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人物，他从北大的学生*领袖，到积极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再到投身工人运动，发动武装革命，最后成为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
他的前半生极其辉煌，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个人私心作祟，他走上了与中共中央分裂的道路。及至后来，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张国焘也灰头土脸地回到延安，并且丧失了手中的权力。
在巨大的心理落差下，张国焘的心理开始失衡，然后他走上了叛变的道路，成为了国民党的走狗，最后导致身败名裂、一无所有。他人生的前半场拿了一手好牌，却被自己打得一败涂地，输得精光。
虽然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我们很难把他称为“英雄”。
他的下场告诉我们：当人生这场比赛的哨声吹响的时候，不能改变自己的立场，也不要轻易地就退出比赛。
01
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决定，执意南下川康，并且在卓木碉成立“临时中央”，并自任“临时中央”的书记，走上了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道路。
然而事情并非像张国焘想象的那样，红四方面军在南下的路途中遭遇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部队损失惨重。一九三五年十月份，红四方面军翻越大雪山，到达甘孜一带，此时已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此时的张国焘已是进退维谷，前进不能、后退不得，让他拉下脸来主动向中央承认错误他也心有不甘。
这时，有一个足以改变历史的人物出现了，这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林育英。
林育英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说其“非常非常重要”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指示，即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概由其中央自行解决；第二、林育英在说服张国焘取消“临时中央”，率红四方面军北上陕甘一事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显然，张国焘对林育英是信任的，这不仅是因为林手中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且张国焘与林氏家族有很深的交往。
经过数十轮电报往来的明争暗斗后，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之后，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共同北上。
1936年12月2日，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十天，张国焘和朱德到达保安。自此，分裂的红军又重合在一起。
02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迁到了延安。此时，张国焘虽然还保留红军总政委的身份，但除了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他一些事情都已经无法插手。
失势的张国焘心灰意冷，再也不愿意过问党内的事情。他搬出延安城，在近郊延安北面的山上，找到了一个破庙，其中有个石头的窑洞，可供居住。经过一番修理，使窑洞焕然一新，然后张国焘就搬迁到了这个“新居”。
这期间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与张国焘谈了几次话，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对中央有个交代。他自己也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于是张国焘在1937 年2 月6 日写了《从现在来看过去》一文，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检讨。
张国焘对自己的评价是：“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起到12 月决议时止，这一段时间中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虽然12 月决议开始了转变，没有再继续这一错误，向着和党一致的路上转变，但这一过去有过的错误，是应当严重指出的。”
对于张国焘的这份检讨，中央是不满意的。1937年2 月27 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文章——《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直接将张国焘的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并指责其为“军阀主义”、“右倾主义”。
就此，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批判。
03
离开了权力中心的张国焘刻意躲进自己营造的“世外桃源”中，他在《我的回忆》中说，
“经过这场斗争，我搬到新居。我的心情有了极大的变化。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都不装置。我游玩于山水之间，俯瞰延安熙熙攘攘的情形，冷静旁观。在中共的舞台上我虽是演员，实际上只是观众之一罢了。”
然而，中央并没有放弃他，毕竟他是重要的领导人。
此时，延安已经成为抗日的革命圣地，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源源不断。中央将这些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也都带头做教员，给学生授课。
张国焘选择了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讲完。教书生涯似乎短暂地点燃了张国焘的热情，他努力备课，搜集相关书籍，准备讲稿。
（张国焘 右一）
卢沟桥事变后，国共进入了全面合作。经过协商，决定在陕北苏区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央决定由张国焘出任边区政府主席，经过一番推辞，张国焘接受了代理主席的任命。
在三七年九月到三八年四月（叛逃）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张国焘应该是努力地想做好一个边区政府主席的角色，不过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应该使他深受刺激。
一九三七年十月份，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和儿子来到延安。彼时，张国焘的儿子还不满十二岁，暂时进入了陕北公学低班。在一次文艺演出中，张国焘之子被安排了一个汉奸的反面角色，而这个角色在剧中的名字叫“张慕陶”，显然这是有所影射。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笑着说‘由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恰恰走进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吼道‘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04
不知道这件事在促使张国焘离开延安时起了多大作用，不过让张下决心离开时应该是王明的到来。
1937年12月，王明来到延安，便以中共最高领导人自居。在一次谈话中，王明与张国焘谈及了苏联的“反托派斗争”。王明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张国焘听到李特、黄超被枪毙，又是以“托派”的罪名，无异于晴天霹雳，他切齿痛恨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以被指为托派！”
