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九千岁”称号、明末宦官、把持朝政、加速了晚明社会溃败的魏忠贤是今天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人，《明史·宦官志》记载：“魏忠贤，北直肃宁人”。
《明史》中有关魏忠贤的记载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为魏忠贤，他的侄儿魏良卿被赐爵肃宁伯，后来又成为肃宁侯，并且又封魏忠贤以上四世为肃宁伯，赐给宅第、庄田无数，颁给铁券。魏忠贤家族在当时的肃宁县成为旺族。
可能是出于回馈乡土的想法，也可能是想彰显自己的权势，魏忠贤在他倒台前的两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在家乡肃宁县，对县城进行了一次大的改修。
据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肃宁县志·城池》记载肃宁县城池在魏忠贤改修之前的情况为：
土城，本河间县地，宋景德二年始改为肃宁城，寻废为镇，元复置县，中统间、至元十六年、大德六年焦相继修筑，明天顺重修，是城周回六里，高二丈八尺，池阔四丈，深一丈，正德丙子增筑之，而池益深。
肃宁城本是土城，始改筑于宋朝，经过元朝3次、明朝2次的重修、增修，其城墙周长6里，高2丈8尺，护城河宽4丈，深1丈。
清朝乾隆《肃宁县志》中的肃宁城图
而经过魏忠贤的改修后，肃宁县城池成为了以下模样：
改筑砖城，周回六里零一百五十弓，高三丈四尺，底阔四丈五尺，顶阔二丈五尺，城垛二百个，虎头牌二百面，炮孔一百八十五个，敌楼三十座，中铺二座，更铺十六座，角楼四座，东南角文昌阁一座，正南状元峰一座，西南角砖塔一座，东西二门，城楼二座，各悬岑雷一具，城门四扇，俱用铁裹，大炮九十座，火药全备，护城河一道，周围六里零二百五十弓，深一丈五尺，阔四丈，围城土墙八里，城高而坚，池深而险……
对城墙外面进行了包砖处理，改筑成砖城。周长虽有所增加但不显著，而城墙的高度和厚度却有了大幅度增加。不但如此，还增加了城垛、虎头牌、大炮、敌楼、铺舍、角楼、城楼、岑雷等护城设施，抗城河也得到了加深加宽，还增加了一道全长8里的围城土墙，建城后的城墙“城高而坚，池深而险”“工甚繁、实坚且厚”。
民国时期地图中的肃宁县城图
这次改筑还有个特点，其建设费用是魏忠贤挪用的国库银两，以至于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议论和抨击。清康熙《肃宁县志·建置》对此记载道：
……邑自宋元以来筑土为城，至明天启五年邑人魏宦动领帑金数万，始陶砖更砌，工甚繁、实坚且厚，虽一时物议腾沸……
不过经过这此改造，肃宁县城池的防御效果提升是明显的，在它改建完成17年之后，也就是明朝末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入塞抢掠的“壬午兵燹”中，在周边诸县遭受重大损失时，肃宁县却“存活甚众”，清朝康熙县志对此评价：“崇祯壬午岁突遭兵燹，存活甚众，非得地利之明验欤？”这难道不是因为建城之后得到地利优势最明显的的验证吗？
1948年《河北省地图》中的肃宁县城
无独有偶，在清朝康熙《河间府志·城池》中记载肃宁县城池也提到：
……天启间魏阉系本邑人，用帑金重修为砖城，致胜于他邑。
虽然评价魏忠贤已是用极其鄙视的“魏阉”，但也毕竟还是说了因为他的改修，使得肃宁城“远胜于他邑”，对这一行为给予肯定。
不过，清朝康熙之后各版本志书中，对魏忠贤改建肃宁城一事，已极度淡化，有的提了一句是在天启五年改修，有的干脆提也不提了。
比如在省级地理志雍正版《畿辅通志·城池》中说肃宁县城：“……明天顺间知县刘伯川、黄霆增修，天启五年始甃以砖……”不提魏忠贤名字了，哪怕“魏阉”也没有了。
清朝康熙、乾隆《河间府志》有关肃宁县城记载的区别
而府级地理志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河间府新志·城池》中说肃宁县城：“……正德丙子知县黄霆增加修浚。国朝康熙五十六年知县黄世发修……”干脆不涉及明天启五年的这次改修。
而肃宁本地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版县志“城池”中，仅说“……天启五年，发帑金数万，增筑之，陶砖垒其外……”，仅记载事件，不提具体人和事。甚至在后边还加了个“编者按”，大意是有人说在明朝末年肃宁人民得到安宁，是因为邑人“魏宦”修城之功，不过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应该是时任肃宁县令率城中居民坚守、同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原因……
如果以康熙、乾隆两个版本的《肃宁县志》为时间基线，可以看出，从康熙十一年（1672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仅仅80多年的时间，在各类志书中，已经把魏忠贤存在的痕迹抹杀的干干净净了。
康熙、乾隆《肃宁县志》中城池的记载
那么，为何会有这样的状况的？
从我国近代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蔡东藩对魏忠贤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一二：“（魏忠贤）恶贯满盈，中外切齿，但伪恭不及王莽，善诈不及曹操，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故以年少之崇祯帝，骤登大位，不假手于他人，即行诛殛，可见当日明臣，除杨、左诸人外，大都贪鄙龌龊，毫无廉耻，魏阉得势，即附魏阉，魏阉失势，即劾魏阉，杨维垣之行事可鉴也。”
魏忠贤对国家秩序以及朝野风气都有巨大的破坏，对于这样的人后世连提都不愿意提，何况在代表一地能留传千古的志书中呢，更是需要摒弃他的“遗毒”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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