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40分，一位身着灰呢子大衣，举止大度，气派从容的干部，来到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传达室。
他满脸冷峻地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封有红色铅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
并写着“速送（限当天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毛笔正楷字的函件。
传达室的同志见是国务院的急件，哪敢耽误，赶紧签收并快步送到了行长办公室。
行长办公室的于秘书忙打开函件观看，但见里面装着周恩来办公室呈交总理的一份报告，内容是：
中国人民银行旧址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指示，因西藏活佛第一次进京，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还要摄制纪录影片，各方面均需招待费。”
“主席还嘱拨一些款修缮寺庙，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经预算为贰拾万元人民币。可否。请批示。I960.3.18”。
下面有周办主任的亲笔签名，用的是国务院办公厅的专用公函纸，盖上了周办的鲜红大印。
在这份报告的天头处，则有几行周恩来的手书批示：“招待好西藏活佛，是事关民族统一、团结的大事，至关重要。”
“请人民银行在今天下午七点钟之前从速备齐贰拾万元人民币，送交民族饭店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不得有误。”落款是“周恩来”。
于秘书深感此事重大，而行长又外出未归，眼看就要到下班时间了，便火速将紧急函件送给了在总行值班的计划研究局王兰副局长。
所谓“紧急函件”
王兰仔细一看，在报告上还有总理的小字批注：“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①要市场流通旧币；②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
这熟悉的字体，熟悉的公函纸，熟悉的大印，熟悉的信封，均已多次见到过。只是这一次在时间上要求得更加急迫。
不过，西藏活佛进京一事，昨天的《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均在头版显著位置上予以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多次广播过，已是尽人皆知的大事，也就不奇怪了。
因为西藏活佛已经驾临京城，所需要的招待费还没有备好，想想能不急吗？
王兰哪敢延误，当即直接通知会计发行局局长办公室，派人去金库清点20万元人民币现金。
下午6点20分，王兰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询问银行按总理批件办理款项的情况；
王兰更加深信不疑，连忙让一位副科长和两名科员将20万元巨款装入两只麻袋，乘小车赶紧送到民族饭店。
一位在民族饭店东走廊等候的干部迎了上来，他穿一身毛料衣服，自称是“赵全一”，同时还掏出一个黑色笔记本，撕下一张纸写了个收据交给送款人。
当对方让他盖章时，他便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图章的取款函给了他们。
这封信函上写着：“兹介绍西藏工委民族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往你行领取拨款贰拾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1960年3月18日。”
三位银行职员将两只麻袋抬下车来，搬进前厅放下，并询问还要将两只麻袋运到哪里去，他们可以帮着干，但赵全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于是，三位银行职员当即驱车返回银行，将收条和公函交给了王副局长。
王兰看了看手表，时钟正指向6点50分，按照总理的批示还提前了10分钟，不禁轻松地吐了一口气，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3月21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为了请示这笔巨款怎样下账，拿起话筒拨通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
接电话的是周总理的秘书，听到行长的报告之后，秘书非常意外，在电话里明确告诉行长：总理没有作过这样的批示，周办也没有赵全一这么个人。
行长拿着话筒简直如雷轰顶，一霎那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产生了错觉，又忙问道：“什么，您说总理没有作过这样的批示，没有赵全一这个人？”
当听到话筒里秘书再次肯定的答复之后，行长的脸色变得苍白，额上立时冒出一颗颗黄豆般大小的汗珠。
原来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惊天大骗局！
时任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
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有人胆大包天，伪造周办的报告和总理的亲笔批示？
还有那国务院办公厅的公函纸张，标准信封，以及那鲜红的大印，又怎么可能伪造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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