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25日，陈毅在离开黄花岗奔赴延安，参加“七大”的路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能被批准去参加“七大”原本应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陈毅复杂的心情，却在这首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要想知道其中缘由，我们不得不提到“黄花塘事件”。
1941年，在国外学成归来的饶漱石，被中央派遣到东南局担任副书记，但他却没有得到东南局书记项英的重视，被项英安排到由部长夏征农领导的新四军民运部上班。心高气傲的他自然对项英十分不满，心生嫌隙。
1月9日，正值皖南事变期间，项英离队，饶漱石抓住机会，与叶挺一起，以东南局的名义要求处置项英，让身为副书记的自己来代替书记项英的工作，被中央同意了。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月16日，饶漱石就被敌方抓捕了。3月8日，他向中央汇报了自己的脱险情况。而这件事情也在1955年被调查清楚，饶漱石被捕后确实没有背叛组织。
但当时的人们可不知道后来的事，他们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被捕，失踪了很长一段时间，回来后，他受到了严密的审查，当时有许多人对他表示过怀疑，其中就包括陈云、陈毅等，但最后都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担保下不了了之。
他们的怀疑原本是身处革命，怀有警惕心的同志应有之义，如果是一个宽宏大量，顾惜战友的同志，应该能够理解他们，但很可惜，饶漱石并不属于这一类人。陈毅作为项英的好友，还明目张胆地对饶漱石表示怀疑，于是这个名字被饶漱石深深地记住了，这也算是黄花塘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1942年9月26日，刘少奇回到延安休养，中央做出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职务的决定，使得他与当时任新四军代军长兼军分会主席的陈毅共事。
1943年1月，新四军由于军事，将阵地转移到一个位于江苏、安徽交界地的小村庄黄花塘上，这也是黄花塘事件名称的由来。
1943年6月，受中央指示，饶漱石成为整风的主要领导，而陈毅则主持军部工作。饶漱石因此要离开，去二师蹲点，离开之前，曾对陈毅说过，自己身兼数职，事务太多，过于繁杂，希望能电请中央，让其他同志负责一些，自己好卸下几个职务。陈毅问是哪些职务，饶漱石说除了华中局书记和政委的工作，其他的你们看着办。
陈毅同共事的张云逸、赖传珠等人商议后，一致同意免去饶漱石的兼职政治部主任一职。确定下来后，陈毅起草电文汇报给中央。
原本就对陈毅心怀不满的饶漱石得知情况后大怒，立刻用自己专门的电台和密码本，向中央领导人控告陈毅谋夺领导权，希望对陈毅开展整风运动，而中央也复电同意。
至此开始，饶漱石每天找相关负责人谈话，使得一些负责干部误以为饶漱石是受到了中央的指示，特意来清算陈毅的，导致当时人人都对陈毅心存芥蒂，而陈毅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处境，在饶漱石同他摊牌以后，二人好几个晚上争执不下，声音大得住在隔壁的秘书都不敢入睡。
同年10月16日，饶漱石煽动策划了一起针对陈毅的争斗会，会议由先由陈毅发言，要求他做出自我批评，后来又让大家提出意见。饶漱石于是借着整风的由头，公开点名批评陈毅，列出了陈毅所谓的“十大罪状”，并将其汇报给中央。
而这些罪状，当然，在我们后人看来，大多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但在当时足以对陈毅产生不小的影响，
中央得知情况后，不希望这件事情再扩大，于是决定从陈毅方面做工作，希望他以大局为重，并遵照他的想法让他到延安学习，参加“七大”。
陈毅临走前无一人给他送行，于是他辛酸地写下了开头的那一首诗。
直到1999年，黄花塘事件才真正被中央定义为饶漱石的夺权阴谋，而此时陈毅却已经去世27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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