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句话对人如此，对政策也同样适用。
想当年，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计划生育政策应运而生。经过40多年的实施，它显著改变了国家的生育格局。如今，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2，全球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韩国。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家庭只有一个新生儿。
回望上世纪70年代，那时的生育率高达6，变化之大令人惊叹。再加上不断下降的结婚率，中国未来每年的新生儿数量着实令人担忧。
为何中国人不愿生孩子了呢？有人认为，养娃成本太高。这话有一定道理。《中国育儿成本报告》显示，将一个孩子抚养至大学本科毕业，全国平均花费高达68万元人民币，远超许多家庭的预算。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育儿成本更是高得惊人，是澳大利亚的2倍多，法国的2.24倍，美国的4倍多，日本的4.26倍。相对于我国的人均收入，育儿成本高达6.3倍。
然而，我们不能只关注成本，而忽视收益。生娃就像投资，成本高但收益大、风险可控时，人们仍会争相参与。
生育意愿低迷，本质上是成本过高、收益过低、风险不可控。比如，花费几十万元培养的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还得靠老人接济，这样的情况下，谁还会愿意生孩子呢？
这与几十年前截然不同。六七十年代，中国还是农业社会，养娃成本低，多个孩子就多个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有利。而且，那时各行各业机会多，多子女家庭出现杰出人才的机会也大。
一旦有孩子实现阶层跃迁，整个家庭都会受益。即便孩子都没出息，守在父母身边，也没多大损失。因此，那时多生孩子完全是正向反馈。
如今，养育子女已成为中产家庭的开支黑洞，育娃内卷严重，让人物质和精神双重焦虑。此外，还要面临中考分流、高考等难关。即便孩子考上本科，毕业后大概率也找不到好工作，指望他们实现家庭阶层跃升简直是白日做梦，不啃老就不错了。
归根结底，时代的变化导致生娃的成本和收益预期发生了本质变化，这正是家庭生育意愿降低的根本原因。
在资本主导的社会中，生育的最大受益者并非父母，而是社会和资本家。因此，在工业文明时代，生育率下滑似乎已成为难以改变的趋势，这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
任何人和政府都违背不了这种社会规律。目前，愿意生孩子的人群主要有两类：穷人和富人。穷人因为没钱培养子女，认为多生几个孩子中或许会有一个有出息，这是低成本、低收益预期。富人则因为不差钱，只想优中选优，挑选家族和财富的继承人。
但坏消息是，这两大群体也有些生不动了。穷人结不起婚，怎么生孩子？富人则因移民等原因数量不断减少。
最后，国家只能寄希望于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然而，这些中产阶级有能力却不愿意多生孩子，甚至不愿意生孩子，实在令人费解。为改变生育率越来越低的趋势，计生办或许会变成催生办和强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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