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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是靠融入全球产业链而崛起的，能源、粮食和核心科技等战略性物资对外依存度非常高，无法实现自给自足或者自给自足的成本很高，容易从内部断裂，因此天生就不是一个战争国家，或者依靠战争产业链及战争经济循环的国家。相反，中国是依靠世界和平红利崛起的。这与美国、俄罗斯等经常参与战争，能够自给自足迅速切入战时状态而不崩溃的几个大国不同。
所以，当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面临巨大过剩产能的情况下，在成为造船、造车等重工业第一大国的情况下，也并未选择启动战争产业链来消化过剩工业产能，这与历史上某些国家截然不同。回顾二战前，德国和日本同样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在面临产能过剩时，选择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道路作为解决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它们深厚的种族主义观念、武官治国的传统及特定的治理结构紧密相关。中国则不然，中国自古以来便秉持文官治国的传统，不崇尚武力甚至是蔑视武力，本质上是一种内敛的和平文明而非战争文明，战争也是防御性质和内部纷争，其结果往往是王朝的更迭而非国家的覆灭。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基因和历史基因。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在产能过剩后，不是对外输出战火和枪炮，而是通过一带一路等对外输出基础设施，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是中国和平文化的一种体现。
因此，对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来说，最大的“敌人”并非外敌而是内部的稳定。而内部的稳定，民生是基本盘——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只要中国把民生搞好了，大家安居乐业，其它的惊涛骇浪都不是大问题，不用担心竞争对手的战争威胁，大的热战在核威慑下基本不可能。但是如果内部矛盾解决不了，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很容易在内部瓦解。冷战时期苏联的瓦解就是个典型案例。而大国瓦解对手往往通过战略陷阱的方式，让对方偏离经济建设和民生为中心，陷入安全与战备的焦虑紧绷状态，这对一个超级大国来说会耗散巨大的能量，最终自己承受不了而崩溃（《赵建：警惕大国竞争中的“战略陷阱”》）。
美国自特朗普上台后，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日益浓厚，越来越缺乏第一大国的气质和风度，不想再承担为全球提供公共品的责任。在党争加剧和政治极化之下，政界和社会界唯一的共识可能就是对华仇视的态度了。如果说民主党对华强硬是因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文明冲突，采取的是渐进式、有管控、长期性的“蚕食”战略，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对华强硬则来自其固守的国家主义，美国至上的孤立主义，MAGA的偏执和激进，在涉及两国利益时会采取激进的“鲸吞”策略，不可控和不确定的风险加大了。
面对美国国家主义极右思潮大回潮，中国不应该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圈套，更不能因为对方的战略威胁就落入全面战备的紧绷高熵增状态，而是继续采取“以我为主”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发展才是最大的安全，不能因为国际环境压力增大破坏内部的信任氛围。要做到“两个信任”，信任基层干部，信任民营企业；做到“两个坚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民生保障为基础。坚定不移把经济搞上去，通过民生型财政打造消费型经济，有限的赤字为民生和改革服务，让内循环真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避免需求也被特朗普的国家主义卡脖子。
大国之间的竞争不能短兵相接，不能图穷匕首见，而是靠“熬”，做好自己的事情把对方熬垮了，因为每一个超级复杂系统都需要巨大的能量来维系，内部更是矛盾重重，内部斗争和分裂的矛盾远远大于外部的威胁。中国作为一个和平文明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旨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因此需要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核。传统治国理念中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其实就是原生的民生主义治国思想。面对美国国家主义的卷土重来，中国更应该聚焦民生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和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初心，推动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建设，最终才会化解特朗普的国家主义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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