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泰刑事法论坛第六讲成功举办——周光权教授主讲“刑法理论的具体妥当性”|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论坛|刑法理论|周光权|周泰|妥当性|民法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微信公众号

2024年11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协办的“周泰刑事法论坛第六讲”成功举办，坚持“学术性、小众化、不跟风”的论坛品格，坚守“想听讲座，到人大来”是本论坛一贯所追求的基调。本次的主讲题目是“刑法理论的具体妥当性”，由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付立庆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冯军教授、陈璇教授、李立众副教授、蔡桂生副教授、彭雅丽老师担任与谈人，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王兆峰主任出席本次论坛。

下午三点，公共教学楼三号楼3201室座无虚席。付立庆教授隆重介绍道，周光权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刑法学家，他在顶尖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著作颇丰，不仅对刑法学的研究方法、学派之争等问题的贡献突出，更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学术活动组织等方面具有广泛影响。

主讲人讲授

周光权教授表示，刑法理论的妥当性要与时代难题的解决紧密相连，要构建永远正确的刑法通说非常困难，应当在构建通说与寻求妥当性理论之间取得平衡。在进入正题前，周光权教授简要陈述了三句开场白：第一，学习刑法学必须认可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比如由宪法派生而来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第二，每个案件发生的时代背景与具体情况都有所不同，在解决过程中，对国外理论与实务经验的借鉴自然必不可少，但也要思考借鉴域外经验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关系。第三，刑法学不能脱离生活，刑法学者的思考要贴近民众直觉。同时，不要期望打造出尽善尽美、无所不包的刑法通说，而应以问题为导向，向上抽象出妥当的刑法理论。

刑法理论的具体妥当性，

比纯粹体系的建构更重要

周光权教授表示，刑法学同时承担着问题性思考与体系性思考的双重使命，一个成为通说的体系极有可能成为僵化的体系。一方面，体系性思考对刑法学研究而言具有必要性。周光权教授认为，构建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诸多努力值得肯定，并通过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的学派之争、犯罪论中共犯论问题、犯罪论与刑罚论的关系等议题，论证了刑法学问题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另一方面，体系性思考又存在局限性。周光权教授指出，不仅不存在一路通吃的犯罪论体系，民刑关系、量刑与犯罪论的关系、共同犯罪人的退赔义务等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尚未达成共识并得到妥善解决。可以说，刑法的体系性思考只能提供最小的共识。

刑法理论的具体妥当性，

离不开价值判断

周光权教授围绕因果关系的认定举出若干实务案例，生动说明法律人对刑法的判断绝非纯粹的事实探讨，而是往往要做出价值判断。比如，“日本后备箱拘禁案”中肯定犯罪人构成结果加重犯的观点，便没有局限在对最终死亡结果的“眼见为实”之上。再如，客观归责论中的归责部分基本属于价值判断，因此，认定正当防卫不能因被害人死亡而难以决断，关键要回到死亡结果的归属，这一思路亦是倡导在事实因果关系外开展规范判断。又如，在具体案件中对“死者的占有”与“路权”的判断，无一不存在着价值判断的色彩。

刑法理论的具体妥当性，

必须考虑公众认同感

周光权教授强调，刑法理论的具体妥当性要与国民认同感相接近。第一，对犯罪人自首、立功的认定结论，既要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认同，又要满足自首、立功的规范目的。第二，对结果加重犯的处罚较重，既是因为较高的报应需要，也是出于一般预防的考虑。第三，犯罪中止尤其是对中止自动性的认定，蕴含着复杂的刑事政策考量，但本质上还是公众接受度的问题。第四，对共同犯罪人退赔的处理，周光权教授认为，如果只进行民法的体系性思考，处理结果可能令人难以接受，应展开问题性思考，意识到不同于民法上侵权责任的填平原则，刑法重视特殊预防与犯罪人复归，以部分连带的方式处理类似案件是较为妥当的方案。

