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杀害瞿秋白！冤枉啊！”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春风吹满地，举国上下洋溢着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氛围。
1979年的春天，一位73岁高龄的妇人再一次向北京高院和公安局提起诉讼。
在过去的24年里，这份诉讼状她不知道写过多少次了。
可作为“瞿秋白被害”一案唯一的幸存者，在当年她被认定为是板上钉钉的“嫌疑人”。
当时，许多有关瞿秋白牺牲的著述和文学作品，都将她和另外一名幸存者说成是“出卖瞿秋白的两个女人。”
她发誓，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挣扎、喊冤。
这个喊冤的老妇人名叫周月林，是一名共产党员。
中央苏区第一任妇女部长
周月林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却不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
在瞿秋白被害以前，她可以称得上是党内元老级的人物，
1906年12月27日，周月林出生在黄浦江上的一个渔夫家中。
父亲划着小船，在江海中讨生活，维持这一家子的温饱。
9岁时，为了生计，周月林被送到一家纱厂做剪纱工，开启了她苦难的童工生涯。
1924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加强了对工人阶级，尤其是纱厂工人的领导。
周月林和一批工友参加了位于杨树浦的“沪东工人进德会”。
在那里，她不但学习了文化知识，还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后，周月林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的前列。
在这次工人运动中，周月林结识了她的革命导师张琴秋。在张琴秋的介绍下，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组织的培养下，周月林于1929年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进修。
历经了两年的学习，一头短发、一身戎装、身骑战马的周月林回国后来到了中国红都——瑞金。
此时她才26岁，却已是中央苏区的“国家领导”了！
1932年4月，她担任了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
这个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妇女联合会。
因此，可以说周月林是中国妇联主任的第一人。
（新中国的第一任全国妇联主席是蔡畅。）
1934年，她和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柏渠等17人组成中央政府主席团，而她则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如果不是受“瞿秋白被害”一案的影响，想必她也会和她的入党介绍人张琴秋一样，成为一名叱诧风云的红军女将！
可就因为项英的一句话，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人间正道是沧桑
1934年9月下旬，瑞金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氛围下。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工作人员都在匆忙清理文件；工厂在拆卸机器打包装箱、兵工厂生产出来的枪支弹药正加急运往各红军部队......
种种迹象表明，红军将有一次大的行动。
几天后，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周月林耳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这天，周月林看到毛主席从中央机关开会回来，就上前询问道：“主席，我走不走？”
“走，你和柏台都走！”
梁柏台是周月林的丈夫，是中央政府的人民司法部长、留学苏联的“红色法律专家”，还为红色中国起草了《宪法》草案。
周月林为自己和丈夫都能和大部队一起行动而暗自高兴。
行军打仗带上小孩是十分不方便的。
前一年，她在沙洲坝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沙洲。
周月林回去后和梁柏台商量了下，忍痛将还没满周岁的儿子送给了东坑村一位苏维埃妇女干部抚养。
可正当周月林打点行装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为了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
但当时陈毅大腿负了重伤，刚从前线退下来，人还躺在医院里。
为了使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工作不受影响，中央决定从中央政府部长中再抽调一人留下来任办事处副部长，协助项英、陈毅的工作。
到底留谁呢？
最终，项英、陈毅挑中了梁柏台。
项英找到梁柏台谈话时，刚好周月林也在场。
项英对周月林说：“柏台同志留下来了，你也留下来吧！现在根据地斗争需要你，你就留下在中央分局做妇女工作吧！”
红军走了，周月林、梁柏台留下了。
周月林万万没想到，这个决定竟改变了她的一生！悲剧由此开始了......
