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不知道的胡思杜
文：陈囧
上篇 忽值山河改
江冬秀与三个孩子，从右到左依次为胡祖望、胡思杜和早夭的胡素斐
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的生平，尤其是他在反右运动中自杀前后的经历，早已有不少人专门谈过。就我所见，沈卫威先生的《胡适的小儿子思杜之死》与朱正先生的《胡适和他的右派儿子》已经为我们勾勒了1948年12月14日胡适夫妇离开北平后胡思杜的基本人生历程：留北平—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写文章批判父亲胡适（实为学习总结的一部分）—分配唐山交通大学—1957年在“ 鸣放”期间发言—打成右派—1957年9月21日写下遗书后自杀。近几年也偶有胡家亲友的回忆文字登在《胡适研究通讯》上，使我们对小名“ 小三”，绰号“ 坦克”的胡思杜有了一些直观的了解。
1930年12月17日胡适夫妇与胡思杜合影
我这篇小文当然不是要做什么翻案文章，只是想做一点“ 补记”的工作。最近我偶然对“ 思杜之死”发生兴趣，就“ 动手动脚找材料”了一番，略有所获，可稍稍补正之前一些不确切的说法。待我一一道来。
首先，我想指出，最早刊出胡思杜著名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的并非人们常说的1950年9月22日的香港《大公报》，而是9月16日的上海《大公报》，接着是两天之后的重庆《大公报》，然后才是9月22日的香港《大公报》。所以所谓这篇文章是“ 外宣”在前内销在后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几天之差本不要紧，只是9月16日恰好是胡思杜到唐山交通大学（1952年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即现在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报到的日子，在批判父亲的文章见报这一天入职，可算是意味深长的巧合，而沪渝港三地《大公版》渐次刊发同一篇文章，大概是有高层精心策划安排了。
1950年9月16日上海《大公报》，思杜的文章在左下角，注意最上面的日期
这篇批判父亲的文章后面我们再谈。
鼎革之际，胡适乘桴浮于海，抵达美国之后，很多美国旧交故友来信问候，而在保存下来的英文来信中，至少有Sam Mitchell、Roussell A. Willis, Jr、Prescott W. Townsend三人专门向他探听思杜的下落，思杜的人缘看来不差。
Townsend与胡适的美国女友哈德门太太相识，他辗转联系到胡适。在留有英文打字稿备份的1950年5月5日致Townsend的回信中（胡适纪念馆检索号HS-NK02-009-027），胡适将自己收集到的思杜消息如实告知这位友人，我来译成中文：
亲爱的Townsend教授：
哈德门太太已经给我看过您3月11号写给她询问我儿子思杜和我的消息的信。她也告诉我您对我儿的种种好心之举。我愿借此机会诚挚感谢您为他所做的一切。
我与我的太太于1948年12月共军围城的第二天离开北平。思杜自愿要求留下，为我打包我四散在家中的书。当他装好书，存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时，他已经很难出来了。从此他就一直待在北京。
去年12月，他的一位哈弗福德学院校友到北京找他，发现他身体很好。据这位朋友所说，思杜在一所共产党的学校接受为期八个月的思想灌输（indoctrination）和培训。思杜告诉这位朋友，他的同伴中不乏要人，其中一位一同受训的人是前北平市长。后来我又从其他一些消息源得知，另一位前市长也在同一个学校接受思想灌输。这两位前市长都是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的。
这位中国的哈弗福德校友转达了思杜的口信，思杜要我别为他担心，他会照顾好自己，他还说“ 您一生努力介绍到中国的那一套，至今日全部被中共清算中”。我要指出，他不用现在完成时而用现在未完成时态，这已经是相当客气了。
上面提到的这位年轻朋友是在成功抵达香港之后写信给我，所以他可以在完全自由状态下写信。另有一位最近从美国回到北京的朋友写信给哈德门太太，说他和思杜一起吃过一次晚饭，还说思杜正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而且已经大有变化，“ 在这所大学里的培训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新人”，信里还说，“ 思杜告诉我们，他有一天在厨房里帮手，为一千人切好了肉。他在大学里很受欢迎，已经被选为什么领导。”我想您能理解，这第二位来信者是在共党控制的城市里写信，读他的话就要打点折扣。
至于我自己，我坐船来美国前在南京和上海待了三个月。我对世界大势、美国的中国政策、世界的未来全都深感困惑。这就是为什么您近来没有在媒体上看到关于我的任何消息。我还得说，虽然花了一年时间苦读书籍、期刊和报纸，我仍旧深陷困惑。
我的大儿子，康奈尔大学1942级的工程师，现在泰国曼谷的一家华人棉纺厂工作。我的太太，之前在福尔摩沙住了大约一年，现在也在曼谷。
十分感谢您的好意，向您诚挚致意。
胡适
另：如我得到思杜的进一步消息，我会转去给您，但我建议您不要直接与他通信。
此处的第一位来信者是徐大春，提到的这封信就是徐大春1949年12月28日致胡适的一封中文长函（HS-NK02-005-034）。徐大春是胡适至交徐新六之子，与胡适一家有终身交谊，他在国门尚未紧闭之前，于1949年年底到大陆公干，专程去见了胡思杜。他转达的“ 您一生努力介绍到中国的那一套，至今日全部被中共清算中”这句思杜口信，就是信里的原文。第二位通过哈德门太太“ 劝降”胡适的是王毓铨（胡适1950 年5 月29 日致杨联升的信中提到王毓铨来信，并引用了上面那段“ 切肉”的话，故可以断定），这封英文信我尚未在胡适档案中寻获。
徐大春的来信当然很值得大谈，而在此之前，我想指出，在胡适的叙述中，似乎思杜留在北平的主要原因只是为他打包装箱书籍，情势的迅速恶化大概是他们一家始料未及的。(公众号：清音轩时空)这一点也可以从思杜1949年1月7日分别写给父母详细交代处理家中琐事的信中得到一定验证，耿云志先生2008年为这两封家书写了一个“ 跋”（《胡适研究通讯》第2期），其中说：“ 从前，我们都以为思杜之没有随父母一起离开北平，是别有特殊原因。现在从思杜给他父母亲的信的内容看来，恐怕让思杜留守，处理未及处理的各种家事，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前引胡适英文信的亲自解释，是对耿云志先生看法的有力支持。
