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光
西安交通大学
社会学系
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
教授、研究员
郭小弦
西安交通大学
社会学系
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
副教授、研究员
个体社会资本的国际比较
——结构跨越和资源获取的双重视角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5期
作者 | 李晓光、郭小弦
责任编辑 |胡含之
本文聚焦于个体社会资本的国际差异及其解释机制。基于2017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本文使用定位法和资源法测量个体社会资本，并对全球29个国家展开实证比较。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国家的个体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建构维持中的结构跨越性和激活动员中的资源获取性。第二，各个国家在经济、文化、社会维度上的整合与分化态势是影响个体社会资本国际差异的制度性力量。以上发现对于理解全球视野下人际交往模式的国际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言
个体社会资本深刻形塑着微观生活机遇和宏观社会整合。大量经典研究表明，无论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较高的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个体的客观行动，例如教育获得、求职过程、地位获得等（Granovetter，1973；Lin，2001；边燕杰，2004；梁玉成，2010；赵延东、洪岩璧，2012；Beaman & Magruder，2012；Chen & Volker，2016），也有利于增进人们的主观福祉，例如增强身心健康、提升幸福感知、降低孤独体验等（Binder et al.，2012；郭小弦、王建，2019；李晓光，2020）。正因如此，作为一种嵌入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源，个体社会资本随着宏观社会条件和微观生命历程呈现动态变化（李晓光、郭小弦，2022），成为现代社会整合的微观基础。
然而，社会资本存在国际差异吗？长期以来，世界范围的学者对这一问题具有浓厚兴趣，但在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方面亟待突破。新近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在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方面均存在差异（Bian et al.，2020；Hadler et al.，2020；Sapin et al.，2020），但如何解释这些差异？这是社会资本国际比较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理论上讲，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维度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将表现不同的社会交往模式。唯有抓住各个国家在经济、文化、社会等维度的根本性特征及其差异，方能有效解释个体社会资本的国际差异。
本文聚焦于个体社会资本的国际差异及其理论机制，重点分析个体社会资本建构维持中的结构跨越性和激活动员中的资源获取性。本文的总体理论观点是：一个国家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宏观维度的整合与分化特征对个体交往的边界跨越和资源获取产生的结构制约越小、交往约束越少，则社会资本的产生源泉越丰富、个体的交往机会越多，进而社会资本质量越高；反之，上述宏观特征对个体交往的边界跨越和资源获取产生的结构制约越大、交往约束越多，则社会资本质量越低。基于这一理论立场，本文聚焦于两个研究问题：第一，不同国家的个体社会资本差异呈现何种模式？第二，如何解释社会资本的国际差异？本文的理论分析将从整合和分化的视角出发，探讨各个国家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维度的宏观整合与分化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微观影响。本文的实证分析将基于2017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对29个国家的个体社会资本开展比较研究。
二、整合与分化：个体社会资本的国际比较与解释机制
（一）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结构跨越和资源获取
社会资本主要反映嵌入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研究长期存在两种理论视角：集体社会资本和个体社会资本。研究集体社会资本的代表性学者有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这类社会资本主要反映嵌入集体层次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源，例如社区层次的互惠规范、社会信任等（Fukuyama，1995；Putnam，1995）。研究个体社会资本的代表性学者有林南、博特(Ronald S. Burt)等，这类社会资本强调嵌入个体层次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源（Burt，1992；Lin，2001；边燕杰，2004），例如个体中心网及其附着的权力、财富、声望等“有价值资源”（valued resources）(Lin,2001;林南，2005)。本文主要聚焦于个体社会资本，即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在目的性行动中可以被动员的社会资源（Lin，2001）。
在一个社会中，我们如何判断个体社会资本的高低、结构及其效用？这本质上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及其联结的社会资源。依据现实社会中权力、财富、声望等有价值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布，绝大多数社会结构可被视为一种层级化结构，例如“金字塔型结构”“橄榄型结构”，等等。在层级化结构中，个体社会资本的结构和效用可以通过两个维度来捕捉。第一是社会资本的建构和维持过程中的结构跨越性。结构跨越性强调“与谁交往”的问题，即个体跨越不同社会结构位置、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建立并维持联系的交往特征。判断结构跨越性可以使用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的三个指标：达高性、广泛性和异质性（Lin，2001）。达高性反映个体在社会结构中能触及的最高社会位置，广泛性反映个体所能触及的最高和最低位置的差距，异质性反映个体所能触及的社会网络成员的位置的多样程度（Lin，2001）。第二是社会资本的激活和动员过程中的资源获取性。资源获取性强调“交往有何用”的问题，即个体通过激活社会网络而实际获取的社会资源。资源获取性可以通过资源法（resource generator）来捕捉，与定位法假定的潜在可获取的资源相比，资源法更关注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能够实际获取的社会资源（van der Gaag & Snijders，2005），例如行动资源、信息资源或情感资源等。基于此，本文将从个体社会资本的结构跨越性和资源获取性的双重视角开展国际比较研究。
