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余英时（Yü Ying-shih，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哈佛大学史学博士，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汉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余英时专长用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致力于中国历史特别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
读书的经验因人而异，介绍公认的“必读书”是很难的。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到1920年代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都曾热闹过一时，但在专门研究国学圈外究竟有多少影响却不容易估计；即使在专门圈内，其效果也难说得很。所以一九二五年鲁迅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卷，便讽刺地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我并不想学鲁迅的笔调，不过对他的窘困却是同情的。
现在只说我个人的经验。我对于历史、文化、思想之类的知识发生了追求的兴趣，大概是一九四七至四八年间的事。当时阅读的范围很广，但都是浅尝即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在一九五二年从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毕业还没有大变化。每一个人都受时代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岁月中，中国文化思想正处于最冲突、也最混乱的状态。所以中国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派的书刊我大致都接触过。
《围城》小说中的方鸿渐，读书“兴趣很广，心得全无”，大概也是我早年的写照。
现在回想起来，唯一可报告的是我是带着许多困惑和问题去泛观群书的。而这些困惑和问题则都起于我必须解答关于自己的价值抉择和人生取向。我不愿意为当时混乱的思潮所淹没，总想找到一条可以心安理得的道路，使自己可以清醒地走下去。这点想法是我们当时东摸西看的主要动力。
但是在阅读过程中，并没有某一部或几部书对我起过“顿悟”的作用，也没一位或几位古今中外的大师使我崇拜到五体投地的境界。在读书世界中，我是一个“多神论者”，我观赏许多名著，也佩服许多杰出的大师，从不敢存一丝狂妄的念头。然而我要追寻的毕竟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不是任何别人能给我的，无论他是多么伟大。所以我的经验可以用杜甫“转益多师”这半句诗作为总结。不过读书必须取法乎上，在任何一门学问中都要选取第一流的著作。青年人的兴趣各有不同，只能各就所需，向识途径者请教。
这在今天并不是难事。
上面的说明虽是我的早年经历，其实大体上也通用于中年以后进入专门研究领域的阶段，不过有“多惑”与“少惑”之别而已。总之，我一生读书只不过是一个多方面摸索的过程，“困知”、“日知”的感受很深，大彻大悟的境界则从未到达过，这也许是学术研究不同于宗教信仰的缘故，始终支持着这个摸索过程的动力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求知乐趣。
文章来源：必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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