徐大春的信记述他大陆之行的全过程，极有趣味，限于篇幅不便多引，这里主要摘录其中有关思杜的内容（胡适圈划处用下划线表示）：
我回来的时候有机会去北京一次，看到小三，他还好，请您放心。他如今已离开北大，报名加入中共办的政治研究所唸书，即所谓研究马列主义中共思想那一套。这研究所在京城里一所庙里，受训的多是过去国民党的官员，如前北平市长刘瑶章，受训期间为八个月，训练方式是集体住在一起，研究讨论，三二天有中共的人来参加小组研讨，看“ 思想搞通了没有”。我看见小三，他穿了一套蓝灰色的制服，他说他钱够用，能照顾自己，也许训练完毕之后可以有机会去新疆教书。他很希望能因此学些俄文或去莫斯科走一遭。他兴致并不高，不过很现实，过下去再说，离开北京出来他没有什么办法。
小三要我对您说：“ America is your home. 您一生努力介绍到中国的那一套，今日全部被中共清算中。”他不劝您回来，这我也完全同意。他还说，曾有人要他写信给您劝您回来参加“ 人民中国”的工作。
小三还说，最初解放他在北大颇感到点pressure，学校当局有一般（班）人觉得留他在校颇有不便，故最后表示请思杜走。他还说起，投诚人满地都是。像朱光潜等人lie low内心却很痛苦。不多久以前北京报上载有朱光潜的文章，题为自我批评，小三说是当局受（授）意叫他写的。
一班（般）人虽不爱戴新政权，但更不愿意旧的蒋先生那一套再回来，如果有第三方，拥护的人应该不会少。我这次回去，几乎人人都问“ 国际情势会有变化不？”因为国际变化可以说是唯一的可以推翻新政权的力量。要说是中 共内部生问题，至少目前看不出痕迹来。至于要靠国内反抗，更渺茫了。
……
中共作风各方面都是旁敲侧击，避免正面手段。关于个人生活及其他之自由，中 共绝无明文规定禁止，但是所收到的实效却一样，上海人风行的一句话“ 自己识相”。
最后引的两段与思杜无直接关系，但颇能见出1949年末的普遍气氛。“ 自己识相”一语也有着很值得玩味儿的“ 群众”智慧。
除了徐大春和王毓铨，胡适还有别的消息源，在档案中还有一封李景均1950年6月15日写的英文信（HS-US01-006-008），他刚刚设法逃出大陆，信中有一段提到了思杜：
1949年春季学期，我在位于“ 沙滩”的植物学系上一门生物统计学课，那段时间常常见到胡思杜，他安好、开朗。他进了政治再教育学校之后，我们就不大容易见面了，不过据我所知他表现不错。韩寿萱夫妇有时在周末去看他。
关于山河变色之际的胡思杜，徐大春和李景均的目击耳闻似乎之前都未有人引述。他们的话可以与同样设法出逃的沈育光在《我所见的靠拢人物》一书中的记述对照：
他（按：即胡思杜）在学习小组中，常被干部和同学责难，叫他批评父亲，所以每次述及其父时，必满口“ 前进”语气，说他父亲是顽固份子，受国民党利用等等。笔者于“ 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与胡思杜认识后，一见如故，常在一起吃饭谈天，相处甚得，思杜是一个颇为爽朗而极富热情的青年，他很多郁结在心理的话，于不知不觉之间在我的面前倾吐出来。
……
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进“ 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在小组中，又常被干部同学打击，故只好装腔作势，表示与父亲脱离关系，说他系顽固份子，假使不这样做，可能发生不幸的事件。
……
我觉得胡思杜的话，说得非常真实，同时我也相信，遥居美国的胡适博士，对于他一定会原谅的。胡自“ 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合并入“ 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时，亦随之并入，毕业后，仍居于北平。思杜对京剧颇有研究，亦擅长小生戏，为北平的名票。目前他只有唱唱“ 君瑞戏莺莺”，聊以解愁罢了（沈育光：《我所见的靠拢人物》，亚洲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37页。(公众号：清音轩时空)转引自林建刚先生的《儿子批胡适，真心还是求自保》一文）
以上就是我所能找到的有关胡思杜进入华北革大（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前后情况的所有文字。他在革大的学习总结完整版似乎尚存世，曾有传闻就在现在西南交通大学的档案中，我还没见到。这份总结的第二部分的节录本就是轰动一时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从胡适的日记我们得知，他在1950年10月7号收到了胡思杜9月11日的家书，是写给“ 妈妈”的；1957年3月24日，日记又记“ 收到小三从唐山寄来一封信，是平寄的，故经过五十日才到”，极为可惜的是这两封信我在胡适档案中翻查不出来，是否用真姓名寄出，是否有遗失，是否由胡家人亲自保存，均不得而知。前一封信胡适日记里有摘抄部分，后一封则一句原话都未记，殊可痛惜。
这里我想谈谈1950年9月11日的思杜来信，胡适日记中摘录的内容如下：
从去年九月起，我就在学习，学了十一个月以后，上个礼拜毕业了……
在这里舅舅叔叔他们照应我很周到，希望你放心。我从下个星期起（九月十六日）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去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
希望你在美国很快的就习惯下来。爸爸希望他少见客，多注重身体。听说前一向他的身体不大好。书都还存在北大，安好无恙，请放心。
最后一句对照前引胡适致Townsend回信中对思杜留北平缘由的解释，似乎处理家事留下的可能性更大了。
“ 爸爸希望他少见客，多注重身体。听说前一向他的身体不大好”这段话更是耐人寻味，因为这封信是9月11日写的，而“ 上个礼拜”思杜已经毕业了，也就是说“ 学习总结”早就写成交出，《大公报》发表文章的事情也必定已经在安排中。写了文章公开批判父亲的思杜却像“ 没事儿人”一样，关心父亲身体，提醒父亲注意休息。我不禁要做一点大胆猜测，在学习了一套“ 新话”用于公开的场合之后，思杜把“ 人话”留在了家书里，总之就是“ 自己识相”。