奉命转移中央重要人物
1935年2月，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被敌人压制在于都县南部黄龙乡井塘村。
中央分局决定将机关人员分批转移到地方去。
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周月林、张亮一行五个人被安排在了一起。
瞿秋白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当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身体十分虚弱。
何叔衡是党的一大代表，曾任工农检察部长、最高法庭主席、内务部部长，当时已是60岁了。
邓子恢则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
张亮是项英的妻子，当时已有身孕。
这一行五人虽然都是身兼要职，但身体状况却实不容乐观。不是老弱，就是病残孕，都不适合在一线斗争。
原定计划是让他们能去香港就去香港，去不了香港就去上海，在白区搞地下工作。
而既懂医术，又在上海土生土长的周月林成了照顾他们的不二人选。
当时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了，项英和陈毅给他们配备了一个警卫排，负责护送他们到闽西。
2月11日，瞿秋白、周月林一行人从中央苏区出发，风雨兼程，马不停蹄地赶路，终于在一周后抵达了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村。
在这里，他们与福建省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接上了头。
当时，整个闽西除了四都等山区外，其他地方全被敌人占领了。
大路小道都是敌人的岗哨。
由于瞿秋白他们是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的著名人物，敌人早就欲除之而后快。
因此，万永诚想了个巧妙的办法隐藏他们的身份。
让他们戴上假面罩，扮成红军的俘虏，由护送队“押送”出封锁区。
遭“围剿”何叔衡饮弹自尽，瞿秋白、张亮体弱被俘
为了隐藏目标，他们昼伏夜出。
2月的闽西山区，春寒料峭。
夜里行军本就困难，再加上他们一行老弱病残，队伍前进地相当困难。
瞿秋白眼睛深度近视又散光，在黑夜中如同盲者，在崎岖山路上紧跟慢赶，一路咳喘不断。
何叔衡60周岁，在当时算是年纪很大了，老知识分子，平时喜静不喜动，身体锻炼得少，早就体力不支了。
而行动最困难的要数张亮。
尽管周月林一路上对她悉心照料，无奈她身怀六甲，不仅有很严重的妊娠反应，还因她儿时缠过足，长途跋涉后，脚底板早已打起血泡，一沾地便是钻心地疼痛。
前边又一个劲地传来口令，催促着“快走！快走！”
这使得大伙儿情绪十分低落。
2月24日拂晓，冒雨在泥泞的山路中走了一夜的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迳村时，所有人都疲惫饥饿得直打冷颤。
大家坐下来休息，烧火做饭，烘烤湿透了的衣服。
谁知这一迟缓，酿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
水口镇一带，驻扎着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的一个营，营长名叫李玉。
这天早晨，李玉得到反革命地主武装“铲共义勇队”的报告———小迳村附近发现小股红军，便立即火速率部对小迳村实施围剿。
中共福建省委所派的护送队队长姓丁，绰号叫“丁头牌”，是个牛皮大王。
邓子恢在行军途中常和他接触，发现此人大话连篇，担心靠不住。
果不其然，枪声一响，“丁头牌”发现已被敌人重兵包围，便扔下部队，带着他的警卫员脚底板抹油，转眼就逃得无影无踪。
队长临阵脱逃，队伍霎时大乱。
护送队员越来越少，敌人却越来越多。
周月林他们被迫爬上一座山头，四下一瞧，到处是敌人。
何叔衡———这位毛主席当年湖南第一师范志同道合的同学、曾跟毛主席一起创立新民学会、一道出席中共一大、一同搞农民运动的忠诚的布尔什维克。
他明白自己年老力衰，难以突围，不愿连累同志，更不甘落在敌人手里当俘虏，便掏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对邓子恢说，
“同志们，我革命到底了！”
邓子恢一见急了，赶紧扑上去夺他的手枪，但已经迟了。
“砰”地一声枪响，何叔衡从悬崖滚落到山下。
被何叔衡宁死不屈的精神所感染了，余下四人也不愿被敌人虏去，把心一横，跟着跳下山坡。
一阵剧痛使周月林被迫睁开了双眼。
此时，她滚落到山下的一片泥泞当中。
四周一片寂静，周月林估摸着自己应该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等她伸展了几下手脚，能站起来时，却找寻不到瞿秋白、张亮的踪迹了。