（王明）
王明回答：“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王明向张国焘说，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张国焘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不能因此就说明张国焘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张国焘不会受托派利用等等。
这些话让张国焘心惊肉跳。他虽然不是托派，但却是犯过重大政治错误的人，联共（布）“肃反”的残酷性，他也有所了解。王明这次回来，如果再祭起“肃反”大刀，那他张国焘必然是刀下之鬼了。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讲理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我只有采取‘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
05
张国焘在延安安静地度过了最后的三个月，他将边区政府主席的工作都推给了其他人。表面上过得悠闲自得，到处游玩，与工农打成一片。有时在训练班讲讲课，和别人下下棋。其实内心里他正在酝酿如何逃离延安。
一九三八年四月份，趁着去中部县参加祭黄帝陵的机会，张国焘离开了延安，转道西安，之后来到了汉口。
在西安火车站，他与林伯渠作了告别，同时诉说了自己的所谓“委屈”，然后不顾林老的劝说，坐上了东去的火车。
在武汉，周恩来、王明、博古轮番对张国焘进行劝说。周恩来向张国焘提出3个条件，要他考虑：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大家所希望的；第二，暂时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
此时的张国焘已经是铁了心要走，他给戴笠打电话，表示要投靠国民党。很快，戴笠就派人来接走了张国焘。走之前，他给周恩来留下字条，标明已经选择了第三条路。
4月18日晨，周恩来起草了陈（绍禹，即王明）、周、博（古，即秦邦宪）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在报告了张国焘脱党的情况后，建议中央：公开开除张国焘党籍，并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解释，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当天，中共中央即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
不过，中央对张国焘还是仁至义尽，将他的妻子和孩子护送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交给了张国焘。
06
叛变之初，张国焘在国民党里面还是颇受重视的，因为从来没有过这种级别的共产党投靠过去，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张国焘。
对于今后的安排，张国焘给表示自己不想担任党政方面的任何职务，只想创办一种定期刊物，内容是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等等，以唤醒民众不要跟着共产党走。政府给予资金支持就可以了。不过，最后蒋介石却把张国焘丢给了戴笠，后来到重庆后担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主任，为中将军衔。
军统是希望获得情报的，所以特务们像审犯人一样，轮番向张国焘索取中共军队、党的各级组织乃至地下组织的情报。很快，张国焘就被榨干了，无法满足军统的需要。
在武汉，张国焘还跟自己的老上级陈独秀见了次面，并劝说陈独秀另组“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唱对台戏，陈独秀拒绝了，他说，自己已没有那个能耐了。
由此两人的节操高下立判，陈独秀虽然也是被开除出党，但并没有投靠敌人，即使再落魄也保持了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而张国焘则不然，从一己之私出发，心甘情愿地效忠国民党。
叛变的人大多是不被信任的，因此张国焘在国民党内的日子过得不舒心。国民党对于张国焘只是利用但并不重用，同时还提防着他。在很多事情上，戴笠手下的人还难为他。
戴笠很希冀张国焘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能策反一些中共的重要人物，不过显然他们打错 了算盘，几年下来，基本上一无所获。从此，张国焘在戴笠眼中便一文不值，备受责难和冷落。
抗战胜利后，张国焘以同乡关系，认识了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局长熊式辉，经熊式辉向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黼推荐，张国焘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没想到的是，此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是王陵基。而王陵基正好是1933年至1934年刘湘手下的第21军第3师的师长，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把王陵基打得损兵折将，王陵基还差点丧命。因此，他对张国焘恨之入骨。
有这样的顶头上司，张国焘是想办什么事儿也办不成，熬了2个多月，他身心交瘁，只好向蒋廷黼提出辞职。
1949年，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的统治终于土崩瓦解了，张国焘只好跟着国民党跑到了台湾。在台湾，张国焘也是备受欺凌，他刚买了一套房子，正在收拾，就被当局征收走了。无奈之下，张国焘和家人来到了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受其影响，国际黄金市场价格逐渐上涨，张国焘把家里仅有的5000美元拿去做黄金买卖。不料朝鲜战争很快结束，国际黄金价格大幅度跌落，张国焘赔了个精光。一家人只能靠当老师的大儿子张海威不多的工资勉强度日。
就在张国焘家濒临崩溃的时候，美国人向张国焘伸来了橄榄枝。美国人希望通过张国焘来了解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现在与未来。通过向美国人贩卖情报，张国焘有了一些的收入，勉强可以度日。
1961年，经过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牵线，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张国焘花4年时间，写成了《我的回忆》，共3册，约100万字。
这期间，张国焘妻子杨子烈也投入地写了《往事如烟》一书，后改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此后多年，张国焘和家人主要靠这两本书的版权费为生。
07
1968年，张国焘和杨子烈来到了加拿大。夫妻两个与大儿子住在一起。此时的张国焘已经71岁高龄了，杨子烈也66岁了。
在加拿大，由于他们的儿子收入也并不高，于是他们搬入了政府提供的免费养老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当《伦敦日报》的记者为此采访张国焘时，他感慨万端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记者希望他对昔日的对手作一番评论时，张国焘只是淡淡地说：“像我一样，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1976年，已经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尽管多方治疗，生活依然不能自理。1979年12月3日凌晨5时起，张国焘呕吐不止，不省人事，人被送到医院后已经死亡，终年82岁。
张国焘去世后被安葬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东南的士嘉堡区松山园公墓里。据说，张去世后，家属无力支付丧葬费用，后杨子烈与台湾联系，后经蒋经国批准，从台湾汇去3500美元，这才使张国焘入土为安。
幸运的是，无论怎样，他的妻子——杨子烈都不离不弃地跟随着他，这或许是老天对他唯一的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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