我还想做一点更进一步的推断。在1949年胡适措辞强硬地回应了陈垣那封“ 招安”的公开信之后，如果“ 小三”看到了胡适“ 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这句话（朱光潜先生1951年的文章中就提到了，可见胡适的回应传入了大陆），他就可以安心公开批判胡适了，因为这话可以反过来听——“ 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会介意”。参照思杜在写完“ 学习总结”再写的家书一丝一毫的“ 新话”气息都没有，他果然“ 自己识相”。
关于到唐山交大入职之后的胡思杜，我们的所知非常有限。朱文楚先生的《胡适家事与情事》一书中说：“ 笔者高中同学朱君当年正就读于唐山铁道学院，他对’胡老师’（即胡思杜）颇有印象：他教我们公共必修课’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是留过洋的讲师，个子高高的，脸庞圆圆的，一团和气，言谈很’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挂在口上；但派头颇洋派、海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3页）沈卫威先生访问过处理胡思杜身后事的思杜堂兄胡思孟，提到思杜好几年接济胡思孟。
我翻找资料，可以为他们两位稍作补充。在一本题为《唐山文联四十年1949-1989》的资料集中，我发现1951年11月11日唐山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 文联委员会委员”名单中胡思杜赫然在列。（第21页）但我也不禁疑惑，思杜从未有过文学作品或批评发表，为什么会当选为文联委员？
进一步查找，发现在西南交通大学的《校友通讯》第二十五期（ 2013）中有一位梁锦唐写了一篇《唐院时代的“ 粉墨春秋”——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唐院文艺生活的回忆》，其中有一笔提及思杜：“ 唐院教工中只有京剧团经常在明诚堂演传统戏，也请市里兄弟单位的京剧团来演出，那时，京剧梨友还有胡思杜（胡适之子）、朱玲、韩林、赵常仁等老师和职工，胡思杜由于去世早，没有看过他演的戏。”（第105页）
前面引述的沈育光说“ 思杜对京剧颇有研究，亦擅长小生戏，为北平的名票”，看来并非虚言。也有别的亲友故交提过思杜爱唱戏，罗尔纲先生就曾回忆说思杜“ 唱得一口郝寿臣的好戏，他故世后，我每想起他， 就感到他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人家，得去学唱京剧，何患不给舞台增添光彩。”（《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4页）
也许胡思杜是以唐院教工京剧团“ 台柱子”的身份入选了唐山市文联委员？这个假设只能有待于新资料来验证了。
实际上，已经有别的文字材料记录过思杜在唐院演出，但不是京剧，而是话剧，这个记载出自赵诚先生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沦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有这么一段记述：
当时，思想文化教育界重点进行对崇美、亲美和恐美思想的批判。寄居美国的胡适先生首当其冲，他在唐山交大任政治教师的儿子胡思杜自然成为焦点人物。在那场运动中，胡思杜为了自保，违心地大批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美 国 之 音》，他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对于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黄万里来说，胡思杜的行为是不能赞同的。他在家中对胡思杜批判父亲的做法不以为然。
这段话有些地方不尽准确，比如胡思杜写文章批判父亲是在进入唐山交大任教之前而非之后。(公众号：清音轩时空)思杜编写并亲自演出反美话剧应是抗美援朝时期的事情。黄万里先生1950年至1953年在唐院任教，1953年他就调到清华去了，他能观看或听闻思杜的演出只能是在这个时期。
不过我忍不住要为思杜维护一句，黄万里先生的父亲黄炎培1949之后官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他恐怕未必能了解文化战犯之子胡思杜1950年写文章时的处境。
不管怎么说，有机会上台演出应该会给思杜带来不少的快乐，加上他本就开朗达观的天性，再加上他一直有余力接济亲友，1950年初在唐山的思杜似乎过得还算可以。
那么，胡思杜在反右运动中的又有着怎样的遭际？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最为常见的胡适全家福，后排左为胡祖望，右为胡思杜
下篇 柯叶自摧折
1936年胡适送给杜威的全家福，左为祖望右为思杜。胡适题字祝福杜威并说明思杜即思杜威之意
1957年3月24日
收到小三从唐山寄来一信，是平寄的信，故经过五十日才到。
这是七年来第一封信 。信是写给“ 妈妈”的，信凡四页， 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 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 ，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封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画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胡适日记全集》， 第九册，第277页）
“ 七年来第一封信”，那就是从上篇中提到的1950年9月11日思杜家书算起，整整七年。“ 经过五十日才到”，3月24日往回倒五十天，就是1957年2月2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初三，如果胡适只是举其整数，那么思杜这封信很可能是农历元旦写成的，是一封贺岁的家书。
为什么整整七年过去了，音书断绝的思杜突然中断了“ 通讯静默”，要给“ 妈妈”写信拜年，为什么是1957年2月这个时间点？
