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60-70年代生活的人，相信一定都听说过一句口号，那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然而，到了80年代，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终止，“农业学大寨”也终于成为了历史，被人们逐渐遗忘。
时过境迁，今天的年轻人或许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当初的大寨在哪里，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当年发生在大寨与陈永贵身上的故事。
陈永贵与大寨的光荣奋斗史
提及当年的这场学习运动，很多人或许会将其与“左”联系到一起，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很多地方存在着虚报浮夸之风，使得“农业学大寨”最终真就成为了一句口号。
但事实上，“左”的不是大寨，而是学大寨的人，因为无论怎么说，当年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的事情就在那里摆着，功绩是无法磨灭的。
陈永贵行，大寨行，那为什么别的地方就不行？大寨作为一种团结一致，“战天斗地”的精神本没错，只不过在学习的过程中出了岔。
大寨原本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在解放前这里就是一个十分贫瘠的小山村。
自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陈永贵就带着大寨人自力更生，改变这个贫瘠，落后的小山村的面貌。
1963年，大寨接二连三地遭遇自然灾害，一次特大洪水，两次风灾，一次雹灾，一次霜冻，再加上洪灾前的一段时间的干旱，可以说这年的大寨真就是“七灾八难”。
然而，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后，陈永贵带着大寨人不等不靠，抢抓生产，在大灾之年不但没有要国家一分救济，还顺利地完成了生产任务，成为了当年全国的明星大队。
而后，大寨与陈永贵的事情传到了中央领导人那里，于是在1964年的时候，陈永贵便得到了领导人的邀请，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在会议上，陈永贵向全国的代表们介绍了大寨的经验，并且毛主席在听完陈永贵的介绍后也十分满意，还专门让周总理请陈永贵参加毛主席的生日。
最后，毛主席拉着陈永贵的手说道：“永贵好啊！”而这一幕被在场的摄影师用照片记录了下来。
第二天，毛主席与陈永贵握手的照片便见了报，陈永贵也正式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名人。
与陈永贵一起享誉全国的还有“大寨精神”。
为什么要全国学“大寨”
1964年，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总理将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随着大寨精神的推广，陈永贵也渐渐地走进了中共的领导核心。
1975年1月，陈永贵在北京参加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总理在做完政府工作报告之后便去了医院。
陈永贵去医院看望周总理，周总理在见到陈永贵之后便说道：“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
陈永贵在听到周总理的话之后，当时的状态是真的“诚惶诚恐”，陈永贵是个农民，一下子让其坐到副总理的位置上，怎么可能不紧张。
然而周总理却鼓励陈永贵，放下包袱，安心上任。要不是因为周总理的鼓励与开导，陈永贵想必是不敢接受这样的委托的。
然而，与当时中宣部树立大寨典型一样，陈永贵在当时走上我国的政治核心，都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首先，在当时国家极度困难的时候，“大寨、大庆”精神无疑给予了全中国的农民与工人最大的精神鼓舞。
在我国的建设初期，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依靠农业来哺育工业的发展，而想要在那个年代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农业哺育工业的问题，就必须依靠集体经济。
而在集体经济中所存在的那些弊端，当然也是领导人所知晓的。没有人比毛主席更加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那些存在的问题毛主席一直都知道。
所以才会有周总理对于大寨精神的总结。
而同样，陈永贵能够从一介农民做到国务院副总理，同样是那个年代的必然，想要成为副总理的人多了，但是毛主席与周总理为什么都支持陈永贵？
答案不言而喻，那就是陈永贵值得信任啊！在毛主席逝世后，也正是因为有了陈永贵的支持，华国锋才能在关键的时刻一扫阴霾，开创新的局面。
当然，随着新局面的开启与我国工业基础的基本完善，我国也进入到了全新的时期。而在这个时候，国情发生了变化，原本的农业模式自然也要发生变化。
在毛主席逝世之后，对于华国锋、陈永贵这样一些在毛主席那个年代被提拔起来的国家领导人出现了一些不太友好的声音。
当然，党内很多领导人对华国锋与陈永贵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进行的。但有些人却不是这样。
胡耀邦与陈永贵，对事不对人
在与陈永贵的争论中，胡耀邦与陈永贵的争论是最为激烈的。但是与某些人不同，胡耀邦与陈永贵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出于公心，没有夹杂私人的情感。
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委员，职位要低陈永贵很多。
但当时胡耀邦就敢于指出“学大寨”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农业学大寨”后期。
胡耀邦讲述的这些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在当时，确实也到了该结束这场运动中“左”的成分的时候了。
但是，要想结束“农业学大寨”的“左”的成分，就意味着要重新制定新的农业生产的指导方针，而新的方针与原本的做法南辕北辙，双方都各持意见，于是便有了争论不下的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耀邦渐渐地进入到中共中央的领导高层，成为了中共中央秘书长。
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闭幕后，胡耀邦主持了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在这次会议中，胡耀邦号召大家要“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而在这段时间的会议中，也讨论了关于毛主席的历史地位的问题。当然既然是讨论，自然就有一些人会说一些对伟人不太公正的话。
当时陈永贵听到这些话之后很是气愤，陈永贵一生最为敬重的就是毛主席。而有人说毛主席坏话，陈永贵自然气不打一处来，就这样陈永贵与中央很多同志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
当时还有一些基层的领导向中央写信，否定当年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并将一些存在于基层农村的问题都与“农业学大寨”联系到了一起。
后来李先念在看到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宠福的信后还专门作了批示：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见。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有些干部完全就忽略了李先念后面的半句话，只看到了前面的内容，开始对“农业学大寨”进行全面否定。
也就是在这时候，陈永贵与胡耀邦的矛盾到了极点。不过两人矛盾归矛盾，但都只是出于对路线问题的争论。不过有些人就不一样了。
在见陈永贵失势之后，有人还向胡耀邦提出，主张把陈永贵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他关于解除其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至此陈永贵离开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而卸下领导人包袱之后的陈永贵也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做了一辈子农民的陈永贵或许并不那么懂得“国家大事”，在“政治成熟度”上也不如别人。
但是作为一个农民，陈永贵却是在那个年代做到了别人都做不到的事情。陈永贵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用革命精神和行政的手段解决了当年大寨人的吃饭问题，让自己与大寨成为了时代的典型。
可是为什么后来自己与大寨精神却成为了众矢之的呢？或许这样的问题只能交给历史去回答，人类永远无法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本身。
退休后的陈永贵也没有闲着，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能给自己安排点事情做。
于是在1983年，陈永贵到北京东郊农场做了顾问。
三年后陈永贵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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