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偶遇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两人在“中国是否会出兵攻打越南”这一热门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几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7日，战争爆发了！”
当年，我国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邓公与李光耀有过一番深度交谈，李光耀也因此成为这场战争重要的见证者之一。
虽说邓公在李光耀面前表现出对攻打越南坚定的决心，可这并不代表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早在党中央开会讨论是否攻打越南时，赞成与反对双方就展开过激烈讨论。
有关于这场战争发生的背景，笔者在此不做赘述，从当年越南对我国及华侨做出的种种狂悖之举来看，给予适当反击是极有必要的，可在叶帅、粟裕等领导人看来，贸然出兵的风险还是不可估量的。
一方面，刚刚经历过统一战争的越南，战斗力不可小觑，可我国已经进入经济恢复发展阶段，国力虚空之下，必定经不起新一轮重创。
另一方面，越南从1950年与美法等国交手后，屡屡斩获先进武器，再加上与苏联交好，自诩“世界第三军事强国”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事实上，各种反对出兵的意见背后，大部分都在指向一个潜在的重要问题，那就是苏联对我国的威胁，前有苏越联盟、后有中苏交恶，如若因为我国攻打越南而导致苏联出兵滋扰，局势必定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可想而知，作为卓越军事家、战略家的邓公，面对如此战情分析也会感到左右为难，幸运的是，一位元老级人物站了出来，他的一番话起到了“定海神针”般的作用，也让邓公下定决心出兵越南，正是陈云。
“苏联在中苏边境，这是最有可能进攻中国的地方，由于部队兵员严重不足，进攻中国需从欧洲调兵，而这得一个月才能完成。”
这是陈云当时对于“苏联是否会在我国出兵之时趁虚而入”的核心观点，在做出理性预估的同时，他还饶有建设性地提出了一个重要战略。
想要最大限度降低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就必须把中越边境战争的持续时间严格控制在一个月之内。
由此，邓公在正式决定出兵越南后做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就很好解释了，基本符合陈云提出的建议与构想。
首先，无论出于作战能力、后勤补给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确只持续了28天，是典型的有限战争模式，在世界军事界还被称之为“惩罚模式”、“教训模式”。
其次，考虑到苏联潜在威胁的存在，在对越南出兵的同时，由粟裕将军坐镇，我军在北方中苏边境地带同步严阵以待，以防不测。
第三，为了确保我国出兵越南时，美国不会与苏联站在同一阵线，邓公在1979年1月底访美，推动中美邦交，以此杜绝了更深层的隐患。
事实证明，对越自卫反击战不仅达到了我国最初的战略目标，也在世界面前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苏联当时图谋对华包围圈的“外强中干”，如基辛格所言。
“在越南，中国使河内看到了苏联协防承诺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中国暴露了苏联整体战略涵盖能力的局限性。在中越边境战争打响后，苏联的军事反应仅限于派一支海军特混舰队到中国南海，对河内进行有限的武器空运，以及加紧中苏边境的空中巡逻。”
事实上，在出兵前夕，邓公访美之余，还出访了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毫不夸张地讲，以此构建的一道外交“防护网”是一次中国古代兵法中“远交近攻”的成功尝试。
文章的最后，笔者还要回归到陈云的视角再来审视这场战争，从当时国内政局走向出发，邓公下定决心出兵越南还有其他的好处。
当时，以邓公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初步成型，对于刚刚走出十年动荡阴霾与“两个凡是”困扰的我军还需要加强领导与整肃，出兵越南恰恰为后续的一系列全军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
此外，这场战争也充分彰显出邓公的治国才能，这也在无形中证明陈云先前力推邓公复出这一决定的高瞻远瞩与正确性，他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功勋元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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