我们现在聚焦于个体社会资本建构和动员的影响因素：机会和约束的双重作用。为何现实世界中个体之间社会资本存在差异？这一问题指向个体在建构社会资本时所面临的机会和约束。我们不妨回到霍布斯关于社会秩序的思想实验：假如人类社会处在原始自然状态，个体之间绝对自由和平等，人们在获取食物等重要资源时都能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约束，那么社会秩序将不复存在（霍布斯，1985），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亦将陷入紊乱状态。正因如此，每个人需要让渡部分权利，以产生一种社会制度或者共享观念来维系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整合（霍布斯，1985）。反过来看，正是这些制度设计或者观念力量，既给个体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行动提供了机会保证，同时也给个体交往施加了社会约束。社会网络分析的鼻祖齐美尔在形式社会学中阐述的关于自由和约束的辩证关系也深刻揭示出这一道理：当个体加入特定社会网络时，可以获得充分表达个性的自由，但也会深受社会网络的束缚，由此，约束成为自由的一个条件（Simmel，1955；周雪光，2003）。沿着社会网络分析的脉络，林南认为社会学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去分析行动者在社会结构带来的机会和约束下如何对社会关系进行选择（Lin，2001）。这里的社会结构既给人们创造了建立和激活社会资本的机会，也给社会成员施加了建构和动员社会资本的约束，个体正是在这种机会和约束之下选择性地建立、维持和动员社会资本。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交往行动时所面临的机会和约束主要源于那些嵌入社会中的层级化结构以及社会观念。既有研究揭示出人类社会交往的一个普遍模式是同质性交往而非异质性交往，例如性别同质性、阶层同质性、族裔同质性等（McPherson et al.，2001；李晓光，2020）。形成这种交往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层级结构、社会规范、观念力量深刻约束了异质性交往，它们通过社会角色习得、社会分工机制、社会边界塑造等过程深刻影响个体思维习惯和社会范畴分类（Douglas，1986），最终促使有相似角色、相似分工、相似观念的社会成员聚在一起。尽管同质性交往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但异质性交往却常常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和优势（梁玉成，2010；李晓光，2020）。因此，个体在建构社会资本的过程中会努力突破性别、阶层、族群、体制等社会边界的约束，以丰富社会网络结构、提升社会资本含量（边燕杰等，2012；李晓光，2020）。综上，个体社会资本的建构或动员就是在层级结构或共享观念提供的机会和约束之下突破社会边界的约束，选择性地建构或激活社会网络的过程。基于此，社会资本国际比较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是去捕捉国家层次的宏观制度性力量如何形塑微观个体交往中面临的机会和约束。
（二）国家层次的解释视角：整合机制与分化机制
我们现在转向国家层次的分析：全球视野下各个国家社会成员的个体社会资本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有哪些解释差异产生的理论机制？本文从整合与分化的视角出发，探讨国家宏观层次的制度结构、文化观念等方面蕴含的整合与分化态势及其对微观个体社会资本建构产生的影响。整合与分化是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就关注的经典命题。从孔德的社会物理学、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孔德，1996；斯宾塞，1996）到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韦伯，1997；涂尔干，2000），再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卢曼的社会分化论（Luhmann，1982；帕森斯，2003），这些经典社会学理论都指向一个共同问题：在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文明进程中，人类社会的秩序维系何以可能？社会秩序维系的背后是分化机制与整合机制两股力量的双重变奏。正因如此，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被视为20世纪现代性社会学的主要模式（马尔图切利，2007）。
整合机制强调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文军、朱士群，2000），这种整合态势潜在地为社会资本建构和动员创造机会。现代社会中存在三种整合模式：制度性整合强调国家通过法律和政策等手段协调社会关系、实现社会治理，功能性整合通过统一社会劳动、强化社会合作、促进资源共享来维系社会秩序，认同性整合则从文化观念、价值规范、意识形态等角度提供共同行为准则，从而实现秩序维系（黄玉捷，1997；文军、朱士群，2000；杨建华，2016）。本文认为，整合机制蕴含至少两种提升社会资本的动力：第一，功能性整合通过加强社会分工和合作，可以促进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互动和依赖关系，由此为社会资本的建构创造机会。第二，认同性整合通过加强社会成员在文化观念、价值规范层面的相似性，也可以有效促进社会网络的形成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由此，整合态势有助于加强社会网络建立过程中的结构跨越，从而成为社会资本来源的潜在动力。
分化机制旨在捕捉不同群体或社会系统因资源控制、功能分化而产生的不平等或差异化态势，这种分化机制潜在地制约社会资本的建构和维持。分化过程可以表现为区域分化、阶层分化、观念分化等多个方面（文军、朱士群，2000）。按照分化领域和力度差异，卢曼总结出三种分化模式：区隔分化强调不同家庭、部落等构成的异质性，阶层分化强调不同阶层在经济、权力、声望等维度的不平等，功能分化强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出现的专业化态势及其不平等（Luhmann，1982）。卢曼的分化模式与布劳（Peter M. Blau）关于社会结构分化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布劳认为现代社会存在两种结构分化：一是水平分化或异质性，即社会成员在由类别表示的群体之间分布；二是垂直分化或不平等，即社会成员在由层级表示的地位之间分布（布劳，1991）。这两种分化蕴含社会资本建构的潜在阻力：第一，水平分化造成的群体异质性可能会强化群体内部认同和固化群体之间的边界（如族群边界），这种边界会约束不同群体成员间的社会联系；第二，垂直分化产生的资源不平等也会固化群体之间的社会边界（如阶层边界），这种边界也制约不同群体成员间社会资本的建构、维持和动员。综上所述，分化机制潜在地制约了社会网络建立和社会资本的积累。
