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
说到长征就不得不说德国人李德,是李德直接指挥红军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使红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最后被迫长征。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李德作为一名德国人,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战略战术生搬硬套,被称为“图上作业的指挥家”,对红军进行“瞎指挥”,彭德怀还因此骂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在那种吃不饱、穿不暖,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革命年代,连牺牲都不怕的红军将领,明知道他的指挥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还要听从他的指挥?对于这个问题,值得好好研究。
首先看看李德是如何进行“瞎指挥”的
1933年李德到中央苏区的时候,正值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倾全国之兵,采取堡垒封锁、公路切割、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的战略战术,不惜一切代价要剿灭红军。
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中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是:
①红军必须实行依靠人民的人民战争。
②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③对强敌进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
④正确的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
⑤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
⑥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
⑦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
⑧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
⑨反对战略方向上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
⑩反对平分兵力,全线抵御,主张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等。
而李德来了后却弃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不用,只是凭借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得的书本知识,进行教条式指挥,进行所谓的“正规战”。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即对敌人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战术,实施“短促突击”,以保证“不丢失根据地一寸土地”。
所谓短促突击战术,就是敌人修建白色堡垒,红军就修建红色堡垒与之对抗,待敌人进至距我军二三百米远时,命令部队向敌短促快速突击,消灭敌人。
这样硬碰硬的战术虽然一定程度杀伤了敌人,但是自身伤亡也很严重,这种“乞丐向龙王比宝”式的消耗战,红军承受不起。
李德就是以此为战术指导原则,在房间里,围绕地图,指挥红军作战,因此又得了一个“图上作业的指挥家”的雅号。
每当接到前线电报,不论白天黑夜,立即送到他的房间,先由参谋在他堂屋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查找电文所指的地点。
并根据内容按比例绘成略图,用红蓝铅笔标出敌我态势及其行动方向,附在电文后面,翻译成俄文,一起呈送给李德。
李德接过电报后,就围绕墙上的大地图,一边不停地吸烟,一边冥思苦想,不时地拿出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划去。
然后口述命令,让伍修权(李德的翻译)译成中文电文,转交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送给军委的朱德、刘伯承或党中央的博古、洛甫签署后执行。
李德制定的作战指挥地图,连一个碉堡应挖的地点,一个哨兵站立的位置,一门迫击炮甚至一挺机关枪配置的地方,均做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
而当时使用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误差很大,根本没有实测过,有的连地名和方向都不准确。
李德又不考虑敌情、气候及自然条件,甚至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仅凭比例尺丈量地图上的距离,计算部队应有的进度,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加上朝令夕改,来回折腾,弄得前线指挥员手忙脚乱,心中无数,贻误战机。
周恩来对李德的“地图指挥”十分恼火,有时对博古等人说,不能全听李德的,要在一定范围内给部队指挥员必要的机动权。他很少到前线作实地考察和战场指挥,偶尔去一次也是“蜻蜓点水”。
他到了前线不去调查研究,听取指挥员的意见建议,而是检查他的作战方案是否得到了认真贯彻落实,可以说他去一次前线,前线倒霉一次。
一次红五军团第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去阵地视察,看到有一个山头上修了一个孤零零的碉堡,显然是会被动挨打的,他指示部队在河边隐蔽处构筑了工事,这样有利于火力支援和掩护。
工事刚刚修好,李德来了,一看他画的地图上没有这个工事,就责问和训斥:“谁让在河边修工事的?”当即命令把工事毁了,还撤了唐天际的职务。
实战结果,敌人一炮就把碉堡给炸毁掉了,坚守的红军战士全部伤亡。事后一些战士都在议论李德是瞎指挥。
还有一次,李德去前线视察,总政武装动员部部长罗荣桓也随他去了。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镜视察了一下,不知道发现了什么,回过头来正好看见罗荣桓,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命令罗荣桓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
罗荣桓执行命令埋完地雷后,不一会,他又变卦了,又命令罗荣桓再带工兵排把地雷起掉。
但时间来不及了,敌人已经接近埋雷区,罗荣桓没有理睬李德,李德见此情景,暴跳如雷,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
此时敌人已经踩响了地雷,炮弹也打到了李德所在工事周围了,他见势不妙,拔腿就走,此事才算了结。
就这种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军委领导同志和各军团的多数负责人,都对李德不满,抵触情绪很大。那他的指令为什么还能得到贯彻执行呢?
