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洁 实习生 徐凯舟 广州、兰州报道
各地老龄化的脚步已经越来越快。
最新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展现出我国各个地区老龄化的现状。目前，我国各地的老龄化现状明显不同：2023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中，辽宁达到21.06%，是各个省份中占比最高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广东、新疆和西藏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尚不足10%。
根据国际惯例，一般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4%的社会称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而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19个省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
然而，这并不表示我国人口红利的完全消失。一般来说，人口红利期，指人口负担系数（即抚养比）小于或等于50%的人口机会窗口期。目前来看，广东、浙江、北京等五个省份的总抚养比尚不足40%，仍然有较为明显的人口红利。但是，也有一些地区的总抚养比超过50%。
抚养比尤其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会使一些问题越发严峻。其中一个就是失能老人照护的问题。
“对于能够自理的老人，家属通常比较看重养老院的硬件设施，娱乐设施和环境等因素。而对于失能老人，家属更看重的是养老院的护理水平。”长春市宽城区仁德煜养老院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失能老人护理上，他们现阶段是依靠政府补贴和老人交费两方面的收入维持运作。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改善对孤寡、残障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的服务，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广东等地人口机构仍年轻
2023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97亿人，占总人口比重21.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17亿人，占总人口比重15.4%。
不过，我国人口老龄化在各个省份呈现明显不同的特征，部分地区的人口结构仍然相对年轻。
比如，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23年广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仅为9.96%。此外，海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11.69%，云南占比11.95%。
有低就有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的数据，我国有6个省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8%。其中辽宁的占比高达21.06%；上海排名第二，达到19.56%；此外，还有黑龙江、吉林、江苏和四川，占比也均超过18%。
老年人口占比的持续上升，会影响一地的自然人口增长率。其中，黑龙江、辽宁和吉林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为-6.92‰、-5.63‰、-5.4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江苏和上海的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但自然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跌至东北三省的水平，因为这两个地区是人口长期流入的地区。
这是人口流入可以明显改善一地人口结构的典型案例，也使得常住人口相对户籍人口更为年轻。以上海为例，根据公开数据，仅看户籍人口，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68.05万人，占总人口的37.4％；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437.92万人，占总人口的28.8％。上海的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高出常住人口一截。
不仅仅是上海，北京也是人口长期流入改善人口结构的典型地区。根据《2023年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3年全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为494.8万人，占总人口的22.6%。从户籍人口看，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为431.6万人，占户籍人口的30.2%，首次突破30%。
哪些省份人口红利仍存？
人口流入改善了人口结构，对一地产生了什么影响？一个关键点是，改善了一地的抚养比。
事实上，一般将抚养比低于50%称为人口红利期，而我国长期处于人口红利期。根据统计年鉴的数据，从1995年以来，我国每年的总抚养比就连续低于50%，最低的时候甚至不足35%。
统计年鉴2024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0—14岁人口比重为16.3%，15—6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为68.3%，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为15.4%。因此，我国少儿抚养比为24%，老年抚养比达到22.5%。
事实上，我国少年儿童抚养比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下降的，2018年后出现短暂回升，但在2021年后继续下降；而我国的老年抚养比则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
2005年，我国老年抚养比仅为10.7%，这一数据在2015年上升到14.3%，在2021年上升到20.8%。事实上，从2005年以来（2005年的老年抚养比与2004年持平），我国老年抚养比已经18连升。
从各省的情况来看，老年抚养比则呈现明显差别。有5个省份的老年抚养比不足15%，但是也有9个省份的老年抚养比超过25%，这意味着在这些省份中，不到4个成年人就需要抚养1位老年人。
在老年人抚养之外，还有少年儿童抚养的压力。而目前来看，我国已经有6个省份的总抚养比超过50%。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更长期来看，这些省份不具备人口的优势。以贵州和广西为例，这两地的少年儿童抚养比高达34.77%和33.11%（背后有劳动年龄人口流出的影响），但这两地的老龄化程度并不高，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9.81%和21.33%，甚至不到全国的平均水平。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省份尽管总抚养比不高，但老年抚养比偏高，少年儿童抚养比偏低，从长期来看人口问题更需要注意。
比如，尽管上海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率都已经很高，但其实上海的总抚养比仍然仅有41.13%。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流入充实了上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上海的少年儿童抚养比是31个省份中排名倒数第二的，仅为13.52%。
一些人口流出地，则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问题：劳动年龄人口长期流出、生育率下降叠加老年抚养比上升，需要这些地区出台特色人才引进政策，增加进一步促进生育的政策，同时做大做强产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特色旅游业等，以吸纳更多人口。
平衡的看，从总抚养比、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三个数据分析，广东、浙江和北京的人口红利的优势相对凸显。首先，广东、浙江和北京的总抚养比分别为38.78%、38.92%、38.63%，均不超过40%；其次，这三地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浙江和北京分别为13.83%、21.41%和21.98%，均低于全国22.57%的水平；最后，这三地长期看都是人口流入地，能借助劳动年龄人口流入进一步改善人口结构。
失能老人照护成难题
尽管存在区域差异，但或早或晚，各个省份都需要面对进一步加大的老年抚养压力。事实上，我国老龄化的步伐正在加快。
198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为4.9%，这个数字在18年之后，也就是2000年，上升为7.0%，上升速度相对缓慢。但随后仅仅14年之后，也就是在2014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就超过10%，当年达到10.1%；9年之后的2023年，这一数字突破15%，达到15.4%。
这意味着我国高龄老人群体的数量正在以较快的速度上升。而老年人抚养压力最大的领域之一，无疑是失能老人照护。
李玲的婆婆有老年痴呆，生活基本无法自理。李玲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她的婆婆没病之前，一直是和公公独立生活。
“现在婆婆病了之后，生活基本无法自理。我们既要照顾我婆婆，又要照顾我公公，精力被老人们大大分散。”李玲说，“我婆婆得病后还曾把家中的床当作是炕，拿火点燃了，幸好被邻居及时发现，这才没有酿成大祸。”
尽管如此，李玲表示，她们很难把婆婆送到养老机构，因为普通收费的养老机构认为风险偏大，需要投入照顾的精力太多。而更专业的养老院，他们感觉难以负担。
姚丽的父亲脑溢血导致失能，她家是由母亲来照顾父亲。“父亲病后镇政府给我们家评定了困难户，每月会有几百元的补贴。但我认为失能老人的家庭养老负担是不断加重的，未来确实需要更多的养老政策支持。”
尽管一些家庭选择家庭内部来照顾失能老人，但请人来家里照顾或是送到养老机构来照顾，也并不罕见。
张霞今年47岁，是陕西省咸阳市一位家政从业人员，经常接到照顾老人和照顾小孩的订单，而她认为和照顾小孩相比，照顾失能老人甚至更难一点。
长春市宽城区仁德煜养老院工作人员则表示，他们是市医保照护险的定点单位，收费标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种是有长春市医保（含外六县）并符合申请失能人员照护险补贴的老人，根据失能程度，分为中度和重度失能，费用在1500元左右（以上费用包含护理用品）；第二种是不符合条件的自理老人，需要单独缴费。
“对于特殊困难的老人，我们会在部分费用上给予减免。若家属无法按时缴费，我们通常也会给予宽限。但养老院毕竟不是慈善单位，现阶段我们能做的确实不多。”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失能老人照护为代表的难题正日益凸显，需要国家和地方“解题”。
（应采访人员要求，李玲、姚丽、张霞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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