这当然是“ 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迅速传播到铁幕两端各个角落，(公众号：清音轩时空)引起惊人反响，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影响尤其剧烈。
我们现在可以从各类历史数据库中发现整个1956年大陆各地各种形式的抗争抗议活动，在“ 堵”与“ 疏”两种应对方式之间，中共的最初选择是“ 疏”。于是就有了1956年4月25日MZD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有了4月28日中 央 政 治 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年10月23号发生的匈牙利十月事件给复杂的形势再加了一把火。于是就有了11月10日至15日中 共八 届 二中全会根据MZD的提议，决定于1957年全D开展整风运动。
但是在1949年后短短七年时间里所发生的无数运动早已让广大“ 旧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尤其是1954年由《红楼梦》讨论开始，继之以声势浩大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再奇峰突起一般发生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这三幕连轴转的大戏留下的硝烟仍未散去。为了由D内整风带动D外鸣放，1957年4月30日，MZD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提出著名的口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正式全面展开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同时大力号召党外人士“ 鸣放”。如此循循善诱之下，广大“ 旧知识分子”终于逐渐开腔，大鸣大放了起来。
在这样的大小气候中，胡思杜的反应如何？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读到的是沈卫威、朱正两位先生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内部参考》上钩沉出的思杜鸣放期间部分言论。
我在开始“ 思杜之死”问题的考索之后，最想发现的就是鸣放之前的思杜踪迹，以及鸣放之后思杜命运的细节。目标既已明确，果然“ 功不唐捐”，且让我按捺住心情，以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的从容，慢慢摆出我的收获。
1958年1月2日，当时《香港时报》的社长许孝炎（许孝炎为1920年代初北大英文系毕业，是胡适在英文系任教时的学生）写信给胡适、王世杰二人（胡适纪念馆检索号HS-NK05-073-002），报告1957年底有一位在反右运动中从北京南逃而来的粟明德，讲述了许多外人不易得知的一手消息，他让粟写成长文，题为《赤色暗影下的伪“ 北京大学”》，附在信后。这篇文章中有一长段叙述粟明德所获知的思杜近况。
但在引用这段话之前，必须指出，粟明德的这篇记述颇多耳食之言，不信不实之处不少。他在刚刚逃出大陆时自称出身北京农学院，而许孝炎在信里说北京农学院并入了北京大学，故粟明德也可以称为北大学生，这恐怕是粟明德自称，实际上恰恰相反，早在1949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已经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心思缜密且熟知大陆院系调整的胡适在许孝炎信上的“ 改隶北大”旁边加了一个问号。
胡适打了一个问号
这位粟明德实际上出身桂系军人家庭，后来辗转来到台湾，进入国府，以“ 唐柱国”的笔名写作。因与白崇禧一家有故交，他后来在台湾成了白府常客，据他自称白崇禧认他做了干儿子。
2014年，白崇禧之子白先勇主持出版了一部《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其中有一篇粟明德的口述史记录，由白先勇亲自采访，在口述中粟明德说：
当时北京大学，是全中国最好的大学；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物理系是最热门的科系；我居然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还是第二名录取，我自己也没想到。到了一九五七年，中 gong 搞“ 大 鸣 大 放”，我自然也参加了；后来MZD将大鸣大放转为反右运动，整天斗争，将我定为“ 极右”分子。我心想，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弄死，不是办法，就想到要出走。
从北平农学院直接变成了北大物理系，还是高分第二名录取，这番奇诡变化恐怕只有粟明德先生自己才能说清。
存一点求证之心后，我们再来看粟明德的叙述，下文中我将考证核定他的叙述中的可信部分（辨认不清的字用“ ☐”表示）：
胡公子思杜先生从伪“ 华北大学”毕业受训后，被☐☐☐☐☐逼着写了几篇批判胡适之先生的文章。后来又被派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师。不声不响的工作了几年，还算没有吃什么大亏。经常的“ 思想检查”是免不了的。(公众号：清音轩时空)去年之初，唐山铁道学院有个同学金喆到北平来，对我谈思杜先生进来忽然很活跃，有时竟议论时政，批评中共批判适之先生是乱弹琴，对朋友说：“中共批判我父亲，实在不够资格。世界上几十个大学给我父亲博士学位，共产党说他是伪学者，那么其他国家的人大概是瞎了眼。中共从毛润之先生数起，无论大小党员，有几个是有博士学位的呢？无知无识的批判胡适岂不是情感用事么？”后来在鸣放期间，思杜先生对中共的教条主义作风有所批评，很多同学对他的言论表示同情，唐山铁道学院迟至九月才开始反右派，和思杜先生及该院副院长刘先生的深得人心不无关系。后来思杜先生被残酷斗争，停止职务，刘先生也被撤职。同年十一月末，有同学来信称，思杜先生已送劳动教养。以后就没有再得到他的消息。
粟明德这篇文章落款时间为1957年12月25日。所以“ 去年之初”指的是1956年初，“ 九月”和“ 同年十一月末”都是1957年。
