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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史之乱到黄巢之乱,从五胡乱华到清末动荡,战火屡屡燃烧,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但在绝望之中,古人也总结出一套避祸之法,分别应对小乱、大乱、浩劫,那么这样的生存哲学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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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李渔的《十二楼・闻过楼》中提到 “小乱入城,大乱避乡”。

战乱初起时,烽火尚未烧至家家户户,百姓首先想到的避祸之地往往便是城市。

在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的核心,城市的建筑设计兼具日常生活与军事防御两种功能。

坚固的城墙不仅用于划分区域,在动荡时期更是防守的主力。

那些建于险要之地的城市,天然便具备 “易守难攻”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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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守在城墙上的守军时刻监控着城外的动静,一旦发现匪盗或流寇来袭,便能迅速采取防御措施。

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管理模式,给避难的百姓带来了心理上的慰藉,也使得城市在战乱初期极具吸引力。

百姓逃入城市,一方面是依赖城墙和驻军的庇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城市内的物资更为充裕。

平日里,城内的粮仓储备着大量粮食,战时这些储备便显得极为珍贵。

即便遭遇围困,城中百姓也能依靠粮仓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存。

城市内的医疗资源、集中的庇护场所以及地方官员的组织协调能力,都让人们觉得这里更为安全。

城中有地方官员管理,社会规则依旧清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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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乡村的分散,城市的管理能够有效威慑那些企图趁乱作恶的不法之徒,这种井然有序的生活环境,让普通百姓对城市产生了天然的依赖与向往。

但当战乱不断升级、敌方军队大规模进攻时,城市的防守能否抵御得住,直接决定了百姓的生死。

正因如此,古人选择入城避乱大多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非长久的安身之法。

像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权,相对稳定,就有不少百姓前往汉中避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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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一旦被卷入大规模的攻防之战,便不再是往日的安稳之所。

城池中的粮仓,原本可在短期内为人们提供避险保障,一旦围城时间过长,物资供应被切断,城市便会迅速从庇护所沦为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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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兵荒马乱之中,粮食短缺会引发饥荒,人口密集易导致瘟疫蔓延,百姓甚至可能因被守城军队视为 “累赘” 而遭到清理。

在一些相关记载中,曾提到当城中存粮不足时,不少百姓竟被当作士兵的 “活口粮”,此时,留在城市中的民众,就是在等死。

相较之下,乡村的优势在于其分散性和自主性。

乡村不像城市那般显眼,不易成为敌军的主要攻击目标。

逃离城市后,百姓会结伴前往乡村,组成一个个小型的避难群体,他们依靠亲族和邻里关系相互扶持,通过分工合作来确保基本的生存。

村庄里的简陋围墙、柴垛、鱼塘甚至灌木丛,都会被用来构建临时的防线。

与城市不同,乡村的资源无法长久支撑大批涌入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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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当战乱持续时间过长时,原本宁静的乡村也会陷入资源枯竭。

当敌军席卷整个地区时,即便乡村再隐秘也难以幸免,一旦避难之所被敌人发现,乡民们可能面临洗劫乃至屠杀的命运。

在崇祯十五年的第三次围攻开封之战中,战前就有大量城外平民避入开封,但围城一个多月后,城内就出现粮食短缺。

城内百姓想出城寻活路,却被守军禁止,随后惨剧不断上演,而在崇祯末年,张献忠与明军反复争夺蕲、黄时,百姓多弃城而走,避入城市周边的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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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池和乡野,皆难以幸免,为躲避追杀与战火,百姓们不得不舍弃家园这最后的依托,将希望寄托于那些人迹罕至的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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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荒野,在没有现代技术的辅助下,人们只能依靠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寻找可食用的野果、菌类,甚至捕捉小型动物来果腹。

露水与山泉是最为宝贵的生命之源,但一旦旱季来临,如何在山涧或地下寻水,便成了关乎生死的关键问题。

古人在树木之间搭建简陋的庇护所,利用山洞和岩壁抵御风雨,甚至用草木掩盖痕迹,以防被敌军发现。

有些地方的百姓,还会在密林深处开辟隐秘的栖息地,种植少量作物,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在深山老林之中,敌军的骑兵无法驰骋,士兵难以找到固定目标,即便他们偶尔进入山间,也极易迷路,甚至遭遇伏击。

正因如此,山林在动荡的年代成了天然的避难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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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端的环境中,人们的感知与自然逐渐同步,山川河流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寄托,道教、佛教中的许多修行观念,如 “依山栖谷”“清静无为”,正是源于这种对自然的依赖。

秩序与资源

在过去,战争是家常便饭,古代小规模战乱时,百姓会选择进入城市躲避,因为城市有坚固的城墙和守军,能提供初步的安全保障。

而且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更多的资源和保障。

但当战火越烧越旺,城市不再安全时,人们就会转向乡村。乡村地域广阔,布局分散,不容易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而且村民们可以依靠自家的农田和自然资源维持生活。

到了大灾难时期,荒野就成了最后的庇护所,那里人迹罕至,可以躲避战乱和灾害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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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应对危机的方式转变,一是对 “秩序” 的选择,动乱初期,人们依靠城市的社会秩序获得安全感;

二是对 “资源” 的重新认识,秩序崩溃后,乡村的自给自足和荒野的隐蔽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这种避祸逻辑依然适用。

二战期间的欧洲难民潮,很多人逃离城市,躲进乡村或山林。叙利亚内战时,许多家庭逃到沙漠或山区,在艰苦的环境中艰难求生。

俄乌战争中,战争初期人们在城市的地下掩体避难,后来随着冲突加剧,纷纷逃往西部乡村或邻国边境。

在局部冲突时,秩序和守备是人们的依靠;危机蔓延后,生存的关键就变成了资源和隐蔽。

除了战争,环境灾害中也体现了这一避祸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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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的印度洋海啸和 2020 年的澳大利亚山火,城镇的基础设施一旦瘫痪,人们就会选择逃到乡村或自然环境中。

在澳大利亚的大火中,很多家庭逃到山涧或海湾,借助船只或水源躲避火势。

这种逃生方式与古代的 “浩劫入野” 如出一辙,面对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们也会本能地选择远离城市的地方避难。

古人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思路,比如在气候变化导致资源短缺时,“分散居住” 和 “多样性存储” 可以降低资源枯竭的风险;

疫情期间,城市内的秩序维护很重要,而当病毒扩散失控时,分散的乡村和隔离区更安全。

这是对人类求生本能的敬畏,也是对自然法则的主动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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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灾难不断,但每一次都离不开过去的智慧,只有理解并敬畏自然,我们才能在绝境中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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