（三）社会资本的国际比较：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整合与分化
整合与分化是综合性、抽象性的理论机制。综合性体现在它力图捕捉社会中权力、财富、声望等维度的整合与分化态势，抽象性体现于研究者在实践中难以直接用它测量国际差异。那么，如何在实证分析中有效捕捉不同国家的整合与分化机制？毫无疑问，各个国家的整合与分化体现在政治、财富、语言、生态等诸多社会维度（Luhmann，1982）。但在国际比较或社会变迁分析中，研究者需要有效捕捉对研究对象具有潜在影响的根本性制度特征（吉登斯，2009）。本文认为，国家层面影响个体社会资本的三个根本性维度是经济、文化和社会。这三个维度不仅有助于捕捉现代国家的制度性、功能性和认同性的整合态势（杨建华，2016），也有助于概括当代社会的垂直分化和水平分化态势（Luhmann，1982）。本文的核心理论观点是：不同国家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维度中所蕴含的整合与分化力量会导致个体社会资本的国别差异。这是因为不同国家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维度的整合与分化态势会影响个体建立、维持和动员社会网络时所面临的机会和约束，进而影响个体社会资本的结构跨越性和资源获取性。下文将从整合与分化机制出发，分析经济、社会、文化维度的整合与分化态势如何影响个体社会资本的国际差异。
1.经济维度：经济整合论和经济分化论
经济整合论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层次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则人们的社会资本相应越高。这一推论背后的逻辑是，国家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深刻形塑着宏观社会的职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实现职业结构的升级，高技能职业所占比例会越高（陆学艺，2004；吴晓刚、李晓光，2021）。由于社会资本嵌入不同职业结构位置的个体互动网络之中（Lin，2001），经济整合与经济发展带来的职业结构升级将有助于增强人际交往中的边界跨越性，由此提升个体网络的达高性、异质性和广泛性，最终带来社会资本增量。
经济分化论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层次的经济分化程度越高，则人们的社会资本就越低。所谓经济分化，强调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社会成员在收入、财富等经济资源占有方面的贫富差距或经济不平等，譬如学界常用的基尼系数（Gini index）就是衡量贫富差距或经济不平等的指标（Conceição，2020；Davydov & Greselin，2020）。从理论上讲，国家内部的经济分化程度越高，则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程度越高、贫富差距越大。而经济分化或贫富差距的上升将会加深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鸿沟（布劳，1991），不利于个体人际交往中的边界跨越，从而制约社会网络的形成和社会资本的积累。
2.文化维度：传统世俗论和生存表达论
人类社会的文化习俗形塑着社会交往互动和社会资本积累。如何衡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虽然在人们的经验感知中各国的文化习俗大相径庭，但是在学术研究中如何抽离和识别其背后不同的文化模式颇具挑战。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人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从两种理论取向评估了各国文化差异：一是传统价值和世俗理性价值取向，二是生存价值和自我表达价值取向（Inglehart & Baker，2000;Inglehart & Welzel，2005）。本文从文化维度的整合与分化态势出发，借鉴英格哈特等人的文化取向来分析国家层次的文化差异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提出传统世俗论和生存表达论。
传统世俗论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层次的文化观念越是偏离传统价值、偏向世俗理性，则人们的社会资本越高。传统价值特别强调一个社会中宗教的重要性，并且推崇社会成员对传统权威和家庭价值观念的尊重（Inglehart & Baker，2000），由此潜在地造成社会边界、交往区隔和分化态势。世俗理性价值则不太强调宗教信仰、传统权威和家庭观念的作用（Inglehart & Baker，2000）。当一个社会的文化观念更加偏向世俗理性而非传统价值时，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程度更高（Inglehart，1997）。传统权威式微可以减少对人际交往中边界跨越过程的约束，而世俗理性扩张则给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创造更多机会（边燕杰、郭小弦，2015）。因此，当国家层次的文化价值偏向世俗理性时，社会成员在社会交往中更可能达到老幼无别、贫富无分、种族无争、阶级无涉的状态。
生存表达论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层次的文化观念越是偏离生存价值、偏向自我表达，则人们的社会资本也越高。生存价值强调人们对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的重视，这样的社会中通常信任程度低、社会容忍度低（Fukuyama，1995）；而自我表达价值将经济和人身安全视为理所当然，更偏向对自我表达、主观福祉和生活质量的追求，这样的社会中一般信任程度高、社会容忍度高，人们特别重视环境保护、移民包容、性别平等、政治参与等价值观念的表达（Inglehart & Baker，2000）。本文的理论推断是：当国家层次的文化价值越是偏离生存价值、偏向自我表达，则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越可能表现出高度的社会信任、社会开放和社会包容。这种信任、开放和包容有利于增进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边界跨越性和资源获取性。综上所述，国家层次的文化价值对个体建构社会资本产生的约束作用越小、提供的交往机会越多，则个体社会资本就会越高。
3.社会维度：社会整合论和社会分化论
社会维度的国际差异如何形塑个体社会资本的形成？从理论上讲，社会发展将有助于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突破结构边界的制约，为个体社会资本的形成创造机会；反之，社会分化则会影响人际交往的结构跨越性，制约个体社会资本的建构和动员。据此，我们提出社会整合论和社会分化论。
