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邓公怒斥公安部长：
再这么下去，你就不要干了。
这位部长就是刘复之，他曾是朱老总、邓公的秘书，在处理犯罪问题上十分老道，但就在1983年，刘复之交了一份文件给邓公，不料却遭到了邓公的大肆批评。
邓公为什么怒斥刘复之？这份文件究竟有何问题？
点个关注，一起揭秘邓公怒斥公安部长背后的真相。
一 公安文件
1983年，公安部人手稀缺，尤其是公安部长一职，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
这一年又是乱象丛生的一年，地痞流氓满大街跑，无视法律也藐视公安，在这个期间上任公安部长，稍不注意就会遭人暗算。
1973年的时候，公安副部长李震就离奇身亡，等到调查人员赶来时，他已经躺在了公安大院里的热力管道上。
敢在公安大院里动手，可见当时的社会情形有多乱。
为此，也没有几个人敢当公安部部长，邓公挑选了很久，最后才选出一个可靠的人才，他就是刘复之。
刘复之是一个经验老道的老革命，从能力上来说，他无疑是公安队伍里最顶尖的，早年他还在刘伯承身边担任过秘书，处理起事情来，那都是十拿九稳的。
再来看刘复之的履历，也是一等一的干净。
1917年出生，是罕见的华侨家庭，刘复之从小在香港长大，和一般革命战士不同的是，刘复之从一出生就接触着很好的教育，至于进步思想，刘复之很早就有所接触。
1937年，正是抗战爆发的年代，20岁的刘复之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奔赴延安而来，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是他最大的抱负，即便是放弃家业和前途，他也要在延安参军报国。
进入部队后，由于刘复之文化水平高，是我军部队中少见的文化人，没过多久他就当上了朱老总的秘书。
随后就是艰难的8年抗战，有人担心这个从香港来的年轻人吃不了苦，事实上刘复之不仅能善后，对于前线的环境也能很好的适应，建国前的大大小小战役，刘复之都亲身经历过，这也造就了他坚毅的品格。
新中国成立后，刘复之进入公安部工作，期间从未出过任何差错，1980年，刘复之转战政法委，1983年，在公安部缺人之际，他被邓公调回了公安部，并担任部长一职。
这个职位可不低，相当于是全国公安的一把手，统管着整个中国的社会治安。
职位越高，责任也就越大，尤其是在1983年，正处于严打期间，全国犯罪率飙升，到处都是犯罪团伙，已经到了打不完、灭不掉的地步，社会上一度流传着一句话：
好人怕坏人，坏人却不怕法律。
种种乱象，都让刘复之感到了危机。
随后邓公下令，在全国进行一场严打，作为公安部的一把手，刘复之率先响应，他召集各位部下开了一场大会，会上总结了全国犯罪的情况，最后整理出了一份文件。
这是一份关于打击犯罪的文件，里面明确写着要在全国范围内搜查罪犯，丝毫不能包容，务必要在短时间内肃清社会风气，让整个中国重回安稳和平。
随即刘复之便把文件交给了邓公查阅，只要邓公同意，全国公安工作就能按照文件上标注的去执行，按理说，这份文件十分全面，各方面考虑得都很周到，根本不可能出什么问题。
但谁也想不到，邓公看完文件后，脸色直接大变，随即怒斥刘复之：
你这个文件解决不了问题。
邓公为什么会这么说？刘复之的文件到底有何问题？
二 邓公怒斥
刘复之是公安部的一把手，他交上去的文件不可能有问题，为什么邓公看完后会脸色大变呢？
那是因为文件中提到了四个字：
慎用死刑。
刘复之在文件中说到：
在打击犯罪时，尽量不要一刀切，也不要炒剩饭，不该抓的不要抓，该从宽的就从宽，并且要加强基层工作，多做教育、防范工作。
特别是在说到死刑时，刘复之的态度是很谨慎的，除非是罪大恶极的罪犯才能执行死刑，一般的刑犯大多都是教育为主，除非案情十分重大，否则不会加重处理。
刘复之对罪犯为何如此宽容？
其实也是在向国外学习。
1983年刚好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年代，这个时候的中国刚刚和国际接轨，许多地方都不完善，尤其是在法律法规制定上，没有一定的参考。
为了融入到国际中去，我国就效仿起了西方国家，而在西方国家，基本上没有死刑这一说，大大小小的罪犯都不会被被判死刑，而我国也学到了这一准则，到了刘复之这里，文件里自然写到“慎用死刑”。
另一方面，刘复之还考虑到了社会影响问题。
如果动不动就执行死刑，那么必定会闹得人心惶惶，1983年乱象丛生，犯罪人数多，光是唐山，罪犯就高达上万人，如果把这些人全都抓起来执行死刑，那么唐山还剩下多少人？如果把全国十几万罪犯抓起来处决，劳动力又能剩下多少？
考虑到种种因素后，刘复之决定：
只抓该抓的人，抓到之后慎用死刑。
这本是刘复之的综合考量，不料却让邓公变了脸色，邓公之所以会这么生气，那是因为在1983年必须对罪犯严重处理，死刑是必须的。
当年到底乱到了什么程度？
公安已经无法逮捕罪犯，罪犯根本不带怕的，必须出动武警，甚至还要跟罪犯们对着开火，逮捕行动直接上升成了一场战争，火力对拼之后，才能拿下这群罪犯。
先不说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就算是在北京城里，也存在大量地痞流氓，以往流氓是欺软怕硬，这群罪犯却是天不怕地不怕，市委书记的车来了，他们也敢拦，就连邓公座驾出行秦皇岛，半路也遭人围堵，不给过路费就不让通行。
