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贺龙元帅看来,既然当了共产党的官,就应该努力为党和国家办事,来不得半点儿虚假。
对此,贺龙身体力行。在担任了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后,贺龙便说过这样的话:“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1960年2月起,贺龙准备用一年多的时间,到全国的重点军工企业巡视一遍,作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
对于这件事情,贺龙不仅作了计划,而且真的按照计划,进行了走访。
3月,在广州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贺龙便开始了他的巡视计划。那时候,贺龙先后全了南宁、贵阳、重庆,进行了视察。
3月17日,在来到四川后,贺龙与聂荣臻元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人一起前往了成都市郊的飞机制造厂,进行视察。
此时,贺龙因为腿疾未愈,只好拄着拐棍,忍着疼痛,一步一步地走进了这个工厂里。
那天,在贺龙来到厂里办公室的时候,厂里的领导已经拿着一叠厚厚的文件,在等候了。
按照往常的惯例,厂里的领导一定会将这些文件翻开,挑出重要的部分,向贺龙等人进行汇报。
对此,贺龙也心知肚明。于是,贺龙看着那位厂领导,问:“你拿那么多资料干什么?是不是要汇报?”
听了贺龙的话,厂领导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直接回答道:“是的。”
然而,在听了那位厂领导的回答后,贺龙却一反常态,说:“先不用了,我们看看再说。”
对于汇报工作,贺龙不知道见识了多少。在他看来,听汇报固然重要,但与实地考察相比,听汇报就有些不那么重要了。
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时候起,贺龙便养成了亲自到前线视察的习惯。在革命年代,贺龙为了取得前线的第一手资料,经常亲自到前线去。
建国后,贺龙担任了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
1952年,在西南军区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贺龙便经常到第一线检查调研,发现不少隐藏问题。
那时候,贺龙看到了一份部队同志的反映材料。在那份反映材料中显示,重庆北碚某部政委和第一副部长,为自己盖了讲究的“小洋楼”,严重脱离了群众。
想到为自己盖了“小洋楼”的人是他的老部下,贺龙便决定亲自到现场看看。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贺龙决定亲自到现场看看时,有人关心道:“贺老总,这件事情就不用麻烦您了,交给办公室处理就好了。”
然而,贺龙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不行,这件事情我要写出来作为反面教材,我要是不亲眼看看是什么情况,又怎么能轻易下结论呢?再者说,我们的有些同志刚刚进城没几天,事情还没有干多少,就开始贪图荣华富贵,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我们可不能学李自成,刚进北京没几天,就天天过年,这种歪风邪气绝不能长!”
在看了那栋“小洋楼”后,贺龙又看了附近驻扎的一支部队。
看到战士们的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苦时,贺龙的心里十分难过,当即对身边的人说:“你们回去之后,让那些人从他们的‘小洋楼’里面搬出来,住这里的帐篷,让高炮连的同志们搬进去!”
然而,贺龙的那些老部下还以为贺龙说的是气话,便没有搬家,而是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检讨。对此,贺龙非常生气,当即发了火:
“看起来他们是不服气嘛。我看,对他们的批评还不够。我不反对住好一点的房子,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越搞越好,可现在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现在还不是住好房子的时候嘛。
在这种困难时期,他们大兴土木,浪费资金,这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而负责保卫他们的高炮连却住着帐篷,山上还没水没电,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该有的样子吗?如果不赶快将这股歪风邪气打压下去,我们党和军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还怎么发扬光大?”
