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中旬，叶挺来到了新四军的江北指挥部，严令第四支队开赴皖东。
第二天，支队司令高敬亭指挥所部开始行动；但两天后，行军途中的四支队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几十个官兵突然投奔了国军李品仙部，并公开登报反共。
事件发生后，叶挺第一时间来到了事发地点；在会上，叶挺才得知杨克志、曹玉富生活腐化堕落，经常将缴获的钱财私吞，之前高敬亭就要将两人撤职，但考虑到战事吃紧才暂缓执行；但两人深知过后也会遭到严惩，狗急跳墙，叛逃到了李品仙部。
当时叶挺、项英虽然要求国民党将两人交出，但国共合作面和心不合，蒋介石唯恐共产党不乱。
但发展到最后，杨克志、曹玉富不仅没有要回，还引发了轰动一时的“高敬亭事件”：新四军最有战斗力的第四支队的司令高敬亭，被“自己人”杀害，直到1977年才获得“平反”。
不少读者可能有听说过新四军“高敬亭事件”，但对具体的来龙去脉可能了解得不多，本文就来说说这件事.....
时间回到1930年，党组织在高敬亭的家乡河南光山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已从事革命多年的高敬亭当选为政府主席，开始走上了领导岗位之路，并逐渐展现出“领导才能”，步步高升，在四年后的1934年，高敬亭先后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以及皖西北道委书记，成为这里的军政一把手。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不久，鄂豫皖地区的红25军主力也奉命北上（长征），和中央红军一样，红25军也留下一部分兵力坚持游击，而这个“重任”就落在高敬亭的肩上。
当时苏区被反动派分成好几块，首尾不能相连，高敬亭在这种情况下，带着红25军留下的部队来到抱儿山与鄂东北独立团会合，并根据鄂豫皖省委的指示，重建有1400余人的红28军，留在鄂豫皖边与敌人坚持游击斗争，牵制反动派的有生力量，由高敬亭担任军政委（未设军长）。【注：红28军成立于1933年，后因形势发展需要，数次与其他部队合编】
起初蒋介石并没有将高敬亭的这支红军放在眼里，因为他得到情报：红28军虽然号称有一个“军”，但实际上只有千把人，且粮弹短缺，类似于“游击队”性质，并未调集太多的兵力进行围剿，直到高敬亭指挥处决了余谊密后，才引起蒋介石的重视。
余谊密是安徽的财政厅长，当时正好是春节，他带着一二十个卫兵回老家潜山过年，当地的交通站得到情报后，第一时间上报给高敬亭。
高敬亭认为这是给反动派一个“下马威”的机会，从部队中抽调一批身手较好的指战员，星夜兼程，急行军数百里进入余谊密老家所在的官庄，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来到余谊密的家，将其逮捕处决。
这个事件迅速在鄂豫皖地区传开，蒋介石得知后大骂“无能”“饭桶”，并下令：必须在1935年6月之前将高敬亭为首的大别山红军剿灭，否则军法从事。
见老蒋大怒，“剿总”负责人梁冠英调集60余个正规团以及地方民团共25万的兵力围剿一千多人的红28军。
虽然敌人的兵力是红28军的数十倍，但高敬亭临危不惧，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自指挥部队展开反围剿作战；在一次次战斗中，高敬亭意识到，“反围剿”不能光靠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
随后，高敬亭从部队中抽出军事干部到各地帮助地方发展游击队，牵制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主力部队，则可以更加灵活地与敌作战。此举很快就奏效，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就扭转了被动局面，敌人深感红军“越剿越多”。
由于梁冠英剿匪不力被撤职，蒋介石调来自己的爱将卫立煌接替指挥鄂豫皖的剿匪行动。
高敬亭采取了新的策略，在建立游击队的基础上，又在各县镇建立了数十支的便衣队。便衣队的规模很小，只有10余人左右，采取“昼伏夜出”的方式，白天潜伏，晚上组织革命群众“打土豪”，来无影去无踪。
三年的游击战争，高敬亭采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军民同心将反动派耍得团团转，围剿了三年，红28军不仅没有被歼灭，还从最初的14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牵制了大量的国军有生力量，策应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蒋介石称高敬亭为“高神仙”。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高敬亭率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谈判，最终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决议，鄂豫皖地区的内战自此结束，这是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前的谈判，可见高敬亭的政治眼光。
不得不说，高敬亭的确是一员足智多谋的猛将，面对25万敌军的包围，不仅没有被消灭，还不断发展壮大。
但三年游击战争，高敬亭远离党中央，孤军作战，长期独揽军政大权，长此以往，逐渐养成“一言堂”的作风。
需要指出的是，高敬亭还被称为“S反专家”，早在担任75师政委时，就在部队内开展“S反”，超过千人遭到高敬亭的捕杀；高敬亭也是用这个办法，导致上级领导作出错误判断，将原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撤职，由其接任。
在重建红28军后，高敬亭依旧如此，红28军迟迟没有军长，也是这个原因；因此在内部，官兵都对高敬亭十分地恐惧，加上部队远离中央，政治工作严重不到位，只要是他做出的决定，没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一言堂”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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