社会整合论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层次的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则人们的社会资本就会越高。社会发展强调国家在国民健康、卫生设施、平等包容、可持续性、社会安全等维度的进步程度和发达程度，通过直接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环境等因素来判断其社会福祉。从理论上讲，国家层次的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则社会的平等、包容、开放程度也相应越高（英克尔斯、史密斯，1992），这有助于增进人际交往中的边界跨越性。据此推断，社会发展程度的提升可以增强个体社会网络中的达高性、异质性和广泛性，提升个体社会资本。
社会分化论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层次的社会分化程度越高，则人们的社会资本就越低。此处的社会分化强调一个社会内部的社会不平等或阶层分化程度，具体表现为社会成员在教育、财富、权力、地位等重要资源获取上的不均衡状态（Blau & Duncan，1967；李强，2008）。社会分化会加大各个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鸿沟（Lin，2001）。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往往更易与社会地位相似的人维持社会互动（McPherson et al.，2001），而社会分化则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区隔（布劳，1991）。这种交往区隔或者分化态势不利于人际交往中的边界跨越，对社会资本的建构和动员产生约束。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简称ISSP）。ISSP是一项持续近40年的跨国合作调查项目，每年围绕全球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开展调查，2017年的调查主题为“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源”。该年调查覆盖全球29个国家，调查对象主要为18岁以上的公民，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等议题（Joye et al.，2019），能够有效满足本文分析需求。该数据样本量为44493个，排除在社会网络等核心变量上有缺失值的个案后，进入本文实证分析的样本量为39283个。
（二）变量测量
1.个体层次变量
本文的核心因变量为个体社会资本。定名法、定位法、资源法是测量个体社会网络的三种主要方法。跨国实证研究发现，定位法和资源法具有回应率高、结构简洁、跨文化性强等明显优势（Hadler et al.，2020; Sapin et al.，2020），因此成为ISSP2017调查中测量社会网络的主要方法。
定位法主要测量社会资本的结构跨越性。定位法以社会结构位置为基础，列出若干代表社会结构位置的职业，由被访者回答其社会网络成员中是否有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研究者通过分析被访者与这些职业位置之间的社会联系来测量个体社会资本（Lin & Dumin，1986）。ISSP2017确定了10类职业来测量个体社会网络。依据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al-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简称ISEI）（Ganzeboom et al.，1992），本文对10类职业依次赋值，具体为：公交车或卡车司机（ISEI为36，下同）、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69）、家庭或办公室清洁工（17）、美发师或理发师（32）、人力资源经理或人事经理（68）、律师（85）、汽车维修工（38）、护士（42）、警察（53）和初中老师（63）。ISSP在使用定位法测量时还区分了被访者与其社会网络成员的三种关系类型：“家人或亲属”“亲密朋友”“打过交道的人”。
依据定位法原理，本文通过网络顶端、网络差异、网络范围和网络均值来测量社会资本。网络顶端反映个体社会网络的达高性程度，通过网络成员中的最高ISEI值来测量。网络差异反映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程度，通过网络成员中涉及的职业种类数来测量。网络范围反映社会网络的广泛性程度，通过网络成员的最高ISEI值和最低ISEI值之差来测量。网络均值反映社会网络资源的平均水平，通过网络成员的平均ISEI值来测量（Li et al.，2008；李晓光、郭小弦，2022）。基于这四个指标，我们界定了两个社会资本变量。一是综合社会资本，即被访者在每种职业类型中只要有任何认识的“家人或亲属”“亲密朋友”或“打交道的人”，则该职业位置进入社会资本计算。通过因子分析对四个网络指标进行降维，并将取值范围处理为0到100之间，得到综合层次的社会资本变量。二是区分关系强弱的社会资本，将“家人或亲属”和“亲密朋友”作为强关系，将“打交道的人”作为弱关系，并分别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强关系和弱关系社会资本。
资源法主要测量社会资本的资源获取性。资源法以社会资源类型为基础，直接询问被访者在需要不同类型的帮助时，潜在求助对象的类型和结构特征（van der Gaag & Snijders，2005）。相较于定位法，资源法的主要优势是测量了实际能获取的社会资源，而非假设能获取的资源或帮助（van der Gaag & Snijders，2005；Kawachi et al.，2008）。依据资源法，ISSP2017通过询问被访者在不同情境下需要帮助时首先会找的求助对象，测量了三种资源类型：以家务帮助和生病照料为代表的行动资源、以提供建议为代表的信息资源和以倾诉压抑和情感陪伴为代表的情感资源（Joye et al.，2019）。求助对象被划分为七个类别，依次为关系密切的家人、关系稍远的家人、亲密朋友、邻居、同事、其他人和无人可找。本文将家人和亲密朋友界定为强关系，将邻居、同事和其他人界定为弱关系，将无人可找界定为无关系。本文使用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对三种资源类型中涉及的情境进行降维处理，并将取值范围处理为0到100之间，由此得到基于资源法的社会资本。
表1为描述性统计结果。本文在分析中控制了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在职状态、工作部门、职业类型及城乡居住地。
2.国家层次变量
国家层次的解释变量来自两个外部数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和世界价值观调查。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调查年份在2017年，为保证“因在果前”的时间顺序，我们选取的各项指标均为2017年及以前，并将其合并到ISSP2017数据中。