看到贺龙真的生了气,有同志劝说道:“贺老总啊,要不让他们重新写一个检讨好了,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吧。”
然而,贺龙却认真地说:“不行!功是功,过是过。虽然过去这两位同志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要是只写个检讨就完事,那么将来谁也会这么干。告诉他们,再给他们一个星期腾出房子给高炮连住,他们的检讨不仅要重写,他们的职务也要降低。”
最终,在贺龙的坚持下,那两位犯了错误的同志这才改正了他们的错误。
11月,贺龙被任命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任职期间,贺龙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他说:“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体育事业更是如此。搞体育工作,不能享现成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在贺龙看来,一支优秀的体育队伍,在比赛中,特别是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赛场上,要战胜对手,取得好成绩,争得好名次,也必须思想、技术、作风“三过硬”。
因此,在各运动队组建起来之后,贺龙便借鉴了他对军队的管理方法,对运动员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精心培育,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国际一流的体育队伍。
1959年12月,在中共中央的批准下,中央军委成立了国防工业委员会,贺龙被任命为主任委员。
任职伊始,贺龙便马不停蹄地视察了一批国防工业。其中,就包括了在成都郊区的国营132厂。
1956年4月,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苏联援助中国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的协议,两国正式签订了苏联第二批援建我国航空工业19项的协议书。
在这个协议书中,就包含了132厂建设项目,其职责是生产新的歼击机。
此时,正值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那时候,为了加强战备,航空工业建设开始转向内地,这个工厂的筹建负责人和苏联专家一起先后在西安、甘肃、新疆、汉中等地进行了考察,看看这个厂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
经过比较,最终将厂址选在成都郊区的黄田坝。那时候,黄田坝还是一个人迹罕至之所,到处可见荒草丛生。
1958年7月,132厂接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总局的通知,该厂的第二厂名被定为“峨嵋机械厂”。
10月18日,132厂正式动工,开始兴建。
1960年3月,在贺龙来到这个厂的时候,该厂还处于建设阶段。
那天,在拒绝了厂领导的文件汇报后,贺龙将办公室从屋顶到地面,从墙到窗户简单地看了几眼。
简单的几眼,贺龙便看出了问题。他发现这里的墙没有经过粉刷,还露着砖缝。
于是,贺龙将他的拐杖举起来,在墙上轻轻地捅了一下。然而,就是这轻轻的一捅,贺龙竟然将一块墙砖捅出了半截,还旋转了90多度!
对此,贺龙百思不得其解,便问:“怎么搞的?”
听到贺龙问,一旁的总工程师回答说:“这是建厂时,为了‘多、快、好、省’,用空心砖砌的空心墙,又没有填满土,砂灰粘接不牢,所以……”
就在这时,贺龙打断了总工程师的话,生气地说:“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穷得连砖都没有了吗?这么简陋的房子,我看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
紧接着,贺龙转过身,看着身边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说:“你是空军司令员,是使用飞机的。你也到外国考察过,人家的飞机制造厂是这个样子吗?”
作为新中国空军的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于1910年4月8日生在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湘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原名刘兴昌。
在生下刘亚楼的第二天,母亲便去世了。此时,父亲一个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抚养儿子,便将他过继给同姓好友刘德香,并取名为刘振东。
后来,养父节衣缩食才凑足了学费,将刘亚楼送到了私塾,开始了启蒙教育。之后,刘亚楼又相继读完了小学、高等小学、长汀省立第七中学。
在长汀省立第七中学,刘亚楼并没有上完,便辍学回到家乡,在崇德小学担任了 教员。在这里,刘亚楼接受了进步思想,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1929年8月中旬,在张涤心和李光的介绍下,刘亚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此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刘亚楼,表示跟党永远干革命,更上一层楼。
在革命的过程中,刘亚楼表现得十分优秀,曾在长征路上多次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参加了突破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进攻遵义、四渡赤水、夺取泸定桥等战役战斗。
1936年6月,刘亚楼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参加学习。后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此时的林彪,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两人又在一起,为国家培养抗日志士。
1938年1月,刘亚楼担任了抗大的教育长,协助林彪、刘伯承和罗瑞卿等领导,组织学校的教学工作。
1939年,在组织的派遣下,刘亚楼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行学习深造。
在苏联,刘亚楼恰好碰到了苏德战争,便参加了苏联红军参与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好被苏军授予少校军衔。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刘亚楼随苏联红军,一起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开始对日军作战。在苏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日军大败。
1946年2月,刘亚楼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1947年10月,刘亚楼兼任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校长。那时候的刘亚楼,年仅37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
1949年4月,在准备率第14兵团南下参加解放战争时,刘亚楼接到中央的同志,要他负责组建解放军空军。此后,刘亚楼便与中国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7月,周恩来打来电话,告诉刘亚楼:“中央决定你和翟云英、王弼、吕黎平四个人8月初赴苏联,去完成争取苏联援助的任务。”
此外,周恩来还在电话里传达了毛主席要接见他们的指示。
在接见的那天, 毛主席对刘亚楼等人说:“你是在苏联学地面指挥的,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抗战初期送到新疆学习飞行的红军干部。你们三人既有地面的指挥员,又有空中的飞机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真是难得的三位一体呀,你们就是空军主要成员的缩影喽!”
