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在1955年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这既是新时代对于军队建设的新要求，也同样是对战争年代一些浴血奋战的将领们功劳的一种褒扬。
按照军衔制的要求，我军现役所有军官分别被授予帅、将、校、尉等不同层级的军衔，这其中便包括威名赫赫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大将”等人，他们也被视作是我军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一批指挥员。
其实自从1927年打响武装反抗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开始，就涌现出来了无数勇敢而又优秀的军事人才。
只不过由于战争时代的残酷，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能够看到光明到来的这一天便长眠于地下。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红军将领，他在战争时代屡建奇功，让敌人感到闻风丧胆，其职务和影响力甚至一度与日后在元帅当中排名第二的彭老总齐名。
但在西路军西征的战役当中他却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壮烈自尽，而丧心病狂的敌人甚至将他的头颅割下示众。这位红军将领名字叫做董振堂 ，他短暂的一生是一曲可歌可泣的壮烈悲歌。
和许多农民出身因为受到压迫而加入红军的将领不同，董振堂在年轻的时候便加入了著名的保定军校进行军事技能和知识的学习，从晚清开始保定军校便已经是当时国内最为顶尖的一所军校，许多名将都是出自这所学校，而能进入这里学习也说明董振堂有着成为一名优秀职业军人的潜力。
在保定军校学习期间，董振堂取得了极为优异的成绩。作为为直系军队输血的一所军校，董振堂不出意外地被学校推荐到了当时的直系军阀部队当中，成为了冯玉祥麾下的一员战将。
彼时的董振堂虽然年轻，但他在直系部队当中已经展现出来了高超的指挥打仗能力以及严格的治军能力，所以不久之后他便被提升为中将师长。
不过董振堂在军阀部队当中的“好运”也就此到头了：1930年在山西和河南一带爆发了蒋、冯、阎三方为争夺地盘的一场战争，这也就是后世所提到的“中原大战”。
虽然在中原大战当中作为冯军主力师长的董振堂全力以赴，但无奈由于实力的悬殊以及冯军队内部的一些矛盾，冯玉祥部队最终还是以大败而告终，不仅自己的地盘丢失，连原有都部队的部队也大都“易帜”归于蒋介石，董振堂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素来任人唯亲的蒋介石并不将这些新晋投入自己阵营的军队当作是自己人，不仅在平素对其多有猜疑，甚至在物资补给方面去卡这些队伍的脖子。
之前作为冯玉祥部中将师长的董振堂在蒋介石阵营也只是被授予了一个杂牌军旅长的职务，这支队伍甚至连最基本的步枪都有着大量的缺口，如此的境遇也让心高气傲的董振堂感到不满。
其实除了地位和待遇之外，最让董振堂感到难以接受的是眼下这个国家的处境。当年年轻的董振堂之所以进入保定军校学习并成为了一名职业军人，最根本的原因其实不是为了他本人的出人头地，而是他想要靠着个人的能力帮助中国走出积贫积弱的现状，让普通老百姓不再受到列强的歧视和欺压。
然而自从参军入伍之后，董振堂从未参与过一场面对侵略者的战役，在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不去组织军队出关抵抗，反而竭力催促包括董振堂部在内的一些队伍加速进行“剿共”，此举也让董振堂对于蒋介石以及他的政权彻底失望。
与此同时，董振堂队伍当中的我党地下成员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这种变化，所以在对上级领导进行请示之后，地下党员对于董振堂进行了策反工作。
其实多年以来的“剿共”经历让董振堂对于我党和红军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他也确实明白红军是一支甘于为国为民的队伍，只是过去由于所处阵营不同他必须要和红军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而如今既然已经对蒋介石们彻底失望，董振堂索性接受了我党的理念，答应率部加入红军。
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带领麾下的部队以“剿共”为名来到宁都，随即宣布全部进行起义加入红军。
由于董振堂部队当中的官兵大都也都是穷苦人出身，对于蒋介石的压榨也不满许久，所以在听到董振堂的号召之后也纷纷响应，在得到红12师的接应之后董振堂部17000余人全部顺利来到了红军阵营，这也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在我军历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红军尚且处在绝对的下风，所以董振堂带领部队和武器装备加入对于整个红军来说绝对一针强心剂，而且这样一个“弃暗投明”的事例显然也极大有利于我党对敌的宣传工作。
在经过整编之后，董振堂所带领的部队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在当时军团一级是红军的重要作战单位，军团一级的军事主官也无不是善于打仗的名将，例如在当时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便和红三军团的彭老总齐名并被视为红军的两大猛将。