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的统计指标来自联合国统计数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数据中心提供了150个全球指标和综合指数（Conceição，2020），这些指标覆盖人口、教育、健康、收入、工作等多个维度。经济发展程度的测量采用20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经济分化程度的测量采用2010年到2016年的基尼系数，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社会发展程度的测量采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这是由联合国开发的、衡量各个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社会分化程度的测量采用人类不平等指数（Coefficient of Human Inequality,简称CHI），该指标通过综合预期寿命、教育等维度的不平等来反映一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另外，实证模型纳入国家总人口和国家教育发展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国家教育发展程度的测量采用教育指数（educational index）。为了比较国家层面不同指标的影响，本文将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取值范围处理为0到100之间。
文化维度的统计指标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为了测量国家层面的文化差异，本文选取2012年至2016年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产生的“英格哈特—韦尔兹文化地图”数据，该数据提供了全球不同国家在四个文化观念指标上的得分情况（Inglehart & Welzel, 2005），包括传统价值得分、世俗价值得分、生存价值得分和自我表达得分。传统价值和世俗价值得分测量的是人们对民族自豪、权威尊重、宗教信仰、堕胎行为等方面的态度评价。生存价值和自我表达得分测量的是人们对经济安全、人身安全、主观福祉和社会信任等维度的态度评价。世界价值观调查机构对这些指标进行降维处理，最后得到各国在四个文化观念指标上的得分。本文将以上四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取值为0到100之间。
（三）统计模型
本文主要使用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这是因为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库包含不同层次的变量，其中国家层次的变量为高层变量，个体层次的变量为低层变量。参考既往研究（梁玉成，2012），我们选择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该模型在本文实证分析中具有两个优势。第一，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可以有效捕捉国家内部个体的同质性特征。同一国家内部的个体往往会共享一些特征，例如文化习惯、社会观念等，因此可能会在社会资本建构过程中呈现相似的模式。如果采用一般线性回归，则无法有效解决国家内部个体之间的同质性问题。第二，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释国家之间的异质性特征。以因变量社会资本为例，我们可以对模型设定中的高层变量进行拓展，纳入针对随机截距的高层解释变量（例如国家层面的经济、文化、社会等维度的变量），由此来解释各个国家在社会资本指标上的异质性问题。
四、实证结果
（一）个体社会资本的国际差异模式：结构跨越和资源获取
在全球视野下，不同国家居民的个体社会资本呈现何种差异模式？我们首先聚焦于定位法测量的个体社会资本，这里重点比较个体社会网络的结构跨越性。图1为实证结果，模型以澳大利亚作为参照项，我们可得三个初步发现。第一，社会资本的总量比较显示：冰岛、印度、以色列、斯洛伐克相对较高，而中国、日本、泰国、俄罗斯则相对较低。从区域来看，北欧国家整体处于较高水平，而东亚国家处于较低水平。第二，网络结构的比较显示与总量一致的规律。社会资本较低的日本、泰国等国，个体的社会网络范围、网络顶端、网络差异得分都相对较低；社会资本较高的冰岛、斯洛伐克等国，个体的网络范围更广、网络顶端更高、网络差异更大。第三，区分了关系强弱的国际比较表明，基于弱关系的社会结构跨越对社会资本的提升效应相对更强。在冰岛、印度、墨西哥、苏里南、美国等国，个体更倾向于和不同社会位置的亲戚、熟人、密友建立社会联系，因此强关系社会资本高于弱关系社会资本；相反，在奥地利、克罗地亚、捷克、芬兰、德国、瑞典等国，个体更可能与不同社会位置的非亲属建立网络，因此弱关系社会资本高于强关系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总量也相对较高。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定位法的确可以有效评估社会资本的国际差异，特别能够捕捉个体社会网络的结构跨越性。但有两个问题需要反思。第一，以上发现只是对国家层面一般规律的描述，并不意味着所有个体都符合这些模式。正如图1中置信区间所示，社会资本不仅在国家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一国内部的社会成员之间也存在差异。这意味着，在高社会资本均值的国家内部，也不乏社会资本较低的个体；而在低社会资本均值的国家内部，也有社会资本较高的成员。第二，尽管定位法在测量个体社会网络的结构跨越性层面有独特优势，但我们必须对其潜在劣势保持谨慎。以中国和日本为例，作为儒家文化圈的重要代表，关系文化的经久不衰已经成为东亚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这种关系文化的盛行理应提升个体社会资本。但基于定位法的发现却恰恰相反，即东亚国家的个体社会资本相对较低。如何理解这一悖论？一个潜在原因是定位法的测量仅包含职业位置或业缘关系，难以捕捉血缘、地缘、学缘等维度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资源。
现在转向基于资源法的社会资本国际比较，这里重点比较的是实际获取的网络资源。通过解读图2，我们可得以下初步发现。第一，就社会资本的实际获取而言，中国、俄罗斯、菲律宾、德国、西班牙等国的水平相对较高，而法国、芬兰、印度、泰国、南非等国相对较低。从全球不同区域来看，东亚国家的个体社会资本相对较高，北欧和非洲国家相对较低。第二，资源类型的国际比较揭示了社会资本内部的高度异质性。以社会资本较高的五个国家为例，行动资源、信息资源、情感资源的排序完全不同，这表明不同国家居民在社会网络的具体功能用途和实际资源获取上都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的资源类型分布显示，个体社会网络提供的信息资源最多，行动资源次之，情感资源最少，表明人们更注重社交关系、信息获取和实际帮助。第三，区分了关系强弱的国际比较表明，基于强关系的社会资本对于实际资源获取更加有效。在中国、俄罗斯、菲律宾等基于资源法测定的社会资本较高的国家中，有价值资源更有可能通过强关系网络获取，即人们需要行动资源、工具资源或情感资源时，更有可能通过家人或者亲密朋友获取。相反，在法国、芬兰、印度、泰国等资源法测定的社会资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中，人们更有可能通过邻居、同事、其他人等弱关系网络来获取所需资源。综合来看，资源法也可以有效捕捉个体社会资本的国际差异，但它主要捕捉的是实际获取的网络资源。一方面，基于关系强弱的国际比较揭示了强关系网络在实际获取资源中具有更强效用；另一方面，基于资源类型的国际比较表明，在不同国家内部，个体网络实际传递的资源具有高度异质性。
