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瘦，皮肤状态很差，衣服破破烂烂，眼神略显空洞，提着一个老旧的包，杨彤彤第一次见到张丹（化名）时，以为他70多了。直到看到张丹的就诊资料，杨彤彤才知道，眼前这位“老人”刚50出头。自从十多年前发生过一次“高危行为”后，张丹认定自己患上了艾滋病，辞掉工作，辗转全国各大医院，想要确诊。但每个专家都在报告上写下了相同的诊断结果：排除HIV感染。
作为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感染一科的主任，杨彤彤和艾滋病打了二十几年的交道。这些年里，她见过不少张丹这样的“恐艾”患者。“在这个艾滋病早已成为可防可控性疾病的时代，很多人对它的认知却停留在30多年前。对艾滋病的过度恐惧，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也让患者承受了很多心理压力。”
确诊后被情绪裹挟的人生
11月26日，踏进市公卫中心感染科门诊的小意（化名），手不自觉地颤抖着。21岁，刚上大学，HIV确证检测报告单上加粗加黑的几个大字，让小意觉得自己的人生失去了光彩。诊室里，医生的叮嘱从耳旁滑过，他却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当医生交代完了所有治疗事宜后，小意抹着泪问出了压在心底的问题：“医生，我还能活吗？”
和小意一样，陷在恐惧中的还有退休教师王桥（化名），自从确诊艾滋病以来，他隔三差五就要去医院就诊。按理说，病情早已稳定的他只需要每3个月来复诊一次，但王桥总感觉浑身不适。每每到了晚上，各种“症状”像洪水一样袭来，让他彻夜难眠。“我感觉有虫子在我的胳膊上爬，我的脚趾也很痛，我感觉我快要死了……医生你一定要给我看看。”一走进诊室，王桥就迫不及待地掀起自己的衣袖、裤管，惊恐地描述着自己的“症状”。
对于很多艾滋病患者，焦虑、抑郁，甚至恐惧似乎已成为了一种逃不开的情绪。星星（化名）已经接受抗病毒治疗6年多，病毒控制得很好，免疫功能也恢复到了正常，但在每季度到医院取药复查的前一晚，他还是会被情绪裹挟，整夜失眠。“我平时并不觉得自己是‘病人’，但每个季度要来医院复查、拿药的时候，会感到很大的压力，这种无形的压力会一直持续到我拿完药，重新开始投入正常工作生活为止。”星星说。
因认知缺乏产生的恐惧
2019年，成都市公卫中心感染科曾做过一项关于新诊断的HIV感染者心理状态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状的检出率高达32.17%，焦虑症状的检出率达14.78%。而出现这些情绪的根源，就是对艾滋病的过度恐惧。
杨彤彤告诉记者，“恐艾”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已经确诊的HIV感染者，尽管已经接受了抗病毒治疗，病毒载量控制得很好，但仍然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出问题，担心他人得知自己病情后遭受“歧视”。另一种是把高危行为和艾滋病直接画上等号，因为发生过“高危行为”，就感觉自己患上了“艾滋病”。“不论是哪种，归根结底都是对艾滋病没有科学的认知造成的。”
“其实，大众对艾滋病的认知还存在很大的误区。”今年，杨彤彤接诊过一名晚期艾滋病患者。这名患者具有博士学历，在春节前发现自己感染HIV后，选择辞职回家，每天躺在家中“等待死神的降临”。最后他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合并了“进行性多灶性脑白质病”，神经认知功能明显受损。“如果能及时接受治疗，结局会完全不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是广东省艾滋病定点收治医院之一，该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张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在门诊中也遇到过不少“恐艾”患者。“这类人群对自己身体过度关心，加上他们对疾病认知不足，容易产生恐慌。即便他们反复到医院检查，阴性结果也并不能完全打消顾虑。”
社会共治要防艾不要恐艾
据相关媒体报道，成都恐艾干预中心曾预估，全国至少有160万例不同程度的恐艾症患者，远远高出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报告的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数量——129万名。
实际上，自从1996年抗逆转录病毒疗法问世以来，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的病死率大幅度下降，患者的生存期已经接近正常人的平均寿命。尤其是自2018年以后，包括整合酶在内的很多新型抗病毒药物在中国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抗病毒治疗方法得到了进一步革新。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艾滋病早已由“绝症”变成了可防可控的慢性传染性疾病。“虽然目前尚不可治愈，但通过服药可维持在长期稳定状态，控制良好的感染者预期寿命也与非感染者无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湛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艾滋病防治不仅是医疗问题，其同样也是社会问题。今年12月1日是第37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是“社会共治 终结艾滋 共享健康”，明确提到要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同担起防艾责任。“避免高危性行为是预防HIV感染最好的方法；如果不慎发生了高危性行为，在72小时内尽快接受暴露后预防药物治疗，也能最大程度降低HIV感染的风险。”杨彤彤呼吁，要科学防艾，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如果经过专业医生评估，排除HIV感染，不要再过度担忧。高危人群最好定期进行HIV抗体筛查，尽量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胡瑰玮 图据网络 责任编辑 常莉娟 编辑 王钟婧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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