刑法理论的具体妥当性，

与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

时代不同，国情各异，刑法理论有时应尊重司法选择，尽可能回应时代诉求与民众呼声，以期妥当解决各项具体问题。比如，未遂犯与不能犯之间的界线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动态调整两者的范围。再如，我国是否有必要扩大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值得研究。又如，对于是否要承认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是否要增设行刑时效、财产犯罪的界限何在、保护法益的内涵等本土问题，都应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思考。

结语

第一，刑法理论要追求体系性，肩负好体系性思考与问题性思考的双重使命。第二，刑法理论要实现具体妥当性，必须对我国司法实务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抱有浓厚兴趣，做到以问题为导向，保持对刑法理论的反思。第三，必须认识到，刑法学中很多观点都只是暂时的，因此，必须接受来自其他理论的质疑。一成不变、永远正确、没有争议的通说或许并不存在，刻意追求通说反而可能造成刑法理论的形式化，丧失具体妥当解决问题的能力。

与谈环节

第一位与谈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冯军教授。冯军教授对本次讲座的主题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对主讲人关注实务的眼光表示高度赞赏。不过，冯军教授表示，不能在刑法体系之外追求具体问题的妥当解决，换言之，绝不能出现“个别问题是妥当的，而刑法体系是支离破碎”的局面，这将导致刑法学丧失科学性。

第二位与谈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李立众副教授。李立众副教授表示，“认同刑法学”是“光权刑法学”最为重要的标签，是其理论的根基之所在。当下，刑法学的体系性思考已基本完成。这是开始问题的思考、追求刑法理论具体妥当性的大背景。李立众副教授近年来推崇“中道刑法观”，主张任何刑法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当下的，理论、观点的变化要与社会生活、国民观念的改变相一致。这与周光权教授所主张的刑法理论的具体妥当性的基本思想（没有一种刑法理论可以包打天下）是一致的。最后，李立众副教授提出，刑法教义学追求具有权威性的通说，应当如何调和刑法教义学的追求与刑法理论的具体妥当性（没有必要总是捍卫通说）之间的矛盾?

第三位与谈人是中国人民大学陈璇教授。陈璇教授表示，刑法理论的具体妥当性，本身是涉及刑法学方法论的宏观问题，但周光权教授在讲座中对实务案件信手拈来，令人震撼。此外，陈璇教授关注到，周光权教授曾经强调刑法知识应当具备可感性、可视性、可接受性，但本次讲座又展现出对价值判断的重视。既然如此，应当如何看待刑法理论的可感知性与规范性思考之间的关系？

第四位与谈人是中国人民大学蔡桂生副教授。蔡桂生副教授表示，要重视规范论在应对棘手问题时的表现力，并作出简要阐述：第一，对于中止的自动性，不同于周光权教授将李斯特的“金桥理论”作为依据，蔡桂生副教授认为完全可以用法规范的效力并未落空加以解释。第二，路权问题也能与规范论相联系，即考虑行为人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而不避免，是否会动摇规范效力。第三，对于死者的占有，蔡桂生副教授指出，强调被害人的心素使规范效力受制于被害人的状态，采用规范的概念可不至于使定性出现摇摆。

第五位与谈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彭雅丽老师。彭雅丽老师表示，当下英美刑法与欧陆刑法在对具体问题与理论体系的思考上，上演着“双向奔赴”。彭雅丽老师赞同“刑法没有颠扑不破的真理”的看法，并指出在相关观点上，周光权教授与英美刑法的领军人物达夫不谋而合。彭雅丽老师提问，是否应当承认刑法存在“机构利益”等复杂多元的目的？对于具体个案，应当如何确定刑法目的之间的优先级

随后，周光权教授就上述提问进行综合回应。第一，问题性思考与体系性思考的关系。体系性思考固然非常重要，但往往存在一定边界。我们应当思考，在体系搭建完成后将遇到何种具体问题，并就此展开具体妥当的分析。第二，刑法知识的可感知性与具体妥当性是否矛盾。可感知性实质蕴含着对公众认同与司法公正的考虑，两者总体上并不矛盾，但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难免有冲突。第三，面对个案中的诸多冲突，不妨预判何种裁判方案更能被民众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