提高到1986年的15.7%，日本制造业的出口和崛起，很大程度上也依赖美国的产业转移和市场。
日美安保体系让日本没有军费支出负担，因而可以专心发展民用产品，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越南战争，都让美国的产业大量转移到日本。
到了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变成了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其中的主要逆差给了日本。
1978年至1984年，日本从美国获取的逆差占到美国总逆差的49%，廉价的日本产品冲击了美国的制造业。
日美贸易摩擦，随之开始。
这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剧本。
到了1985年，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该协议并没有让日本经济衰退，此后日本经历了7年的“平成景气”。
但广场协议的确将日本产品挤出了美国市场，这导致了日本制造业的衰落，日本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也从1986年的22.4%降至2022年的4.6%，同期日本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也从15.7%降至3.6%。
这是日本世界工厂的衰落史，但它对日本而言，标志着从一个工业生产大国，转向以消费第三产业支撑的内需主导型经济体，也让日本迈入发达国家，实现了经济上的转型。
全球化就是这样，产业依靠土地、劳动力成本转移，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产业就会开始向外转移，这个时候尽管制造业开始衰减了，但由于人均财富的积累，消费变成了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
日本经历了这个过程，变成了发达国家，而我们呢？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已经远远超过当年日本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了。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1%，制造业出口则占全球的20%，超过当年日美贸易摩擦时的数据。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日本相似，却又有所不同。
例如，1978年至1984年，日本从美进口是向美出口的51%，但我们2001年至2018年，只有23%。
这说明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比当时的日美还要大得多。
收入是其中很大一个因素。
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这也导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8%，低收入意味着我国在制造业更具有劳动力优势，这有利于我国的出口，但却不利于国内的内需。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商品占美国的市场份额从1985年的1.1%上升到2000年的8.2%，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0.65%上升到4.7%，占美国市场份额提升到2017年的21.6%，这也我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上升到2021年的20.5%。
也正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了。
它背后的主因，是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的时代，消费者的影响力要大于生产者，日本在1960年代就意识到“顾客就是上帝”，而中美贸易也要远比当年的日美贸易逆差更大，加上彼此价值观的分歧，这也导致我们和美国的贸易摩擦，远比当时的日本深得多。
这也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美国在2018年对我国施加关税，这也导致我国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2017年的21.6%降至2023年的13.9%，到2024年，这个数字更是减少到12.9%。
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工厂的地位也在发生改变。
随着中美贸易的降低，墨西哥和东盟、印度越南的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也在提升。
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为什么？
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只有美国可以允许贸易逆差，成为其他国家的顺差池，日本、韩国、乃至越南的制造业崛起都是依赖这个顺差池，包括我们自己。
以2018年为例，当年美国市场只占我国出口的19%，但是却占到我国总顺差的92%，换言之没有美国的市场，就没有我国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
而依靠世界工厂，我国制造业的崛起和经济的腾飞，乃至人们的就业，都是相辅相成的，问题在于，我们还可以吃多久世界工厂的红利？
贸易顺差，是世界工厂最佳衡量标准。但贸易顺差本身，事实上损害的是对外关系。
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两家公司之间的生意往来，当A公司长期买B公司生产的商品，但B公司却相对更少买A公司的产品时，问题自然就会显露出来，而这可能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至少首先不满的，就是A公司的员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凭借来自美国的巨额顺差，可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还可以购买石油、进口高精尖设备等等。
而随着美国的关税不断增高，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制造业的产能向其他国家转移，例如东盟和欧盟乃至东南亚市场。
但问题也非常明显，尽管东盟已经成为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国，但要知道，这些国家并没有美元外汇，单以外汇美元交易结算的话，长此以往贸易逆差的存在，也会让这些国家“吃不消”。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不错的路线，但在眼下来看，根据货币不可能三角，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还不够丰满。
基于此，我国的世界工厂前提，其实就是对欧美的贸易逆差。
而随着欧美不断提高关税，这会倒逼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最终可能会带来一个制造业的衰退。
另外，老龄化的趋势也决定着我国不可能一直吃“世界工厂”的红利。
世界工厂意味着制造业的发达，而制造业又和流水线工人密切相关，当人口越来越老干不动的时候，制造业就会陷入衰退，而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说，指望他们进入工厂，更是不太可能。
支撑我国制造业的，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工，但农民工的数量已经从2008年的平均34岁提高到2023年的43岁，另外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已经和日本相当。
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将快速减少，很多产业后继乏力，这是我国世界工厂衰退的大趋势，不可逆转。
尽管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漫长，但从人口的结构来看，是一定存在的。
以去年为例，在经过两个任期后，关税和各种对华限制不断施加，但去年我国的贸易总顺差中仍然有41%都来自美国，美国的总逆差中也有26%给了我国。
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由美国给予的。现在问题的棘手程度在于，如果特朗普上任后，我国贸易逆差中美国份额占比不断减少，那么这会迫使我国把商品更多卖到其他国家，而其他国家的消费能力可能最终也很难去平衡贸易逆差。
现在来看，世界工厂的红利是迟早会消失的，但前提条件在于，制造业出口的优势之后，我们的增长点在哪里？
理想情况下，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要减少贸易逆差，就是要让我国更多买美国商品，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把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60%以上，只有增强居民收入，才能够增强购买力。
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转型为内需主导型经济，这是我们必然要走的一条路，也是我们必然要抛弃“世界工厂”的标签。
从工业大国转型为消费大国，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人们有日益增长的收入需求和消费需求。这一点很好理解，今天的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已经不愿也无法在制造业工作，更不用说在流水线生产作业。
世界工厂的红利，我们迟早会吃尽，也迟早会消失，但只要我们把控了高端制造业，那么低端制造业就应该分流出去，只有这样，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才会提高，我们的幸福感才会上升。
一个高度依赖制造业出口的经济体，它的风险和不可抗力是非常多的，这意味着我们更依赖外部市场、更依赖出口，当消费端开始设置贸易壁垒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风险波及。
摆脱世界工厂的标签，反而是一件好事，只有引导更多家庭消费，才是我们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最佳路径。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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