如果此时，周月林没有回头去找他们，想必也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
任务没有完成，周月林怎么可能独自离去。
她急忙往回走，好在没走多久，在乱石堆里看见了伤痕累累的瞿秋白和张亮。
患难见真情，三人又继续结伴前行。
谁知敌人的围剿并没有结束。
果不其然，三人最终还是不幸被捕。
被叛徒出卖瞿秋白英勇就义
三人被捕前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万一被抓住了，就各自化名隐藏身份，对好口供，做到滴水不漏。
周月林，化名陈秀英，是红军医院的护士。
张亮，化名周莲玉，系香港客商的老婆，是被红军“绑票”勒索
的“受害人”。
瞿秋白，化名林祺祥，是同济大学的医生。
敌人将他们三人押往上杭县保安团十四团团部。
那时，国民党抓的普通犯人，一般只要能给他们带来好处，过后也就不怎么追究了。
李玉想到家里的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便借机将“护士”周月林带回去，给自己家当免费的接生婆。
而上杭县的一个糖果富商听闻保安团抓来了一名怀有身孕的女子，便打起了张亮的主意。
这个富商无法生育，没有孩子，打听到没人给张亮出保金赎人，便花钱将她保释出去。条件是，张亮生下的孩子归他所有。
唯一引得敌人关注的是瞿秋白。
这个“医生”长得白白净净，斯文得很。
面对敌人的刑讯逼供，瞿秋白表现得异于常人的冷静和无畏。
这让敌人觉得此人肯定不简单，但又苦于没有证据证明他的身份。
瞿秋白也表示自己可以联系上海的亲友为他交付赎金。
敌人见有利可图，便只是将他看押起来，并没有为难他。
在上海的周树人、周建人、杨之华收到了“林祺祥”的来信，也在四处奔走。
事情仿佛正向好的方向发展。
可到了4月下旬时，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原本快要脱离国民党魔掌的三人又被带回了审讯室。
这一次，瞿秋白在审讯室见到了国民党第36师军法处处长吴淞涛。
吴淞涛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个“神秘人”，竟当场指认出了瞿秋白。
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出更多关于中共高级领导人的秘密。
但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不管敌人如何折磨，瞿秋白硬是没有透露一丁点信息。
眼见多日审问无果，敌人决定不再浪费时间。
1935年6月18日，蒋介石电令宋希濂，“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英勇就义。
而与瞿秋白一同被捕的周月林和张亮自然也没逃过敌人的威逼利诱。
此时，敌人的审讯目的已不在二人的身份上了。
因为有两个红军叛徒杨岳彬、朱森也指认出了周月林和张亮的身份。
值得提一嘴的是这个杨岳彬。
他曾参加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先后担任过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粤赣军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因犯错误被降任为福建省一个军分区的司令员。
他对这一处理一直耿耿于怀，不久前跟朱森一道被俘，当即叛变归顺了敌人。
相较于英勇就义的何叔衡与瞿秋白，杨岳彬这个人竟只因自己的一己私欲没得到满足而背叛了信仰。这种人是令人所不齿的，也不会有善终的。
得知二人在中央苏区担任要职，敌人便想从她们嘴里套出中央苏区与香港、上海交通联络的路线和接头地点、暗号。
但任凭敌人采取何种手段，周月林和张亮始终守口如瓶。
最后，敌人只好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将其二人判处10年有期徒刑，关押在龙岩监狱。
二人在监狱中艰难度日，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张亮肚中的孩子在周月林的接生下平安诞生了。
侥幸出狱，被疑叛变，张亮寻夫被疑心，周月林无奈嫁船工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高潮来临。
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这给狱中的二人带去了一线生机。
1938年5月的一天，典狱长让看守通知周月林，说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让她俩去办手续出狱。
原来，是周月林的丈夫梁柏台找到了极要好的小学同学陈士明。