这与这群罪犯，简单的教育是行不通的，抓起来教育一顿再放回去，他们还是会继续违法犯罪，只有加重力度，该死刑的就执行死刑，只有这样，才能遏制住这股不正之风。
另一方面，这群罪犯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80年代有很多外国人来我国做生意，其中也不乏一些政场领导，外宾一来中国，感受到的不是热情招待，而是满大街的地痞流氓，稍不注意，地痞流氓还会对外宾下手。
时间一久，外宾自然对我国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到时候谁还敢跟我国合作？
最后一点，刘复之的文件不够严苛，这恰恰给了下属放水的机会，一句“不该抓的别抓”，就能让不少人钻空子，像那些达官贵人或者是干部的后代，一旦犯法就没人敢抓。
不管怎么看，打击罪犯的手段都该更狠一些，死刑是必要的，不管是谁，红二代来了，只要是犯法，都一律按照法规处理，该死刑的就死刑。
有人说邓公这样做完全不留情面，还有人说邓公过于严格，直到严打中17万个犯罪团伙落网、6个高官子弟被判刑，人们才知道邓公的决策到底有多英明。
这6个官二代究竟是谁？1983年严打又打掉了多少人？
三 6个干部子弟
刘复之的文件里有四个字：
慎用死刑。
正是这4个字，让邓公皱紧了眉头。
在邓公看来，要想彻底打击罪犯，就必须严阵以待，绝对不能照搬西方不用死刑。
邓公为什么这么说？
那是因为1983年已经到了不得不用死刑的时候。
1979年，上海菜市场经常有流氓出没，抢完菜农的蔬菜后，还把一名交警打伤，闹剧演变到最后，足足出动了80多名警员才平息事端。
从这里就能看出，地痞流氓们根本就不怕警察，也不怕被抓。
1980年，一群流氓在广州滨江路斗殴，周遭民警上前劝阻，不料却被活生生打成重伤。
同样在80年代，青海发生特大刑事案件，真凶背景强大，整个青海省无人敢查这件案子。
还有唐山菜刀队事件，就在北京城地下，唐山内部竟然衍生出了这么一群罪犯，市委书记来了，他们敢拦车，公安的车来了，他们敢围堵。
就连开国将军出门，也曾被索要过保护费，甚至还出现过首长的家人被地痞流氓打伤。
和以往流氓不同的是，这群地痞不怕法律，更要命的是，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正是干部们的后代。
比如第一个陈东平，父亲是开国上将陈再道，在红色背景之中，陈东平没有继承父亲的品质，反而走上了哄骗女性、偷听美军电台的道路。
再比如熊北平和熊紫平，两人都是开国少将熊应堂的后代，在军区大院里，兄弟俩玷污女兵，下放到工厂后，两人又多次残害女工。
还有陈小蒙，父亲是上海宣传部的高官，另外还有胡晓阳，父亲在上海市委工作，两人都是干部子弟，最后却都利用手中权力，频繁诱骗女性。
几年下来，遭到两人毒手的女性已经高达数十人，受害者碍于两人的背景，完全不敢揭发。
最让人痛心的还是朱国华，此人的爷爷是开国元勋朱老总，即便是身份显赫，最终也难免让朱国华走上了歪路，玩弄起女性来，朱国华那是得心应手。
像这6位高管子弟，如果不严格打击，恐怕没人敢动他们。
公安部长刘复之在文件中写道：
不该抓的人别抓，慎用死刑。
这恰好给了官二代钻空子的机会，上面的人不敢抓他们，只能抓一些市井流氓，抓到之后教育一顿就放回去，这群流氓年纪小，找不到工作，无处可去，最后还是会继续走犯罪的老路。
如果慎用死刑，根本就解决不了当时社会上的弊病。
这就是邓公皱眉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刘复之的态度太软，手段不够狠，唯有加上死刑，才能吓住那些罪犯。
经过邓公的指点，刘复之也意识到：
对待这群罪犯必须严上加严。
随后刘复之修改了文件，随后新文件下发，在整个公安部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管是官二代还是干部子弟，只要犯法，一律从严处理，中国没有特殊公民！必要时刻可以执行死刑！”
1984年，陈东平被逮捕到案，随即判处死刑。
1983年，熊北平、熊紫平两兄弟也被逮捕，一个被判死刑，一个被判死缓。
至于陈小蒙和胡晓阳，也被判处死刑带上了刑场。
最后来看朱国华，他被判处流氓罪，25岁时就被执行了枪决。
6个赫赫有名的达官子弟都被判处死刑，底下的一群流氓终于开始感到后怕，他们企图在全国范围内逃窜，只可惜，刘复之已经和全国公安打了招呼，全国上下铺设了天罗地网，只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
光是1983年一年，就摧毁了7万个犯罪团伙，收缴的子弹数量更是高达40多万枚，雷管数量90多万个，把这些军火拿到战场上去，都够战士们打上好几天时间，可见当年罪犯们的猖狂程度。
1983年严打，总共打掉了17万个犯罪团伙，逮捕177万人，被枪毙的也高达2万多人。
这样触目惊心的数据，也表明了我国打击罪犯的决心，后来到了90年代，跨进21世纪，我国又进行了3次严打，直到现在，我国犯罪率已经比其他国家低上许多，这一切都得益于当年邓公的决心，也少不了刘复之的严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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