朱德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一次朱德对司令部作战科的同志说:“李德顾问不下去调查,靠看地图、电报指挥,问题不少,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各行其是了。”
还告诉大家:“有些事情,只有碰了钉子,才能吸取教训,这次反‘围剿’斗争中,情况就极为复杂,没有现成的条条,没有成熟的经验,只有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增长才智。
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无论遭受多大的挫折,胜利终将属于我们的。”
看了朱德这段话,我从中悟出三点:一是李德的指挥权来自党中央委托;二是反“围剿”斗争情况、党内思想、组织生活情况复杂;三是红军指战员的政治信念、组织纪律性强。
经过我深入了解,查找资料,下面围绕这三个问题给大家一一解疑。
一、李德的指挥权来自党中央的委托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33年9月,奥托·布劳恩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奥托·布莱恩曾在1918年,参与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的工作,在此期间打过短时间的街垒战,这是他来华之前唯一的实战经历。
1926年,他遭德方逮捕,两年后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校学习期间,他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博古结识。
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奥托·布莱恩进入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工作。
1931年6月15日,驻中国联络站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在上海租界被捕,此即轰动一时的“牛兰案”。
而负责营救的是苏联著名情报人员佐尔格,他多方努力后了解到国民党方面需要2万美元就可以另行考虑。
当时佐尔格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便密电莫斯科,请苏军情报总部立即派专人送2万美元来上海,好营救被捕的同志。
这个任务落到了李德和另外一名德国共产党党员头上,李德就这样来到了上海,完成任务后留在了上海。
说到李德又不得不说另一个人,博古,中共最年轻的领导人,可以说是他把党中央委托给了李德。
博古,原名秦邦宪,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五卅运动。
1926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取俄文名“博古诺夫”,这便是化名“博古”的由来,而博古在俄语中是上帝的意思,毕业后留校工作。
1930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主要负责党的新闻宣传工作。1931年,在上海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
恰逢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党中央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央政治局人员被捕的被捕,逃走的逃走,其中周恩来被迫赴中央苏区,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根据远东局的提议,在王明、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组织改组。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量,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
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6人组成,在决定负责人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由博古负责,时年24岁的博古,出生牛犊不怕虎,欣然接受。
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总负责。1931年10月10日,共产国际批准上述任命,博古成为实际上党的最高领导人。
李德在上海期间和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建立了工作关系,1933年上海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临时中央准备迁往苏区,博古动身前,邀请李德以军事顾问的身份一同前往。
李德当时的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的情报员,他感觉自己去了名不正言不顺,于是让博古发电报给莫斯科给自己一个名分。
博古给莫斯科发了数封请示电报,但直到他离开上海前,才收到回复电文,只是明确“李德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他仅有建议权,没有指示权,更没有最后的裁决权。
但是博古有自己的小心思,他觉得自己太年轻,工作经验不够,又没有任何军事指挥经验,怕领导不了苏区红军,于是在进入苏区后就故意抬高李德的身份,用共产国际这个“太上皇”压人。
博古在李德的接风会上声称:“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的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军事顾问,奥托·布莱恩同志。”
“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
“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对我们的深切关怀和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的崇高感情。”
从此以后党中央负责人博古对李德是言听计从,坚决照办,李德名义是顾问,实际上独揽了红军的指挥大权。
李德的翻译伍修权曾经强调指出:“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所以说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是党中央负责人博古双手奉上的。
二、除了敌情复杂外,当时党内思想、组织生活情况复杂
当时不光敌情复杂,党内思想、党内生活也非常复杂。从1927年以来,党内时而出现“右倾”思想,时而出现“左倾”思想,从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止,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而这一切主要是由王明引起的。
1929年,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写了《两条路线》,提出了在新形势下的左倾政治纲领。他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带头批判李立三错误。