此人在国民党统治的福建龙岩地区任要职。
一次酒宴上，他无意中得知龙岩监狱里关押着两个“女共党”，其中一个就是梁柏台的妻子。
陈士明便帮助疏通关系，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周月林、张亮二人才被提前释放。
出狱后，二人相约前往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寻找项英，希望能重回革命队伍。
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两个患难与共、情同姐妹的战友竟在途中走散。
后来，张亮带着儿子辗转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找到了自己的丈夫项英。
可等待张亮不是重逢的喜悦，而是无限的质疑！
瞿秋白牺牲后，全党上下一片悲痛，大家都誓要将叛徒绳之以法。
但那时，没有人知道瞿秋白到底是被谁指认出来的。
反倒是周月林他们一行五人，除了邓子恢在突围后回到了游击队，何叔衡、瞿秋白都牺牲了，只剩下周月林和张亮平安无事，而且张亮还顺利地产下了幼子？
这一切都引人深思背后是否有猫腻。
项英是个原则性、斗争性极强的人。
三年游击战，让他尝够了叛徒给予的种种苦头。
项英屡屡从叛徒的出卖中死里逃生，因此特别痛恨叛徒。
见到风尘仆仆来找他的妻子，他始则愕然，继则勃然大怒，
“你这个无耻的叛徒，还有脸来找我呢？”
早已轻信了妻子和周月林叛变并出卖了瞿秋白的项英，怒不可遏，不容张亮申辩，抓起桌上的手枪，就想毙了这个“叛徒”。
但想到一双年幼的儿女，他还是不忍下手......
而同一时间辗转到武汉的周月林听闻自己和张亮在党内已经被当作“叛徒”了，她伤心地痛哭了一夜。
是啊，当初她们3人在被俘之前就设计了万一落入敌手的统一口供，敌人是怎么知道“林琪祥”就是瞿秋白？
连周月林、张亮都不知道瞿秋白到底是被谁出卖的。
因此人们怀疑她和张亮，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现在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
于是，她满腹委屈地回到上海，哪知上海已经沦陷了，丈夫和父母也早已去世。
找组织，组织不认；找亲人，亲人不在。周月林一度万念俱灰，不知该何去何从。
为了在乱世中能够活下来，周月林嫁给了一个船工，二人相互扶持，艰难度日。
一个当年的苏区妇女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中唯一的女性，苏维埃国家医院的院长，从此成了一个普通船工的妻子！
如果这一切就此打住，那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坎坷人生多磨难
斗转星移，革命终于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
当年的老战友陈毅当了上海市市长，周月林激动不已。
她真想去找陈毅、曾山、潘汉年这些当年的老同志、老战友，向他们倾诉这么多年来的委屈和苦难。
可转念一想，又悲从心来。
依自己现在这个身份，还怎么配去见他们呢？
于是只好摇摇头，忍痛地认了眼前的现实，但求安稳度日。
然而，命运偏偏不让她平静。
1955年8月的一天，正在家里做家务的周月林被闻讯而来的上海市公安逮捕了！
原来，这一年正值瞿秋白牺牲20周年纪念日。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将当年出卖他的叛徒找出来，绳之以法。
面对革命烈士遗孀的请求，有关部门自然会全力追查。
当年和瞿秋白牺牲一事有关的所有人都被排查了一遍，周月林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内。
元凶究竟是谁？
当年突围的五个人，只有邓子恢成功回到了部队。何叔衡当场饮弹自尽，只有周月林和张亮两进两出敌营，最后还被国民党军官保释出来了。
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可疑，但却又无实际证据。
张亮已经含冤去世，只剩下周月林。
当年，全国都在风风火火地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的运动。
周月林就这样被三下五除二地“肃”了进去，关押在功德林。
她从未想过会以这种方式再次与组织见面。
尽管周月林不断地向组织解释自己是无辜的，但很多事情无从考究，她又是唯一活着的人，政府不得不继续无限期关押周月林。
一转眼，周月林在功德林待了十年，命运还是没能放过她。
1965年12月2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对“瞿秋白被害”一案做出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反革命罪”判处周月林12年有期徒刑。
