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毛泽东一再宣称原子弹是“纸老虎”，但我党对这种新式武器并非不重视。
有资料表明，早在1946年，康生就开始招募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
1949年2月底，中央决定派出以郭沫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将于4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中国著名核物理专家钱三强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实验室。
钱三强向有关方面提出，想借此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订购一些有关原子能研究的设备、仪器和图书资料等，预算需要20万美元。
中央立即表示同意，还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约见钱三强，进一步表明支持态度，还说：“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苏联拥有原子弹对中共是一种鼓励。无论如何，当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表示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的意愿。
至于毛泽东当时如何理解斯大林的用意则不得而知。不过，中国领导人由此对原子弹有了感性认识却是实情。
回国后毛泽东曾对身边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然而，莫斯科可以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供核保护，却并不希望它们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
在1952年底以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院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报告。
在谈到中国科学家来访的活动安排时，涅斯梅亚诺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
鉴于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第一总局正在领导苏联原子能利用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一建议可以被认为苏联此时尚无意向中国透露原子能的秘密。
果然，中国代表团在参观中“只接触到了几名丝毫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科研人员”。
而当钱三强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时，苏方含糊地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虽然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所接触，但至少当时尚未看到任何结果。
没有技术来源，再加上战争环境，以及国家财力有限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并一再讨好毛泽东。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次考虑到研制核武器的问题。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主动问中方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趁此机会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
赫鲁晓夫毕竟有求于毛泽东，因此他比斯大林进了一步，答应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帮助中国，而这项工作的开展无疑将为核武器研制奠定技术基础。
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关于在核能事业方面合作的具体谈判。
4月27日，以刘杰、钱三强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
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
尽管和平利用原子能可以成为研制核武器的技术基础，但要实现这一步跨越绝非易事。
不仅需要各种特殊的设施、设备和仪器，更需要掌握从铀分离、铀提纯到核爆炸的一系列专门技术和工艺。
美国和苏联跨出这一步用了5—7年，以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技术水平，以及当时西方对中国进行经济技术封锁的冷战环境，要在同等时间里试制出原子弹，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
从1954年—1957年，中国政府多次向苏联当局提出研制原子弹和生产导弹的援助问题，但苏方迟迟不予答复。
由于苏联的消极态度，迫使中方不得不考虑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暂缓研制核武器。
聂荣臻于1957年1月12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提出在原子能工业方面，二五计划只建立一个原子反应堆，而把制造原子弹的关键环节—生产浓缩铀-235的扩散工厂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考虑。
然而半年后，苏联的态度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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