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海人，长期与上海出版界朋友交往较多。这些朋友也常问我有什么书可以在他们那里出版。但我是一个手慢的人，很长时间写不出作品来，只是漫应之。到了1994年，当我将《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书稿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朋友时，他一口答应尽快出版，尽管当时市场上学术著作已经是很不景气。
没过多久，这位朋友很为难地告诉我，选题会上社领导看了书名后说：“太平天国的书就不要再出了吧！”于是力争该书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只讲鸦片战争，但社领导没有说话。那么这个选题也就很难再出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提出一个建议，是否改一个书名，叫做“千年一战：鸦片战争再研究”，或者诸如此类的“安全”书名，以便能再次向社领导进言，争取列入出版计划。我听了之后，立即要求将稿件收回。
于是，我就去找了老同学潘振平，看看能不能在三联书店出版。此时三联书店虽然已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作为一个老牌子的新社底，还谈不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感到书店领导心气足，热心于学术的心思也重，一心想从知识与学问的老路上，走出新的通道来。
记得潘振平对我说，与人民社分家的时间，他看了一下出版书目，五六十年出版的好书，怎么都是用三联的牌子！恰好在此时，有哈佛燕京学社支持学术书出版的计划，我的这本书也决定放在“三联·哈佛学术丛书”中出版。
“三联·哈佛学术丛书”的编辑是许医农先生，一位从贵州来的老编辑，对学术书的出版极为热心。她对我说，由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补贴不多，按规定这一丛书每一册的规模是二十五万字左右，但《天朝的崩溃》一书太厚了，大约近五十万字，能否压到三十万字之内。
我听了之后，也差一点“崩溃”，将一本书压缩五分之二，那是要重写另一本书了。对此，我表示不同意，心里也准备不出了。
许先生由此找了潘振平，将这个难题交给了他，由他来给我压字数。这不是为了内容精要主题突出而压字数，纯粹是为了压字数而压字数。也算是难为潘振平，他压了几万字，留了四十多万，也就是今天出版的规模。
著名历史学者 茅海建
从当时的图书市场来说，《天朝的崩溃》应当说是卖得很好了，很可能创造了新高。这或许与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有关，鸦片战争的书自然会好卖一些。
记得香港一家大出版机构的老总此时也来找我，让我写一本关于鸦片战争的学术著作，二十多万字。我说我已写了《天朝的崩溃》，他告诉我说，学术著作是用第三人称写的，要更加的客观。由此我又知道，在一些人眼中，《天朝的崩溃》还算不上是学术著作。
《天朝的崩溃》的出版，也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十年过去，2005年该书要再次印刷，按理说也到了修订之年，然而我考虑，由于过去有不同意见，修订之后，很可能引起多种不同的猜测；更兼手头上事务特多，也就没有动，用了旧版心而换了新封面。一本书能受到读者长达十多年的欢迎，正是让我感到欣慰的。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个想做学问的人，是很难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问进行到底”；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一个学术出版社，也是很难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术进行到底”。大约只有如此，才有彼岸；若有旁骛，易失本原。
到了三联书店的花甲之年，如果追查复办后22年成功之处，可能也就是在知识和学问的道路上，有着“进行到底”的饱满精神和坚定意志。而到了这般时刻，“敏锐”成了“短视”的近义词，“固执”反成了“远谋”的同义词。一些老牌子的好出版机构此期走了弯路，而三联书店却一日日近于炉火纯青。
这是一种“纯情”的归宿：不管世道如何变化，这个国家和里面的人们，毕竟还是需要知识和学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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