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刘伯承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受批判，巨大的精神压力让这位革命元勋住进了医院，邓小平发言说：
“刘伯承同志今年66岁了，身体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面对邓小平的关心，刘伯承却选择了拒绝，并坚持带病到现场作检讨，最终赢得了与会众人的热烈掌声。
作为共和国的元帅，刘伯承革命经验丰富，曾在战争年代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129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等重要职务。
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刘伯承却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留下的事迹屈指可数，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刘伯承的军事思想问题，二是刘伯承的职务问题，三是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刘伯承曾在苏联留学，军事思想带有明显的苏联特点，与我军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军事思想有很大差异。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渊源，才导致刘伯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转入军事学院工作，后来更是被别有用心之人指责是“教条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刘伯承奉命出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由此与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工作失之交臂。
而对刘伯承影响最大的决定，还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这次会议结束后，刘伯承又被免去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职务。
反“教条主义”最早由林彪提出，毛主席认为林彪的提议很关键，于是指示用整风的方式来整顿新中国的军事工作。
“教条主义”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当时，全国上下对苏联模式进行照搬，结果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后果。
1958年之前，党中央已经多次对“教条主义”进行整顿，整顿的过程中，一些同志提出“两条军事路线”的看法。
刘伯承却并不这么认为，在刘伯承看来，反“教条主义”不应上纲上线，而林彪就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时，苏联高层内部发生了“朱可夫事件”，该事件对我党反“教条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曾在苏联留学过的刘伯承自然受到了牵连。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后，我军历史上被“教条主义”主导的历史全部被翻了出来，刘伯承等人纷纷遭到批判。
上千名与会者要求刘伯承对此作出检讨，迫于政治压力，刘伯承作了自我批评，可是群情激奋的与会者仍然不打算放过刘伯承。
随着粟裕遭受严厉批判，刘伯承的处境再次变得艰难起来，为了平息与会者的声讨，刘伯承决心作一次检讨。
恰在此时，刘伯承旧疾复发，住进了医院，不少人都劝说刘伯承简单表态即可，但是刘伯承坚持要出席大会作检讨。
第二次检讨大会结束后，刘伯承受到了撤职处分，从此再没有担任过实权工作，生活基本上处于半离休状态。
后来邓小平为刘伯承说一番了公道话：“那次会议对刘伯承同志是不公平的，批判他搞‘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从1958年开始，刘伯承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撰写回忆录的工作上，著名的《千里跃进大别山》一书，就是刘伯承在这一时期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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