综合以上基于定位法和资源法的国际比较结果，我们有必要深入讨论二者揭示的规律差异及其现实含义。总体而言，社会资本是一个理论内涵比较复杂的概念，在开展国际比较时，需要特别厘清比较的具体范畴。正如本文实证结果所示，尽管定位法和资源法已经成为世界社会网络分析领域最受认可且被广泛使用的测量题器，但是基于这两种方法的社会资本国际比较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原因在于，两种方法在测量时聚焦的维度有所不同。首先，定位法主要关注社会网络的结构跨越性，而资源法则重点关注社会网络的资源获取性，两种不同的测量逻辑在根本上导致了国际比较结论的差异。以中国社会为例，尽管定位法的结果揭示了社会成员在跨越社会结构、建立社会网络、维持社会联系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但资源法的结果表明人们通过社会网络实际获取的社会资源存在明显优势。其次，区分了关系强弱的国际比较也揭示了二者的差异，在定位法中弱关系网络对于促进结构跨越的效应更强，而在资源法中强关系网络对于获取实际资源的效应更强。这些发现揭示了社会资本国际差异模式的多维面相及其复杂情境，如何构建解释这些复杂模式的理论机制成为国际比较研究中的一个挑战。
（二）国际差异模式的解释机制：整合与分化的视角
本文从整合与分化的视角来解释社会资本的国际差异，特别聚焦于各个国家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维度的整合与分化态势。表2为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的分析结果，所有模型已经控制个体层次变量，并纳入高层解释变量。
1.经济维度的整合与分化
我们首先聚焦于经济整合与经济分化对社会资本国际差异的影响。基于定位法的分析（模型组1）显示，各国在经济维度的差异的确会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的结构跨越性。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则个体社会资本明显越高，表明经济发展的确可以带来人们社会资本的增量，尤其会增加强关系社会资本。但经济分化程度的结果呈现相反趋势：分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明显越低。这意味着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差距等经济不平等问题会抑制人们社会资本的建构和维持，无论强关系还是弱关系，经济分化水平的上升都会显著抑制社会结构边界的跨越。综合来看，经济维度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呈现整合与分化的趋势：一方面，经济发展或整合趋势可以给人们的结构边界跨越和社会资本建构带来更多机会；另一方面，经济不平等或分化趋势会制约个体的结构边界跨越和社会资本建构。
基于资源法的分析（模型组2）显示，经济分化会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的激活动员过程和实际资源获取。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不会影响社会资本的资源获取，无论强关系资本还是弱关系资本，其影响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表明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并不会创造社会资本动员和资源获取的显著优势。相反，经济分化程度的加剧会显著促进社会资本的实际资源获取，尤其会促进强关系资源获取，而抑制弱关系资源获取。由此可见，经济分化的加剧会提高人们使用社会网络的动力，并且主要借助强关系网络来获取有价值资源。综合定位法和资源法的分析结果可知，经济分化的加剧尽管抑制了结构边界跨越和社会资本形成，但是会促进社会资本动员和网络资源获取，并且主要促进人们从强关系网络中获取社会资源。
2.文化维度的整合与分化
现在转向文化维度的国际差异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基于定位法的分析（模型组1）显示，文化维度的整合与分化显著影响个体社会网络边界跨越和社会资本形成。第一，从传统和世俗价值的取向看，传统价值会抑制社会资本建构，而世俗价值会促进社会资本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价值取向的抑制作用在强关系和弱关系网络中都得以体现，而世俗价值取向则主要通过打破结构边界制约来促进强关系社会资本的形成。第二，从生存和自我表达价值的取向看，生存价值会抑制社会资本形成，而自我表达价值会促进社会资本建构。区分关系强弱之后的分析表明，生存价值取向主要抑制弱关系社会资本的形成。当文化观念偏向生存价值时，社会信任和社会包容程度低，这会抑制弱关系网络的建立和维持。由此可见，文化观念越是偏向于传统价值和生存价值，即强调宗教信仰、权威等级、经济安全等，对社会资本建构产生的制约作用越大；文化观念越是偏向于世俗价值和自我表达，即强调经济理性、主观福祉、社会信任和社会包容等，则会给建构社会资本创造更多的机会。
基于资源法的分析（模型组2）显示，文化维度的国家差异会影响个体社会资本的实际资源获取。传统价值和世俗价值差异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但生存价值和自我表达的差异会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的资源获取。具体而言，生存价值得分越高，社会资本的资源获取得分显著越低，且主要抑制人们通过强关系网络获取社会资源。反之，自我表达价值得分越高，社会资本的资源获取得分也明显越高，且主要促进强关系网络的资源获取，而抑制弱关系网络的资源获取。
综上所述，关于定位法和资源法的实证发现揭示了国家层次文化价值影响个体社会资本的一般规律：偏向传统价值和生存价值的文化取向会抑制个体社会交往中的结构边界跨越和社会资源获取，而偏向世俗价值和自我表达价值的文化取向有助于个体社会交往中的结构边界跨越、社会资本形成和实际资源获取。
3.社会维度的整合与分化
最后，我们聚焦于社会整合与社会分化对社会资本国际差异的影响。基于定位法的结果（模型组1）显示，各国在社会维度的差异的确会影响社会交往的结构边界跨越和社会资本形成，但作用方向与理论预期相反。根据理论推断，国家层次的社会发展会促进社会资本建构，社会分化则会抑制社会资本的形成。但定位法的结果表明：国家层次的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则个体社会资本显著越低；社会分化程度越高，则社会资本显著越高。如何理解这一发现？本文认为，当国家层次的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时，人们在居住环境、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能够通过正式制度和个人努力实现，个体通过建构社会资本或非正式社会联系来满足这些需求的动力可能不足；而当社会分化程度较高时，资源分布较不均衡，作为资源分配和流动的重要渠道，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将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区分关系强弱的分析结果显示：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个体越不可能建立弱关系社会资本，但对强关系社会资本没有显著影响；国家的社会分化程度越高，个体越有动力去突破结构边界、建立强关系网络和维持社会资本。