8月,刘亚楼一行到达苏联。
来到苏联后,刘亚楼与苏联的有关方面交换了组建中国空军的意见,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很快便草签了一个协议。
随后,刘亚楼将草签的协议和双方会谈的内容以电报的形式,发回了国内。
在等待国内新的指示期间,刘亚楼对王弼和吕黎平说:“根据我过去在苏联办事的经验,苏联政府批准援助计划,至少还得两个月。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抓紧时间做些参观考察工作,以便更多地积累经验。”
后来,在征得了苏联方面的同意后,刘亚楼等人参观了苏联空军总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飞行部队基地等。
10月,刘亚楼一行启程回国。在回国的列车上,刘亚楼高兴地说:“毛主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告,我们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这是人民空军起飞的动员令啊!太好了,有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插翅膀,6所新的航校一定能很快办起来,人民空军一定能很快搏击长空,叫敌人闻风丧胆!”
10月,刘亚楼被毛主席任命为空军司令员,开始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对于空军的建设,毛主席十分关心。在与刘亚楼谈话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亚楼同志,空军的基础如何,起步快慢,关键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在刘亚楼的努力下,中国空军很快便出具了规模,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60年,刘亚楼陪同贺龙元帅和聂荣臻元帅到四川视察。
那天,在用拐杖将墙砖捅坏后,贺龙元帅认为这样的建筑很难满足制造歼击机的需要,便转身对曾在苏联参观过飞机制造厂的刘亚楼询问。
听了贺龙的话,刘亚楼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但没有出声回答贺龙的问题。
然而,从刘亚楼的态度里,贺龙便得到了答案。他当即将身体转回来,再次对厂领导说:“你拿那么多材料,是不是想说建成了多少建筑面积,速度如何快?”
听到贺龙不打算离开这个话题,厂领导赶紧做了解释。他说:“我们厂是在大跃进中开始建设的。为了省钱,一个钱顶两个钱用。要求一年建成,第二年国庆节飞机上天……”
对于这样的解释,贺龙根本就不愿意听。他再次打断那位厂领导的话,说:“我们就是来看工厂和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的。是好是差,眼见为实。”
在贺龙看来,连办公室都是这样,那生产车间就更不用说了。于是,贺龙和聂荣臻、刘亚楼等人一起来到了飞机总装配车间,果然发现这座厂房的设计和施工都非常粗糙。
其中,厂房的跨度有30多米,却用了很细的立柱和横梁,给人一种危险的感觉。
看到这样的施工结果时,贺龙问:“这么大的跨度,柱子和梁又这么细,会不会垮下来?”
听了贺龙的话,那位总工程师回答说:“设计的人说有安全系数。能不能垮,现在还难说。看来必须加固。”
接着,贺龙又问:“你能保证不垮吗?”
这时,厂里的党委书记赶紧解释道:“他是总工程师,是管生产的,不管基建。”
这时,贺龙说:“那好。你既然是管生产的,我就问你,这样的厂房能生产飞机吗?”总工程师回答说:“不能。建厂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有过不少争论。我们也提过意见,但上级没有采纳。”
听到这样的答复后,贺龙立即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即追问了一句:“哪个上级?”厂领导说:“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和基建设计院,都是我们的上级。”
听了厂领导的回答,贺龙缓和了一下语气,说:“你们向中央反映过没有?建筑质量这么差,你们有意见,上级不采纳,你们可以向中央反映嘛。”厂领导说:“没有。”
听到他们没有向中央反映他们的意见,贺龙认真地说:“建设国防工厂,要保证工程质量,这是百年大计。你们厂搞成这个样子,不能生产,这怎么行!”
紧接着,贺龙又对他们说:“你们马上整理一个材料,我拿着‘通天去’。”
说完后,贺龙又想到了这个厂“一年建成,当年生产飞机”的口号,说:“你们去年上天的新飞机在哪里?我要看看。”
听到贺龙要看他们去年生产的飞机,总工程师只好实话实说道:“新飞机连影子还没有呐!”
听了总工程师的话,贺龙已经得到了答案。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他又能怎么办呢?于是,贺龙没有再说话。
1964年10月,132厂的飞机制造基地,才基本建成。这时,距离该厂开工建设,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
11月,该厂生产的歼5甲飞机首飞,获得了成功。
至此,国内第一架自行测绘设计试制的高亚音速全天候歼击机,在国营132厂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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