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锡麟被捕后,秋瑾的计划也被暴露。浙江巡抚张曾扬很快得知消息,急电绍兴知府贵福查封绍兴大通学堂,拘捕秋瑾等相关人。

贵福也迟疑过,因为秋瑾在当地享有声望,自己跟她也有些交情。

秋瑾主持的大通学堂,是绍兴革新的一面旗帜。贵福去视察时,以秋瑾的字竟雄为名,题赠对联:竞争世界,雄冠全球。为掩护革命,秋瑾还叫他义父。

涉嫌“谋反”,显然对自己不利,左思右想,贵福决定从杭州调兵办理,既保密,又避嫌。

清兵到位后,贵福又犹豫了。张曾扬督电,大加斥责,使贵福最后下定决心拘拿秋瑾。

7月13日下午,贵福命上任不到半年的山阴县令李钟岳带人抓捕秋瑾。

李钟岳内心不想捉拿秋瑾,一直在故意拖延时间,迟迟没动作,希望她闻风逃走。

这次贵福责问他,命其立即率兵前往,否则电告他与该校同谋逆。这个罪名可是要诛连九族,不得不带军去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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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路上,他特意让自己的轿子走在最前面,避免士兵开枪伤人。到了,又下令不能胡乱开枪,只能抓人。

但秋瑾等人并未逃走,被当场抓捕,李钟岳对此也无可奈何。

贵福当晚便命山阴县令李钟岳、会稽县令李瑞年等人进行“三堂会审”,还严刑逼供。但任凭酷刑,秋瑾拒不招供。

第二天上午,又命李钟岳去搜查秋瑾的娘家,他故意不让手下搜秋瑾住的小楼,草草收兵,结果一无所获

30年后,秋瑾之弟秋宗章跟李钟岳儿子李江秋相见时说:

先姊在家,独居一小楼,所有与先烈来往信件,均藏其中。六月初四大通被查抄时,全家均逃难,故一切未及掩藏。令父李钟岳先生在查抄前,已问明小楼为秋女士所居,故意不令检查,否则必连累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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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福无奈,命李钟岳带回山阴县继续审问。审讯时,给了秋瑾木凳,让其坐着,也没动刑,以礼相待,更像是朋友式会谈

聊完,还请秋瑾题字,她遂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万语千言,都在这一句里。

获知李钟岳审讯情况,贵福呵斥不动刑,反待若上宾。他却答:“没确凿证据,不便大刑逼供。”

舆论对这个新女性充满了同情,没谋反的确证,再加上秋瑾“义父是我同党”式的乱供,贵福恐惧极了,决定快刀斩乱麻

于是,亲拟电报“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得到张曾扬的批准后,便急不可待下令将其处死。

1907年15日凌晨2时,贵福向李钟岳下令,并派心腹监督执行。3时,已刻不容缓,他对秋瑾说:

尔之冤屈,我深知之,鄙人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

说完,泪随声堕,身边的衙役们也都相顾恻然。

李钟岳还问秋瑾有什么遗愿要交代,她提了三个请求:写一封信、不要枭首、刑后勿剥衣。他允了后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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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死后,全国尤其江浙地区民情激愤,矛头直指官府,严厉痛斥浙江官府残害秋瑾的暴行。

其一、秋瑾尚未举事,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她便是冤案。其二、在没有确实口供或证据的前提下处死秋瑾不合法制,这是民间舆论敢于大胆攻击官府的要害之处

对此,浙江官府表现得处处被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惊恐万状。这也是正在标榜预备立宪的清政府难以承受的压力。

李钟岳:悔愧难当,自杀谢罪

未过三日,李钟岳因“庇护女罪犯”被革职。

离任当天,绍兴绅民数百人,开了几十艘船,送至30里外的柯桥。面对恋恋不舍的人们,他无奈而愧疚地说:“我自己的去留不重要,没能救下秋瑾,是我心中一大遗憾啊。”

此外,山阴县衙的方案李镇川主动辞职,追随李钟岳而去。

李钟岳,山东省安丘县辉渠乡谋家河村人,家境贫寒,自小刻苦读书,18岁中秀才,39岁中举人,43岁中进士,先是代理浙江衢州府江山县县令,1907年正月调任山阴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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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秋瑾早有耳闻,极为仰慕她的才情。