基于资源法的结果（模型组2）表明，社会维度的分化态势会显著影响社会资本动员和实际资源获取。社会发展程度的分析结果显示，国家层次的人类发展指数不会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的资源获取。这进一步表明，人类发展指数的上升并不会增加社会成员的资本动员和资源获取，个体通过正式制度可以满足社会经济行动的需求，由此减少对非正式社会网络的依赖和需求。但是，社会分化程度会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的实际资源获取：社会分化程度越高，则个体社会资本的资源获取性越低，尤其会减少强关系网络资源的获取，而增加弱关系网络资源的获取。
综合定位法和资源法的结果可知，社会分化程度影响社会资本的现实逻辑是：国家层次的社会分化程度越高，有价值资源在层级化结构中的分布越不均衡，这为社会资本创造了广阔的作用空间。正如定位法结果所示，在社会分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中，人们更有可能突破结构边界的制约去建构社会资本，期待通过社会资本来获取资源。但正因为社会分化的加剧和结构边界的制约，社会资本的动员和激活往往面临限制，正如资源法结果所示，个体通过动员社会资本获取的社会资源也就相对较少。进一步而言，个体通过动员强关系获取的资源较少，因为强关系网络虽然容易建立但资源重复性高；但是，个体通过动员弱关系获取的社会资源较多，尽管弱关系网络不易建立，但非重复资源多，由此成为社会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实现资源流通的重要渠道。
（三）国际差异模式的宏观分析：社会资本与不平等
我们现在转向国家宏观层面的稳健性分析。前文实证分析建立在个体微观数据的基础上，这些结论在国家层次是否具有稳健性？首先，本文建立了国家层次的回归分析模型。表3模型1为实证结果，因变量是国家层次的社会资本均值，该变量按照国家，对定位法测量的社会资本进行汇聚并计算均值。自变量也为国家层次变量，数据来自联合国的统计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模型1结果显示，在经济维度中，经济发展程度可以显著提升社会资本，但经济分化程度会抑制社会资本；在文化维度中，传统价值和生存价值的文化取向会抑制社会资本的形成，但世俗价值和自我表达价值的文化取向会提升社会资本。在社会维度中，社会发展程度会降低社会资本，但社会分化程度会带来社会资本的增量。由此，我们通过国家宏观层次的分析得出了与前文一致的结果，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定性。
其次，本文检验了整合与分化对社会资本不平等的影响。表3中模型2的因变量为社会资本的基尼系数，基于此，我们得到以下发现。第一，经济维度的整合与分化对社会资本不平等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国家层次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则国家内部的社会资本不平等程度越低。另一方面，国家层次的经济分化程度越高，则国家内部的社会资本不平等程度也相应越高。第二，文化维度的价值取向对社会资本不平等也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层次的传统价值和生存价值取向会增加社会资本的不平等。这两个取向的得分越高，则个体社会资本的基尼系数越大，可见国家层面的文化观念偏向传统和生存价值会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边界，减少交往机会并加剧社会资本的不平等。但是，世俗价值和自我表达价值会显著降低社会资本的不平等程度。第三，社会维度的分化也深刻形塑了社会资本不平等。国家层次的社会分化程度越高，则社会资本的不平等程度越低。综合而言，社会维度的整合与分化对社会资本均值和不平等的影响逻辑具有一致性：在社会分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中，个体更有可能通过突破社会边界约束、建立异质性网络，由此提升社会资本均值、降低社会资本不平等。
五、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个体社会资本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聚焦于个体社会资本的国际比较。在理论分析中，本文追溯个体社会资本建构、维持和动员过程的微观机制，即行动者在社会交往中所面临的机会和约束。这种机会和约束来源于社会结构中潜藏的整合态势与分化态势。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聚焦于各个国家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维度的整合与分化态势，分析它们如何影响个体社会资本的建构、维持和动员，据此来解释社会资本的国际差异。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基于ISSP2017数据，运用定位法和资源法来测量社会资本，并使用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对全球29个国家的个体社会资本展开比较。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两个。第一，从全球视野来看，不同国家的个体社会资本的确存在显著差异，但差异模式因定位法和资源法的测量而不同。定位法重点捕捉社会资本建构维持中的结构跨越性，即个体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建立并维持社会联系的交往特征。在结构跨越性视角下，北欧国家的个体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而东亚国家则相对较低。资源法则重点捕捉社会资本激活动员中的资源获取性，即个体实际能从社会网络中获取到的社会资源。在资源获取性视角下，东亚国家的个体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而北欧国家则相对较低。同时，本文通过区分关系强弱、网络结构和资源类型，为解释社会资本的国际差异模式提供了更加微观细致的证据。以上发现对我们理解不同国家的人际交往模式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不同国家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维度的整合与分化是造成社会资本差异的重要原因。经济维度的整合态势会显著促进社会资本建构过程的结构跨越性，而分化态势尽管抑制了资本建立维持中的边界跨越性，但会显著促进社会资本激活动员过程的资源获取性。文化维度中，偏向传统价值和生存价值的文化取向会显著抑制社会资本建构维持中的结构跨越性，而偏向世俗价值和自我表达价值的文化取向则会显著加强社会资本的结构跨越性和资源获取性。社会维度的整合态势会抑制社会资本的潜在作用空间，导致个体社会资本建构过程中缺乏突破结构约束的动力；相反，社会分化态势会释放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个体更有可能突破结构边界的制约去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但是社会分化态势本身会深刻抑制社会资本的动员激活和社会资源的获取。以上发现揭示了整合与分化对社会资本建构、动员和维持的复杂作用机制，即整合态势不是必然会提高社会资本，有时会抑制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而分化态势也不必然降低社会资本，有时也会潜藏着建构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动力。
