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前众多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占优势的预期中，女性、少数族裔和年轻人等被认为是重要支持群体，但从这次投票后的出口民调来看并非如此。就美国社会来说，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决定着“政治光谱”偏移？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语言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寿慧生，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助理孙晓玲，文章来源于《环球时报》2024年11月22日。
本文大约2200字，读完约5分钟。
在本次美国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以300张以上选举人票和领先近400万张全国普选票获胜，让民主党错愕。在选前众多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占优势的预期中，女性、少数族裔和年轻人等被认为是重要支持群体，但从这次投票后的出口民调来看并非如此。就美国社会来说，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决定着“政治光谱”偏移？
各大媒体的出口民调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实，让我们重新认识美国社会在过去4年甚至8年中的变化。根据选前民调，哈里斯的个人优势被认为集中在四类人群：非洲裔和拉丁裔等少数族裔；女性选民；年轻选民；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但出口民调给出的数据显示，此次美国选民在所有方面都在向“右”倾斜。
最受关注的是，民主党丢失了大量非洲裔和拉丁裔选民。在本次大选中，哈里斯赢得的非洲裔男性选民的选票比特朗普高出56个百分点，但拜登在2020年却高出60个点，希拉里在2016年更是高达69个点，8年间民主党损失1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拉丁裔男性作为长期的民主党支持者，在今年“反水”——从2016年希拉里选举时领先31个百分点，2020年拜登领先23个点，滑落到这次被特朗普反超12个百分点。再看拉丁裔女性，虽然以22个百分点的优势支持哈里斯，但比起希拉里的44个点和拜登的39个点，依旧是明显滑坡。
在女性选民方面，民主党在此次大选前期待很高，动用大量资源动员女性选民，内部数据也一直较好，但最终结果却令人失望。哈里斯相比特朗普的优势只有8个百分点，而2020年大选时拜登的优势是15个点。而且从年龄组看，哈里斯在45-64岁女性选民中的得票率甚至落后特朗普1个百分点。
再看年轻选民，同样令民主党失落。30岁以下的年轻选民中，哈里斯的优势为11个百分点，低于希拉里竞选时的19个点和拜登的24个点。在30-44岁间的选民中，哈里斯的优势减弱为1个百分点，而希拉里和拜登的优势各为10个和8个点。在45-64岁选民中，特朗普从2020年竞选时的1个百分点优势上升到今年的10个点。
在不同教育背景人群方面，哈里斯只在拥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女性当中优于希拉里和拜登，高出特朗普16个百分点，但是其他方面都不尽人意。
如何解释这种“蓝”转“红”的滑坡并不容易，简单地归因于民主党哈里斯团队的仓促应战和影响力不足，则会忽略美国社会层面的改变，因为上述很多变化趋势在2016年到2020年间已经发生，延续至今。从民众对两位候选人的喜好来看，基本持平，选民们其实都不太满意，负面印象比四年前都多出5-7个百分点，而且对于两位候选人作为总统的感觉都是担忧多于兴奋。不同于媒体的宣扬，在移民和堕胎两个议题上，特朗普并不占据优势，大部分选民对这两个话题持开放支持的态度，尤其是堕胎问题，65%选民支持其合法化，只有31%反对。
为何在这种负面印象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依旧获得7400多万张普选票？以下几点原因或可解释。
其一是意识形态分歧，体现在党派和教派上。在所有选民中，共和党选民占35%，中间选民为34%，民主党只有31%，显然对特朗普有利。而且中间选民今年明显向特朗普倾斜。2020年拜登在中间选民中的优势为领先30个百分点，这次哈里斯则为17个点，下滑13个点。在宗教方面，64%的选民为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倾向于特朗普，白人男性和福音派教徒尤其如此。
其二是选民对现状的不满情绪。收入水平并没有明显影响到选民的投票倾向，但是他们普遍对经济形势和社会现状感到不满，转而倾向于支持特朗普。接近七成美国选民对经济形势持负面看法，46%认为比四年前要糟糕，只有24%持积极看法；75%的人认为通货膨胀对自己和家庭造成了影响；73%的人对现状感到不满甚至愤怒。
其三是选民希望有一个领导者能改变现状。在5个影响选民投票倾向的因素中，32%的人选择经济并倾向于支持特朗普，远高于其他选项的比例。在被问及候选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时，三成选民选择“有能力领导”，三成选择“带来必要的改变”，而选择这两个选项的选民都大比例支持特朗普。这就不难理解，当美国民众身处各种困顿焦虑中，民主党习惯于宣讲各类价值观，却在处理经济、移民、犯罪、危机等民生问题上无法让普通选民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得到重视，焦躁的选民们自然会选择特朗普这种敢于毫不含糊地给出各种承诺甚至是简单直白的解决方案的候选人。
笔者认为，特朗普本人或许从未改变，改变的是普通美国人的感受。精英们还在执着于防范特朗普如洪水猛兽，但是8年后美国普通民众对他的了解其实已经够多，他们已能够在特朗普的为人和他的政策主张之间进行切割。无论如何，至少他承诺会快刀斩乱麻，解决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让深陷焦虑的普通民众看到有人愿意为解决这些麻烦全情投入，并替他们把内心的不满表达出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就选举投票这件事而言，这其实已经足够。但这或许也是最不幸的一个结果，因为在感到自己和国家面临严重危机之时，美国选民却没有更多的选择。■
文章来源于《环球时报》2024年11月22日
责任编辑：刘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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