在进入粟明德提供的细节之前，我想为胡适做一点辩冤白谤。常有人将胡适不信思杜死讯说成是胡适关心则乱、一厢情愿、罔顾事实，但实际上所谓事实在没有验证之前都是悬而未定的。胡适从粟明德的长文中得到的消息是1957年底胡思杜被下放劳教，他一向强调“ 无征不信”，之后便到处找验证材料。我们从他1958年5月12日致苏雪林的信中知道，他“ 在今年一月间尚且得友人间接传出思杜被送东北的消息，”而他1958年3月11日这一天的日记里剪贴了一份报纸，其中说“ 本报特派驻东京记者何知航信：据上月廿二日《唐山日报》及《西安日报》同时透露，曾经发言攻击中共的胡思杜及刘不同，刻已遭中共强迫交付’劳动改造’，下乡耕田！”正因为有粟明德的叙述，加上两重验证，胡适一开始才未采信从大陆辗转传出的思杜死讯。
让我们回到主角胡思杜。从粟明德的文章中我们知道，在1956年初，思杜对中共发动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公开表达了不满，认为他们“ 不够资格”。文中提到的这位“ 金喆”已经消失在历史烟尘中，找不出踪影，他提到思杜从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到“ 忽然活跃起来”，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
这一转变一方面是我在一开头略述的大小气候所致，另一方面显然是为1954年11月到1955年8月铺天盖地而来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而发。我们知道，从1955年3月到1956年4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八辑共一百九十五万九千字的《胡适思想批判》“ 论文汇编”。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攻击胡适的文章，加上一本又一本论文选的问世，应该给思杜造成了冲击。1949年前后和1951、52之交的两场胡适批判规模有限，1954年这一场则是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重头戏，是共和国史的重要部分，思杜对此有所感怀应在情理之中。
从1956年初就开始有所宣泄的思杜，经历并感受着整个1956年的风云变幻，到了1957年2月农历新年之际，提笔给远在纽约的父母写信贺岁，这是完全合乎人情事理的。(公众号：清音轩时空)他的出洞，早在引蛇之前。他的大鸣大放也是可以预料的。其实很多所谓右派言论都是鸣放之前就发出并被人有意收集的。或者说大鸣大放是1956年初就开始渐渐升温的各类抗议抗争运动被有意引导之后的爆发。
那么，思杜是如何爆发的？我们从沈卫威先生记录的胡思孟回忆中知道，胡思孟1957年秋（未提准确月份）接到死讯电报来到唐山铁道学院时思杜已经死了，装进了棺材，而他到唐山之后“ 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的，也有批判胡适的”。无论是胡思孟还是后来的江泽涵都没有为我们提供思杜鸣放的细节。
这里其实有一个奇特之处。我们都知道，只要公开控诉有问题的家人并宣称断绝关系，在新朝是可以得到基本生存权的，这种情况至少维持到1966年。所以胡适不应该是思杜受到批判和迫害的主因，因为思杜已经在1950年凭借那篇名垂青史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过关了。为了找出思杜被如此猛烈冲击的原因，我在所有能接触到的右派文件中搜寻，终于渐渐清理出胡思杜的真面目！
现在我们都知道，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5月刚刚开始的鸣放迅速风向陡转，反右运动旋即开始。
自这一年6月15开始，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了“ 情况简报”的“ 整风专辑”，主要内容是各省、市委向中央的电话汇报，汇集起来后每三天一期再下发给地、市委以上的各级党委阅读。在7月15日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刘力平的汇报中，我们见到了右派分子胡思杜的长篇描述，请看：
河北唐山铁道学院反右派斗争的简况 ：该院共有教学人员三百一十七 人，初步排队结果：左派四十七人 ， 中间派二百六十二人，右派八人。目前主要的斗争对像是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胡思杜。胡思杜是胡适的儿子， 解放前曾久住美国，回国后据说曾在北京大学工作，临解放时失业；解放后，先在华北革大学习，后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教书。胡自称他在新社会是过着两种生活：表面上看来积极、舒服，实际上内心深感孤独、茫然、举目无亲。胡自从参加了省政协会议和见到北京右 派 分子猖狂向D进攻之后，就表现幸灾乐祸，大翘尾巴，在唐山市和铁道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却大肆向党攻击，并扬言说：“ 再这样两次，共产党的威信就要扫地！”为了向D进攻，胡和该院民盟支部副主任孙竹生等，在民盟内还组织了学校体制、肃反、建校、思想批判等四个小组。胡是主管思想批判小组的。胡在鸣放中曾写了五篇文章，题目是：（1）整风佳话；（2）科学家的一场哲学课；（3）他已经是个党员；（4）处长太太和科长太太；（5 ）夹心的饼干。内容都是反党和诬蔑干部的。胡还写过一篇“ 踢球记”，内容是攻击铁道部等对学校的领导（未发表）。总的看来，胡的言论内容，主要是集中在如下两点上：（1）支持和传播储安平的“ 党天下”的谬论；（2）诬蔑党和干部。当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反击右派的社论之后，胡在公开场合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但在背地表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违反Z央政策的。胡在民盟讨论人民日报的社论时，曾与民盟内的右派分子勾结，他们共同在讨论提纲中提出了一些带挑拨性的问题，如问人民日报社论，是否是“ 小题大作？”是否“ 提得太高？”是否是“ 整民主党派？是否“ 影响大鸣大放？”现在学校对胡的斗争，除用大字报、漫画、广播等各种方式进行揭露和批判外，主要是通过小组座谈要胡彻底交代。中间分子斗争的劲头还差。胡现在则是采取“ 包下来”和“ 躺下去”的办法，一切大 帽 子都戴，就是不交代自己的具体活动，特别是不愿交代他在鸣放期间去北京、天津、保定到底有些什么活动，以及他与民盟内的右 派分子的相互关系。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准备进一步作一下中间分子的工作，进一步摸一摸民盟支部的内幕，以便更有力地向胡展开斗争。