在杭州的家中,终日郁郁寡欢,因没救下秋瑾而耿耿于怀,嘴里不停地说着“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闷坐屋内,盯着秋瑾的七个题字,不知不觉,泪水流出。

一日,趁家人不备跳井,因身体宽胖、井口太小,跳井失败,被家人救出。

数日后,又到屋后菜园的老柳树上吊。因夫人不放心,紧跟其后,致使第二次自杀失败

亲友极其担心,李镇川干脆就白日不离左右。

10月29日清晨,他一改常态,开开心心和家人吃饭聊天,又对妻子说照顾好身体,还检查了孩子的作业。

最后到厢房,和李镇川一起饮茶聊诗。李镇川以为他打消死念,心里非常高兴。于是,茶喝多了,便放心去如厕。可回来后,李钟岳已悬梁自尽,年53岁。

死后,杭州城乡士绅前往吊唁者三日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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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哗然,一方面哀痛惋惜,一方面谴责张曾扬和贵福。当时各大报刊,也都争相报道。

秋案昭雪后,李钟岳的神位入祀杭州秋瑾祠。

张曾扬:骂声不绝,告病辞官

遭千夫所指,张曾扬采取的策略是,托病请假,同时借机暗中运动调离浙江。

张曾扬,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张之洞同族侄曾孙,是一个较为守旧的官僚,主张乱世用重典,对仿照西法将刑法改轻的法制改革思想颇不以为然。

9月5日,清廷上谕:“张曾敭著调补江苏巡抚,迅速赴任”。

消息一出,立马遭到当地士绅反对,并发电报给督察院。张曾扬推说病躯不能到任。

10月5日,清廷又上谕:“张曾敭著调补山西巡抚”。但他先后两次奏请开缺,理由是“病仍未痊”,得到清廷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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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尽舆论谴责,一番折腾,65岁的张曾扬心灰意冷,内心无比郁闷,提前告病辞官,草草地结束了仕途,再无翻身之日。

贵福:负罪偷生死

贵福,北京香山健锐营镶黄旗人,蒙古族,也是香山营旗中唯一考取进士的人。

在汹涌的舆论面前,贵福自知无法安身于绍兴,便到处活动调任衢州,可衢人复电政府严拘之。

他亲自去北京,求得安徽宁国知府,可是同样的,皖人发电拒之。在皖人的强烈抗议下,只好弃官。

敢怒不敢言,只得申请去主管漕运,原以为是个旱涝保收的职位,可一直干下去。

哪知辛亥革命爆发了,担心革命党复仇,称病辞官,悄悄回京隐居5年。为防革命党掘墓泄愤,还将自己父母墓碑上的字都凿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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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改名赵景琪,出关追随张作霖,任奉天商埠局长。1920年任沈阳县知事,1926年重返北京,任京兆政务厅厅长。

张作霖死后,退回东北,任东三省博物馆总务处副处长。这期间,他与日本人还有溥仪来往甚密

伪满洲国期间,任盛京陵庙承办事务处总办,被授予建国功劳章勋五位。1936年,溥仪还将自己的四妹嫁给他的次子,贵福一跃为“皇亲国戚”。

1936年,在沈阳去世,也有传言说遭日本人刺杀。二子扶灵回京,秘密安葬于卧佛寺西山。照其遗嘱,不立碑不设坟。

结语

李钟岳奉命杀了秋瑾后,饱受良知的拷问,最终羞愧难当,自杀求解脱,也算壮烈,是条汉子。

对清廷来说,张曾扬是功臣,但事实上他却成为清政府平息民间舆论的牺牲品。对张曾扬来说,内心是愤懑的,但又无奈。或许,他觉得着实委屈。

贵福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时刻担心着被人索命,还企图通过无碑文的方式,保全尸骨,逃脱历史的罪名。

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还是纯属巧合?我想是天道好轮回!

-The End-

对秋瑾生平感兴趣的,可阅读我上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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