周月林感到天大的冤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她自己就是被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法院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判了10年徒刑，既然是“共匪坚定分子”，怎么会出卖同志呢？
“我保护了瞿秋白，却成了出卖瞿秋白的罪人；我做了好事，却落下了罪。”
“同一个时间，同一件事，同一个案子，国民党判了我10年，我们自己又关了24年，真是天下奇案。”
“革命与反革命，总有一头敌，一头亲，哪有两头都是敌的呢？”
于是，她上诉，被驳回；驳回再上诉。
周月林知道自己无力回天，但她发誓，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挣扎、喊冤。
周月林先在秦城监狱服刑，后来转到山西榆次劳改工厂。
原本的12年刑期满了，但在那段特的岁月里，像周月林这样的“政治危险分子”是不能回归社会的，她便被一直监禁在榆次劳改工厂内。
沉冤昭雪，芳华已逝
1978年，那刮遍全国的春风给周月林带去了生机。她终于迎来了那抹姗姗来迟的春光。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月林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上诉也引起了党组织的重视。
1979年，组织决定加大搜查力度，把搜查重心从人放到了当时的一些资料上。
要想给人定罪，总得有实质性的证据吧？
一张报纸的出现，让这件事终于得以真相大白。
办案人员在尘封的档案中，找到了一张国民党的旧报。
三行大字标题刊载瞿秋白等被捕消息：
“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匪首瞿秋白就逮”
原来瞿秋白身份的暴露，是从外围开始的。
先是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妻子徐氏的招供。
当年徐氏碰巧听到了万永诚和瞿秋白的谈话，得知了他们五人的身份及行进路线。
在丈夫万永诚牺牲后，她禁不住敌人的严刑逼供，就把听到的一切都招了。
因此，敌人才能精确围剿他们五人。
再就是狱中指认瞿秋白的神秘人，其实是其在苏区教育部的勤务员郑大鹏。
二人朝夕相处共事数年，郑大鹏自然是认得他的。
这件事的确与周月林和张亮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1979年11月5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审，终于为周月林昭雪：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正义虽迟但到，可那如火的青春岁月却是真真实实的逝去了......
此时的周月林已是白发丛生，身体和精神在长年累月的打压下已经衰弱得像一根秋后的芦苇。
本该有着辉煌人生的周月林却颠沛流离了半辈子。
夜深人静时分，她时常想起当年自己为了回国参加革命留在苏联的那对儿女，以及后来在中央苏区生的儿子小沙洲。不是杳无音讯就是惨遭国民党的毒手。
但为了革命历经磨难，周月林却无怨无悔。
即使是在劳改工厂，她也是兢兢业业地工作，因她为人可靠，还成为了一名产品质量检验工。
1980年，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她落实政策，予以享受离休红军干部待遇。从1925年参加革命算起，给她定行政14级干部工资。
可是她自己却认为，这几十年一直蹲在监狱里，没有为人民作出什么新的贡献。
现在老了，只求生活过得去就满足了，最后只同意享受17级干部工资待遇。
这让人们不禁为之赞叹，品格多么高尚的一位女英雄啊！
半个世纪的误解都没让她失去对党的信仰和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夕阳下，77岁高龄的周月林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回到了丈夫梁柏台的老家新昌。
孑然一身的周月林用这样的方式默默地纪念自己逝去的亲人们。
1997年12月28日，心境豁达开阔的周老在过完91岁生日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如今，新昌县委党史办还留存着一副对联：
九十老人多福多寿多贡献，五卅女将愈老愈坚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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