我终于排出了一个真正的大钱！
让我一点点解读这段话中的细节。在开始之前，我想有必要提一点，这类汇报材料在历史问题叙述上也许常有不谨慎不确切之处，这是资料或执笔者的个人素质有限造成的，而其中对人物的评价当然更不值得深究——除非是反着来读。但是其中的对于描述对象的具体言论，往往极为准确，这也是汇报材料的性质决定的——因言获罪最重要的当然是当下的言论。
文中说思杜曾自称“在新社会是过着两种生活：表面上看来积极、舒服，实际上内心深感孤独、茫然、举目无亲”，我在上篇中曾推断思杜在公开场合使用“ 新话”，在家书中使用“ 人话”，这已经被思杜自己的话证实了。(公众号：清音轩时空)我们也完全可以想像，在两个语言系统中摆荡挣扎是何其痛苦，何其压抑，尤其是说“ 人话”的机会越来越少：“ 举目无亲”，而且还要在一个理工学校里以整日满口新朝的意识形态话语为生。在压抑了六年多之后，刚刚感受到一点气候的异动，思杜就难以遏制地在农历新年之际提笔给父母写家书，其中的况味多么值得揣摩，而这封家书的失落又是多么大的损失！
汇报材料的第二个要点是思杜曾参加了河北省的政协会议，这时他是唐山铁道学院民盟的秘书长，河北省政协和唐山市民盟的档案中可能留有思杜的参会记录乃至发言稿件。思杜在1957年前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主动在各种场合发言的形像已经非常鲜明，他当然不是莫名其妙被打成了右派。材料中提到思杜曾写过五篇文章，又有一篇文章未发表，但题目已经流传，我们可以推断，他在唐山市范围（甚至省级）内的刊物上发表了这五篇文章，未发表的那篇则是私下传阅过。这六篇文章是否存世，到底写了些什么，均不得而知了。
这份材料之后还会再谈，现在让我排出第二个大钱。这枚大钱可以说唾手可得，仿佛就摆在大马路上，却一直无人问津，实在令人不解。在1957年8月22日的《光明日报》上有一篇署名“ 温光均”的评论文章，其标题简直令人拍案叫绝：
继承胡适衣钵的胡思杜
温光均
胡思杜是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的儿子。解放后，他在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中伪装进步，曾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并表示要和他父亲划清界限。革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担任马克思列宁主义资料室工作。实际上，他的思想始终没有获得改造，他仍然十分仰慕他父亲的反动才学，常常对人夸耀他父亲得过数十个博士学位。他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对新社会“ 格格不入”，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感到“ 漠然”，对新的生活“ 缺乏乐趣”，对GCD十分仇视。整风运动开始，他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招牌，到处找寻材料，并找党委委员“ 摸底”。当他抓到了党委的一些缺点时，就下结论说：“ 目前唐院党委处于可悲状态，’死水微澜派’占了多数， 目前已经到了生死存亡阶段。”所谓“ 死水微澜派”，据他解释，就是这一派人，好像一潭死水，经过大风大浪，也只能出现轻微的波澜，这种人无力能领导整风运动。他诬蔑说：“ 唐院党委六年中培养了一批不干事的D员”，“ 党一团糟的根源，在于党的无能”。他在中共唐山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 党的组织是专门相信脱离群众的GCD员的，我们学院的党员是不学无术的，都是依靠党的威信吃饭的。”又说：“ 在学院中，党只有威而无信，有的党员就要成为D夫，那些指东道西，蛮横无理的人，不用问，人们就知道他是党员。”他污蔑新党员都是没有“ 脊梁骨”，“ 口念阿弥陀佛”的人。
右派分子胡思杜叫嚣要闹“ 大民主”。他说：“ 学院党的领导目前已处于被动状态，脱离群众已成其第二天性，对这种人，和风细雨不能解决问题。这种状态如不改变，很可能闹大民主。”当有些学生提出拒绝政治课考试时，他就趁机扬言学生要搞大民主了。
胡思杜很欣赏储安平“ 党天下”的谬论。当全国人民纷纷驳斥储安平“ 党天下”谬论的时候，他还用一种“ 欲扬先抑”的手法，说：“ 储安平’党天下’说法是胡说八道，但’党天下’论在唐院说对了八成。”胡思杜捏造事实，把唐院说成“ GCD一家天下”。他说：“ 唐院系里和教研组里都安插上党员助理和秘书，因此形成助理当政，秘书专权，主任成了溥仪。”
胡思杜的这一系列的右派言行，激起了该院师生员工的无比愤怒，召开了数十次大小会议进行揭发和批判。
1955年胡适发表了《“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他肯定猜想不到，他的小儿子真的要如预言实现一般，在轰轰烈烈的“ 鸣放”之后自杀身死！
《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标题，“ 继承胡适衣钵的胡思杜”，恐怕是所有试图赞扬胡思杜的人虽然偶然在脑中一闪而过但绝不会认真考虑的“ 头衔”。当然，下面我们会知道，8月22日的这篇文章是为接下来9月对胡思杜更为猛烈的批判做的铺垫，这个标题也许更像是“ 栽赃”，但时代变换，这栽赃的话未必不可转作荣誉称号。
一段有些无关的议论之后，我们回到细节。这篇文章提到“ 他仍然十分仰慕他父亲的反动才学，常常对人夸耀他父亲得过数十个博士学位”，这句话足以验证粟明德转述金喆的话千真万确，思杜应该是在1956年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刚结束时多次公开维护过自己的父亲。从今往后，那段话就可以成为胡思杜的传世名言了！