综上所述，各个国家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维度呈现的整合与分化态势是形塑个体社会资本的建构、维持和动员的制度性力量。这些作用力量共同揭示了一个规律：国家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整合与分化态势对个体人际交往的边界跨越产生的结构制约越小，或者社会资本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空间越大，则社会资本的产生源泉越丰富、建构动力越足、个体的交往机会越多，社会资本质量也就越高。反之，宏观整合与分化态势，对个体交往的边界跨越产生的结构制约越大，或者社会资本在经济社会中的潜在作用越小，则社会资本的产生源泉越少、建构动力越不足、个体的交往机会越少，社会资本质量也就越低。这些结论突破了既有社会资本国际比较研究偏重于集体社会资本分析的局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视野下个体社会资本形成、维持和动员的微观机制。
（二）延伸讨论和研究局限
通过以上结论，我们有必要对社会资本的国际差异及解释机制展开深入讨论。从全球视野来看，为何不同国家之间的个体社会资本存在差异？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因为各个国家在制度结构、社会观念、生活习惯等诸多维度都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都有可能影响个体社会资本的建构和动员。面对这一难题，本文抓住各个国家在经济、文化或社会维度的根本性特征，探讨其如何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建构创造机会和产生约束。但是，如何评估国家层次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差异？本文从整合与分化的视角出发，力图精练地捕捉各个国家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维度的特征差异。整合视角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呈现的积极态势，例如经济财富的繁荣、文化观念的包容、社会福祉的普及等；分化视角则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消极态势，例如经济财富的分化、文化观念的分裂、社会不平等的激化等。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国家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维度的整合与分化的确形塑了个体社会资本建构所面临的机会和约束。
但是，整合与分化对社会资本建构呈现复杂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整合的积极态势会给社会资本的建构创造机会，而分化的消极态势会对社会资本的建构产生制约。这一作用机制得到了经济维度和文化维度的实证支持。经济维度的整合有助于职业结构的升级，为个体丰富网络结构和提高社会资本创造机会；经济维度的分化则会导致贫富差距的产生，制约不同群体之间建立社会联系。文化维度的整合有助于社会包容、社会信任的改善，为人们创造社会资本提供机会；但文化维度的分化则不利于社会信任和共享观念的产生，给社会资本建构造成约束。另一方面，分化的消极态势也可能为社会资本建构创造机会，而整合的积极态势也可能导致社会资本建构的动力不足。这一机制在社会维度的整合与分化中得以体现。当社会整合程度增高时，正式的社会制度比较完善，人们能够借助正式制度达成目标，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力量，在工具性行动中的实际作用相对有限，由此可能导致建构社会资本的动力不足。相反，社会维度的分化导致不同群体的社会资源占有出现不均衡，此时，正式的社会制度力量在推动资源流通或分配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种种阻力和障碍，而作为非正式制度力量的社会网络往往能够填补正式制度的漏洞，成为资源流通的渠道。因此，当国家层面的社会分化程度加剧时，人们有更加充足的动力去建构社会资本，通过非正式的社会网络来获取重要的社会资源，由此带来社会资本增量。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存在局限。本文主要依赖定位法和资源法来测量社会资本，这两种方法尽管各具优势且被广为接受，但我们必须对其潜在的局限保持客观理性的认知。定位法的优势在于有效捕捉人际交往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界跨越性，资源法的优势在于捕捉人际网络在激活动员社会资源时的实际获取性，而两种方法在捕捉人际交往的关系属性、互动频率、亲疏程度、资源交换等方面存在天然不足。因此，我们不宜过度解读基于定位法和资源法得出的社会资本国别差异的相关结论及其意义，而需要在国际比较研究中明确界定比较对象的维度和内涵。在此意义上，本文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实证结论，主要适用于不同国家个体社会资本在建构维持过程中的结构跨越性差异和在激活动员过程中的资源获取性差异。关于人际交往的关系属性、亲疏程度等维度的社会资本国际比较有待未来研究借助定名法或新测量方法来分析。其次，实证资料中的国家数量有限。受到ISSP2017调查数据的限制，本文只对全球29个国家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我们未能比较其他国家社会资本的差异，尤其缺乏来自非洲、南美洲国家的调查数据。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加丰富的实证数据，使得更大范围的国际比较成为可能。最后，国际差异的解释视角亟待深挖。本文仅从国家层面的经济、文化、社会维度去解释社会资本的国际差异，而国家层面的政治、环境、科技等维度也可能会影响社会资本的形成。此外，关于经济、文化、社会维度的整合与分化的测量指标也有待优化。以经济维度为例，仅仅依靠基尼系数可能无法全面准确地体现经济分化的全貌和复杂性；同时，经济发展与个体交往之间也存在复杂关系，例如经济发展可能会导致个体化趋势的上升，由此带来社会资本下降。这些不足之处有待于未来研究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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