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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模型下,我们认识到制度对保障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实际上制度经济学就是专门研究何种制度以及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我们将在前期系列研究的基础上来回答制度如何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产生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不同于旧制度经济学的特征主要是具体化到用某些经济指标来验证制度优劣,从开创者诺斯、科斯到2024年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的阿西莫格鲁都在发展和完善新制度经济学。
对中国经济来说,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中国改革开放采用的是渐进式改革,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为代表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根据中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并未严格遵循比较优势理论。中国经济是在技术进步过程中要素收入份额变化不大。
目前我国市场化改革难题仍然存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任务还未完成,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还未结束,市场化、法制化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
正文
在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模型下,我们认识到制度对保障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实际上,制度经济学就是专门研究何种制度以及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目前,世界上主流的学派是新制度经济学。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在新制度经济学上有所建树的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本文我们将在前期系列研究的基础上来回答制度如何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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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新制度经济学?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经济学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制度和结构本身,分析制度结构与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由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1975年提出,是指应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或方法去研究制度或制度变迁。与旧制度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增添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分析工具。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主要有如下两位:诺斯、科斯等。诺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采用新古典主义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研究美国、欧洲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开创了“新经济史学”,形成了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理论。其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构建了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理论框架,并解释了美国建国之后各行业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快速增长的过程;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强调了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1981年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建立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四个相互联系的经济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比较与选择理论——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之一,强调在交易成本为零且产权界定清晰的情况下,法律对合约的结果没有影响。《企业的性质》(1937年)对企业的定义、企业的性质做出了全面的阐述;《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发明了交易成本理论。
阿西莫格鲁及其合作者延续了第一批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并于2001年发表著名论文《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项经验考察》,用十分巧妙的方法,验证了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该制度就是产权保护制度。更进一步,其著作《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2012年)提出,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汲取性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汲取性制度的增长不可持续的原因有如下几个:生产者的激励不足,攫取者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包容性和汲取性的区别就是对行政垄断的限制。最新2023年《权力与进步:技术与繁荣的千年斗争》通过一千年的历史和当代证据表明,进步取决于技术应用方式的选择。而决定哪种技术愿景占主导地位的是权力,这将制度与技术成为内生因素。
总结来看,新制度经济学是具体化到用某些经济指标来验证制度优劣的方法,而制度优劣的标准并未变化,也即保护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是最优的制度体系。
2
制度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威廉姆森(2002)认为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都是增长本身而非原因,制度才是增长的根本原因。政策和制度还直接影响一个社会能否走上现代经济增长之路。第一,政策和制度直接决定了社会的报酬收益结构,因此决定了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创新的投资是否有利可图。第二,政策和制度决定了现代经济关系中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合同安排是否存在。第三,政策和制度能够影响和规制市场结构,因此决定了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能否发挥作用。
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中国式渐进式改革始于农村地区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通过对外开放和所有制改革,释放制度改革红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由中央通过各部门统一管理,各类物资实行统购统销,这严重影响了经济系统的有效运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之后,渐进式改革逐步展开。到1997年,家庭责任制等改革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并释放了过剩劳动力,地方政府通过放活乡镇企业提高了工业部门生产率并开辟了股份制改革,1998年之后住房制度改革商品房快速发展,2000年之后加入WTO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从计划经济到双轨制,再到市场化,制度变迁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按照西方当时盛行的主流理论,即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而是以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来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为代表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其认为在经济发展中由竞争的市场决定的价格才能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提供激励并引导企业家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要素生产成本才能降到最低;同时,必须由政府来提供或协调完善各种适合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需要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这样交易费用才能降到最低,经济才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具有最大的竞争力。
这一制度的思想和新制度经济学有所不同,《论中国经济的发展》认为“诺斯本人及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只强调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忽略了制度是内生的这一重要理论视角,并且把西方现行的制度视为各国都应该采用的制度。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许多扭曲是由于主观的愿望或调整滞后导致实际的各种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与所内生决定的最优结构之间的背离。”
根据中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并未严格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资本收入份额波动幅度并不显著,并没有出现新结构经济学所预测的资本收入份额会不断上升的现象。技术进步也不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一直是负增长的,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增速明显快于资本节约型。实际经济增长和CES函数下技术进步模型增长水平的偏差主要反映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如果我们减少对市场竞争的干预,经济会向最佳增长状态靠近。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就是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政府所要做的事情是改变个人之间禀赋的初始分配状态,其余的一切都可以由市场来解决。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阿尔钦于1950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用演化的视角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理论辩护。该文认为,也许不是所有的厂商有意最大化利润,但是市场中的竞争性的价格机制会淘汰那些不这样做的厂商。这样一来,作为演化的优胜劣汰过程的结果,在长期只有利润最大化者会存续。在稀缺资源的限制下,该经济所能达到的最大效用。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可以找到一组价格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即在既定约束下的消费者效用最大、生产者利润最大,所有市场出清以及厂商只获得正常利润。
在阿西莫格鲁理论中,包容性经济制度下该国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市场,市场是高度竞争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从事最适合自己个人才能的职业,并能够根据对社会财富的贡献获得回报。这种社会能够激发所有人的积极性,经济活动参与者都能够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为社会创造财富。而在攫取性制度下情况则相反,由于市场是垄断的,资源错配带来效率的损失。同时,在垄断性市场结构下,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可以尽可能攫取对方的剩余,包括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于是创新或采用新技术等的动力就会大幅下降。因此,他们认为,包容性经济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我国市场化改革一直在推进之中,二十大报告又再次重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改革的难题仍然存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任务还未完成。比如我国的信用利差与企业盈利相关度不高,而与社会流动性正相关;在美国市场企业信用利差与利润增速呈显著的负相关,这反映了市场竞争实现了优胜劣汰的结果。而优胜劣汰是充分竞争市场的关键特征。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还未结束,改革仍在进行时,市场化、法制化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这都符合新制度经济学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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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D.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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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王勇,赵秋运[2022].“论中国经济的发展”. Beijing: 中信出版集团.
Alchian, A.A. [1958].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Homewood”, Ill: Irwin.
风险提示
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不及预期;数据提取不及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超预期;模型假设较现实条件更严格;模型本身与真实世界存在偏差的风险。
证券研究报告: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经济
对外发布时间:
2024年11月21日
报告发布机构: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获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作者:
蒋飞
执业证书编号:S1070521080001
邮箱:jiangfei@cg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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