“ 格格不入”“ 漠然”“ 缺乏乐趣”这几个词放在引号中，即是思杜的亲口所言，与前引汇报材料中的“ 孤独、茫然、举目无亲”是同一含义。胡思杜的双重人生已经明白显露，一生最爱京戏的思杜，在人生的最后八年中大概有七年都在做戏中挨过，直到最后的鸣放。
上面排出的两个大钱之后还要回头再谈。现在让我来排出一些小钱。
在7月16日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茹洪生的汇报中，有这么一段话：
从全省反右派斗争揭露出来的材料来看，右派分子可能是合作社的共有两个：一是唐山铁道学院的胡思杜、孙竹生、郭可詹集团，一是石家庄的楚庄、华直、朱洪、柳木风集团，省直各单位的右派分子全部都是单干户。
上面已经引过，7月15日思杜还只是“ 主要的斗争对象”，到了第二天，他已经是河北省仅有的两个右派集团其中一个的头子了。其实几天之前的7月10日河北省委 “ 整风短信”中已经提到：
准备公开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有：胡思杜（交大讲师）、 孙竹生（交大教授）、刘绍兴（市工商联副主任）。
一天之后，7月17日，《河北日报》上一次刊出两篇文章，都在标题中直接点了胡思杜的名，分别是署名“ 叶榛等”的《唐山铁道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向右派分子胡思杜展开说理斗争》；以及署名“ 李文显”的《看看胡思杜是怎样向当猖狂进攻的》。这两篇文章我暂时未寻获，其中必定有胡思杜“ 猖狂进攻”的真凭实据，尤其是他的亲口之言，以后一定找来补叙。
在7月25日刊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第二七五期中，列出了“ 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四个资料”，其中第二项是“ 报上点名的高等学校教师中的右派分子名单”，其中将全国各地报纸上点过名的高等学校（139所）教师中的右派分子（据不完全的统计共321人）一一列举，我们可以看到：
*河北省（共1人）*
唐山铁道学院
胡思杜（讲师）
这份名单有胡思杜在，显得极有趣味，因为名单上几乎是清一色的大牌资深教授，其中有“ 北京政法学院钱端升（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葛佩琦（讲师） 王德周（讲师）吴景超（教授） 贺安（讲师）”，“ 复旦大学孙大雨（教授）”，等等。1944年胡适曾致信赵元任，说当时在哈弗福德学院留学的胡思杜“ 这学期五门功课，四门全部及格。大概’正途出身’， 他是没有希望了。”他恐怕想不到，“ 小三”真有与这些海内知名的“ 叔叔伯伯”在“ 皇榜”上并列在一起的一天，不过倒确实不是“ 正途出身”，而是“ 走异路”了。
换言之，到1957年7月末，胡思杜是河北省唯一一个在省级党报上点评批评的高校右派分子。(公众号：清音轩时空)看过前面这些大钱小钱，这个待遇级别当然是毫不意外的。“ 不够资格”论，“ 死水微澜”论，“ 两种生活”论，组织批判小组，外出多地串联，公开质疑《人民日报》社论，公开为罪大恶极的“ 党天下”论撑腰，任何一条都足够他永久打上贱籍。说思杜“ 猖狂进攻”，真是证据确凿，他那位自称一辈子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批评共产党的老父亲胡适，知道自己的小儿子成了右派集团的头子，也许也要像他评价胡风时说的那样，“ 引为自愧弗如”。
朱正先生在《胡适和他的右派儿子》一文中已经较为完整地引用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内部参考》中涉及胡思杜的三篇文章，分别是：
5月20日 《人民日报 》，《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
6月18日 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新华社唐山十四日讯》
8月21日 《人民日报》，《唐山铁道学院斗争孙竹生 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
我可以为朱正先生补充几篇：
6月11日 《光明日报》，“ 本报讯”：《唐山铁道学院教师帮助学校整风，召开扩大院务委员会讨论建校问题》
8月22日 《光明日报》，温光均：《继承胡适衣钵的胡思杜》
9月8日 《光明日报》，“ 本报讯”：《河北省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得初步胜利》
9月9日 《人民日报》，《实际斗争加强了群众捍卫社会主义的责任心 河北各地揭发大批右派分子》。
对“ 反右运动”素有研究的朱正先生已经极为敏锐地指出，5月20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就是为执行5月14日中共中央秘密发出的《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所精心撰写的稿子，他指出文章近四分之三都是介绍胡思杜言论，所以其实质是将思杜的“ 右派言论”向全国公开，为之后下重手做好铺垫。而6月14日新华社唐山的记者专门来找胡思杜，有意用“ 党天下”论来套他的话，这是一个具体而微的“ 引蛇出洞”。
思杜居然在已经读到6月8日标志著风向转变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仍旧对储安平明贬暗褒，甚至直接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来的太早，是在破坏“ 大鸣大放”的政策。我们都知道，想以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的，而在新朝，甚至连用5月的口号抵制6月的口号都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是负隅顽抗，是恶意解读，是居心叵测。
上面提到这七篇中央级别的报导，加上两篇我尚未读到的《河北日报》上的文章，九篇合在一起应该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当多的“ 右派分子胡思杜”的反动言论。限于篇幅，我不再完整引用逐条分析。接下来我将结合唐山交大校史上的记载，稍微勾勒思杜在1957年6月末开始遭受的猛烈冲击。