“立三路线”是左的,而王明提倡平分富农土地,加紧组织赤色工会,不承认自由贸易,王明的教条主义、思想左倾程度,比李立三更左。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步登天,一名普通党员夺取了中央领导权,开始向全党推行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给中共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
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他穿一条裤子的死党博古担任了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11月1日,苏区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三大“错误”。免去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
在1932年10月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把毛泽东排挤出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并且全盘否定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把他们的错误路线贯彻到了中央苏区来。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
全会主观盲目地提出中国当时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斗争”。
由于博古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思想路线,导致中央苏区党内军内人员思想很复杂,而且党内生活也不正常。
博古、李德等人听不进别人意见,只要别人反对就打击报复,甚至罗织罪名,进行残酷迫害。
黎川失守,李德把责任归于肖劲光,撤了他红七军团政委的职务,周恩来谨慎从事,据理反驳,才使李德加害肖劲光的主张未能得逞。
总参谋长刘伯承也因为对李德的不满,长征开始前被排斥到了五军团当参谋长。
1934年9月,红军大学有个军事教官,名叫陈时骥,是被俘的原国民党军队五十九师师长。李德去红军大学讲授战术课的时候,陈时骥听后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另外,他对红军的艰苦生活也有所不满,并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写到了日记里,不久陈时骥的日记被人发现,李德如获至宝,亲自审讯陈时骥。
吕黎平说:“那时,正是红军准备撤离中央根据地,‘清理’内部,推行过火斗争时期,李德趁此机会,向中央军委提议并亲手把陈时骥枪毙了。”
从这可以看出当时党内生活是多么不正常,大家是敢怒不敢言,这也是李德能够独揽指挥权,造成我军一次次失败,最后被迫长征的一个原因。”
三、红军指战员的政治信念、组织纪律性强。
广大红军指战员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坚强的组织纪律性是李德能够指挥红军的关键所在。
当年红军生活困难,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红军将领和战士参加革命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哪一个没有在鬼门关走过,难道还怕违抗命令?
只是他们能够坚持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听党指挥,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坚持团结,用朱德的话讲就是,李德是中央委托的,不听他的命令,就是各行其是了。
我们知道朱德千里寻党的故事,第一次找陈独秀要求入党,但是由于以前当过滇军旅长,所以被拒,他没有灰心,后不远万里去到法国,经周恩来介绍才得以入党,从此一生忠于党。
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后,不计个人得失,坦然接受党的决定。
当时王稼祥是唯一支持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军队的人,看到毛泽东被排挤,非常愤懑。
毛泽东反而劝慰王稼祥说:“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的。”
毛泽东在后方仍非常关心红军作战情况,积极出谋划策。
在“福建事变”发生后,积极建议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
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样就将迫使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第五次“围剿”,有力的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但是他的正确意见没有得到采纳,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绝好机会。
虽然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被排挤,但是他以绝高的党性觉悟,不计个人得失,以党的事业为本,深深的打动了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这才有了后面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才有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朱德、周恩来虽然对李德的作战指挥原则不认同,但是仍然以高度的党性原则配合中央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对李德的一些错误做法据理力争,挽救了很多红军指战员生命,纠正了李德很多错误,减少了很大损失。
我想也正是因为广大红军指战员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很强的组织纪律性,所以李德才能代表党中央指挥红军,对红军造成这么大伤害。
今天我们讲到长征,都是歌颂长征的伟大,诚然,长征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有过很多精彩的战例,但是,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长征,在世界史上也没有过。
但长征所付出的代价也远超人们想象,据统计,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时人数8.6万,红四方面军有8万至9万,最后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不足1万人,红四方面军也只有2万多人。
据不完全统计,长征路上牺牲的红军达14万人以上,包括400多名营以上干部,其中军职以上干部就有11人。
张爱萍将军在回忆长征时写道:“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有多少生死与共的战友,在我身边倒下,他们往往来不及说完一句话,来不及投出一个手榴弹,就和我们永别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用无数烈士的生命和鲜血谱写成的。”
是啊,我们不仅要记住长征精神,更要记住那些为了长征胜利而牺牲的千千万万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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