在董振堂起义之后的第二天，毛主席便亲自接见了他，在这次的对话当中董振堂不仅对于这支无产阶级队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毛主席本人无私乐观的品质更是给董振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也坚定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念，几个月之后董振堂也火线入党，成为了我党的一名新战士。
1934年，由于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当中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在失去了大片根据地的情况下无奈进行战略转移，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征。根据上级的安排，董振堂的红五军团负责殿后任务。
这显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同前锋队伍不同，由于敌人不知晓我军的行军方向和部署，所以前锋队伍遭遇敌人正面堵截的概率不算高。
然而在敌人侦知了红军的动向之后则意味着殿后部队已经暴露在了敌人的面前，对方势必会派大股部队尾随进行追击，而在这些追击的敌人当中，除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外更有这一些地方军阀为防止红军到来所带来的渗透而极力进行截击。
所以在长征开始不久之后红五军团的伤亡便已经超过了半数，但即使是面对这样的困境作为殿后总指挥的董振堂的仍然咬紧牙关浴血坚持。
在在主力红军部队来到金沙江之后，敌人的追击大军也随即而至，为了保证先头部队能够平稳渡过湍急的金沙江，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对敌人进行奋勇进行阻击。
按照最初的部署，红军先头部队在三天之内就可以调集完成渡江所需要的船只，到了那个时候垫后的董振堂部队便可以和其他队伍交替掩护成功后撤。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顺利，为了防止红军成功渡过金沙江，蒋介石在红军渡江之前就强行收缴和摧毁了附近方圆十公里老百姓的船只，想要顺利渡过金沙江只能到更远的地方去搜寻船只。
而这显然大大拖长了时间，所以董振堂接到的断后指令从3天到6天再到最后的9天9夜，当先头部队终于渡过金沙江之后，董振堂的殿后队伍几乎已经拼光了最后的元气。
在历时两年之后，红军的三大主力部队终于在1936年的10月份成功会师于甘肃会宁。然而三大主力的会师也并不意味着自此之后可以高枕无忧。
在当时我军的南端不仅有着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的驻军，蒋介石更是企图在全国范围之内调兵遣将一鼓作气将我军消灭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之上，为了我军在之后的生存，党和军队领导人决定组织一支西路军远征西北，进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退可以为红军开辟新的根据地，而骁勇善战的董振堂也被任命为西路军的重要领导人。
然而这支队伍的西征之路显然并不顺利，由于西路军西征势必要经过青海、甘肃等省份，所以在盘踞在这些地方的马步芳和马鸿奎等人看来这显然是红军要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得到西路军到来的时候，当地的马家军武装便对西路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和长征路上遇到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相比，西北一带的马家军在武器装备上虽然一般，但这些部队大都是由本地少数民族所组成，在熟悉本地环境的同时更加善于戈壁荒漠上的野战，所以这是一群极为凶悍的敌人。
而反观西路军，他们尚没有在万里长征的辛苦和疲惫当中完全恢复过来，其中更是有不少人还有伤在身，加之对于大西北风沙干旱的环境极为不适应，所以此消彼长之下西路军很快便伤亡惨重，甚至连一些高级指挥官都在战斗中负伤。
1937年的1月份，西路军董振堂部被马家军困在一处高台之上，由于援军被敌人延阻在数十公里以外，董振堂所带领的这支部队成为了一支孤军。虽然在他的指挥之下打退了敌人又一次的进攻，但随着敌人源源不断地涌来，董振堂的队伍已经濒临绝境。
在打退了敌人又一次的进攻之后，董振堂发现自己所在的高台上已经仅剩寥寥几人而且已经是弹尽粮绝。
为了不成为敌人的俘虏，他毅然决然举起手枪扣动扳机自尽，践行了他对于党和红军的支持忠诚。而丧心病狂的敌人在随后来到高台之后，为了报复之前董振堂的坚决抵抗，居然割下了他的头颅并悬挂在城门之上，在此之后由于战乱的原因董振堂的头颅也就不知所踪。
直到2015年，董振堂91岁的次子才根据一些新的线索终于找回了父亲的头颅，而此时距离董振堂的牺牲已经将近80年。
虽然英年牺牲的董振堂没有能够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当中与同他齐名的彭老总一般成为开国元帅，但他的光辉事迹也必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后来者所铭记，而董振堂们的存在也是如今的我们能够有着幸福生活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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