依据何云庵主编的《西南交通大学史（第四卷）1949-1972》（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简要时间线：
5月9日唐院党委决定从5月中旬开始在学院开展整风运动气并制定了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学院党委成立了领导整风运动的五人指导小组，因党委书记兼院长顾稀在中央党校学习未归，便决定由党委代理书记于仲友任组长，代理院长白铁岩任副组长。
5月18日 于仲友向全院师生员工作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
5月23- 25日 中共唐山市委邀请唐院教师20 多人举行座谈，征求对市委和学院党委领导工作的意见。座谈会开了三个下午，均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刘汉生支持，会上唐院教师大鸣大放。
5月25日 院党委整风领导小组建议院工会组织群众讨论建校间题。（因唐山校址下发现煤矿，唐院需要迁校，由于高教部、铁道部不重视，选址在全国各地举棋不定，迁校建校问题久悬未决，严重影响了学院教学、科研，成为当时唐院上下一致关心的核心问题）。
6月5日 学院召开院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建校问题。《光明日报》《河北日报》《唐山劳动日报》等报社记者参加了会议。到会的教师、职工、学生代表共达300余人。“ 当晚7点多，天空下著小雨，人们从四面八方又汇聚到明诚堂。晚上参加会议的人特别多，明诚堂楼上、门口都挤满了听众，就是外面窗户下也挤满了师生，他们都在凝神地听着、看着，对学院的未来寄予了关心和期望。”
6月10日 “ 唐山铁道学院建校促进委员会”拟定了《致国务院、铁道部、高教部意见书（草案）》。
6月14日 建校促进委员会作出四点决议。
6月24日校党委书记兼院长顾稀由北京中央党校返校复职视事，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学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唐院的整风运动进入反右派斗争阶段。
7月14日 唐院召开了第五次院务委员会，再次讨论迁校建校问题，会议认为成立建校促进委员会是错误的，这个组织予以撤销。白铁岩副院长检查了自己前一段时间在建校问题上的错误做法。
7月15日 全院召开了保卫社会主义、反右派斗争大会，决定全院教师职工不放暑假，9月份，全院停课一 个月，集中精力，开展反右派斗争。(公众号：清音轩时空)最终，唐院共有包括白铁岩副院长在内的72名干部、教师、学生被划为右派分子。
召开教职工大会的唐院明诚堂，胡思杜就是在这里“ 猖狂进攻”
前面引述的8月22日《光明日报》文章《继承胡适衣钵的胡思杜》最后提到“ 胡思杜的这一系列的右派言行，激起了该院师生员工的无比愤怒，召开了数十次大小会议进行揭发和批判”，也就说，从7月15日唐院反右大会到8月20日左右，胡思杜已经在“ 数十次大小会议”上被猛烈揭发和批判。而且，我们已经知道，早在7月10日，他就已经被河北省委确定为三个要公开点名批评的人之一，两篇点名批评文章则在7月17日刊在《河北日报》上。
胡思杜受批判的言论，除了1956年以来的零星“ 鸣放”，主要是他在5月23至25日唐山市委邀请唐院教师举行的座谈会上和整个5月在唐院学院内部的鸣放。6月24日顾稀从北京带回了新的风向，这时胡思杜应该已经被内定为右派，上报省委。6月14日新华社记者专程找思杜套话，这一次他仍旧“ 死硬对抗”，这样他就为自己断了所有的退路。
在刚刚出版的《唐山市大事记》（新华出版社，2019）中，我们可以读到：
9月3日 唐山铁道学院举行了全院师生员工及其家属三千多人参加的反右派斗争大会。（第161页）
这也就意味着，从6月底被内定为右派，经过一整个暑假狂风暴雨般的攻势，到了9月，仍旧是一个月的全校停课，9月3日，胡思杜要面对着全校三千人的批判大会。
网上的一份唐院俯瞰图。左上角的“ 西操场”应该就是三千人大会的会址
所以，思杜自杀之后，胡思孟来到唐院才会看到“ 满院⼦的⼤字报，都是批判他的，也有批判胡适的”。唐山市乃至河北省第一代右派胡思杜，经过两个多月的疾风骤雨，在9月21日留下了遗书，之后不知在秋季的哪一天，“ 背叛人民”，“ 畏罪自杀” 。
在人生的最后两个多月里，胡思杜遭遇了精心策划的“ 引蛇出洞”，经历了中央的《人民日报》，省级的《河北日报》，想必还有市级的《唐山劳动日报》的点名批评，还有全校三千人大会的当众批判，这些原本应该是为他父亲胡适预备的殊荣，由他一一身受，他也算是不虚此生了。(公众号：清音轩时空)最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畏罪自杀”，“ 小三”还是父亲的好儿子。
他从1956年初的“ 不默而生”，到1957年末的“ 宁鸣而死”，实在不枉费《光明日报》送他的“ 胡适衣钵继承者”头衔。
最后，有一个彩蛋，送给大家。
在一本名为《卫士凯歌》的公安系统破案报告文学集中（上下册，春风文艺出版，1959），有一个故事题为《两张反动传单》。故事讲述一个叫刘广镇的反动分子，在大鸣大放期间张贴反动传单，到了1957年夏反右运动开始，他畏惧无比，妄图逃窜。“ 他从报纸上发表的右派言论中，选中了志同道合的唐山铁道学院耕师胡思杜作桥梁”。刘广镇读到的极有可能就是《光明日报》上的《继承胡适衣钵的胡思杜》。他给思杜写了一封信：
胡思杜先生闻下：
敝以一个高极知识分子的一颗纯良的心向你致敬。朋友，我请求你一件事情，而你不像我这样孤陋寡闻，会启示我一个方向，或者能给我一个实际的物质的帤助。
敝实在不能再呼吸在这个国度里，拟赴港澳，但苦不详需以何种方法或理由得以前去，此乞先生明以教我为盼。并祈您如能给我以物质的帮助，定当感铭心肺，以图后报。
谨此
你的同志
刘剑琴 顿首
九月一日
回信地址：沈阳邮局存局
这封信落款是9月1日，从沈阳寄到唐山，到思杜手里大概就是9月3日左右，正是他刚从三千人批判大会的刑场上下来，收到这么一封自杀兼谋杀，或者干脆可以说就像是另一个圈套的信，他直接交给了学院领导。最后，反动分子刘广镇被依法抓获：
刘广镇战抖地举起双手，恐惧的目光斜瞥了朱明一眼，朱明冷冷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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