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在晋察冀边区里，不仅军民关系和谐，地下工作也干得非常出色，为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8年12月21日，聂荣臻带着华北军区副政委黄敬、宣传部长张致祥、作战处长唐永健等人，一起离开了北平石景山西面的三家店镇，经卢沟桥前往蓟县孟家楼。
在经过卢沟桥的时候，聂荣臻想起了发生在10多年前的卢沟桥事变。在聂荣臻看来，卢沟桥事变是日军全面侵华的标志，是中国人民的耻辱，中国人民永远都不能忘记！
那天，从汽车上走下来，聂荣臻看着卢沟桥石柱上的石狮子，若有所思地问身边的人：“你们知道吗，桥栏杆上的大小狮子共有多少个？”
听了聂荣臻的话，大家都相互看了一眼。最终，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看到大家都不知道，聂荣臻说出了准确的数字：“485个。”
紧接着，聂荣臻又问：“这桥身两侧石雕护栏各有多少根望柱？”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依然是面面相觑，无人能够回答上来。于是，聂荣臻又说：“各有140根。”
聂荣臻之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曾经专门来过卢沟桥。那时候，聂荣臻担任着顺直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在卢沟桥上，聂荣臻关注了这座桥的许多细节。其中，就包含了他提出的这两个问题。
在来到桥头时，聂荣臻指着桥头碑亭内汉白玉牌上的“卢沟晓月”四个大字，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那是谁写的？”
对于这个事情，还是有人知道的。作战处长唐永健笑了笑，说：“这是乾隆御笔。”
唐永健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他曾经在北京大学就读，在资料上见过这样的记载。
听了唐永健的回答，聂荣臻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这时，随军记者拿着照相机走过来，对聂荣臻说：“聂司令员，留个影吧？”
对于随军记者的提议，聂荣臻表示同意。随着照相机快门发出“咔嚓”的声响，聂荣臻在卢沟桥上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此时，虽然很想在卢沟桥上多停留一会儿，但聂荣臻还是走上了汽车，赶往了孟家楼。
事实上，聂荣臻等人之所以要去孟家楼，是因为此时平津战役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指挥员林彪和罗荣桓也已经来到了这里。
1948年11月，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率领东北野战军进行的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获得了解放。
此时，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让尚未得到完全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入关，与聂荣臻领导的华北军区，一起解决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遗留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的国民党军的问题。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率领东北野战军突然入关，给了傅作义一个措手不及。这是因为，在傅作义看来，东北野战军刚刚经历过辽沈战役，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想要入关作战，至少要休整三个月，才能形成战斗力。
那时候，为了迷惑傅作义，中共中央指示新华社、广播电台密集播送了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祝捷庆功、练兵开会，以及东北野战军的林彪领导人在沈阳活动的消息。
此外，中央还命令华北军区第3兵团首先包围张家口，切断傅作义集团西逃绥远的道路，吸引傅作义派兵西援；并由华北军区第2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出击北平到张家口一带，以隔断北平与张家口的联系。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抓住傅作义集团的部队，拖住蒋介石的部队，为东北野战军入关，争取必要的时间。
不久后，东北野战军的12个军、1个铁道纵队和特种兵共80余万人和华北军区7个纵队、1个炮兵旅共13万余人，再加上驻察哈尔、绥远边界地区的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和东北军区所属冀热察、内蒙古、冀东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北岳、冀中、冀南军区等地方部队，总计100万余人全部准备到位，只等中央一声令下，便开展平津战役。
部队准备完成后，中共中央决定，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这次战役。
12月，林彪和罗荣桓决定将部队的指挥部设在蓟县孟家楼，并将这里定为平津战役的指挥中心。
12月11日，毛主席给各有关不对发来了一封电报，作出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后，聂荣臻很快便离开了华北军区司令部驻地，赶往平津前线，准备与林彪、罗荣桓一起指挥平津战役。这便有了聂荣臻与林彪罗荣桓在孟家楼的会面。
孟家楼，是冀东一个普通的村子，有着上百户人家，但由于贫穷，村子里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子。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就设在当地一个富户的农宅里。
这是一个狭长的院落，房子为砖木结构，东西厢房排列有序，供作战、机要及警卫人员居住。正房为穿堂式，一明两暗，东次间约12平方米，指挥员在此居住。西次间为作战指挥室，墙上挂满军用地图。
为了安全，在房子的屋顶上，架设了防弹铁丝网。
那天，在聂荣臻来到平津前线指挥部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立即从作战指挥室走出来，向着老战友聂荣臻迎来。
见面时，林彪首先向聂荣臻进行了问候，说：“聂总，你好。”
紧接着，罗荣桓也走上前来，握着聂荣臻的手，说：“聂总，辛苦了。”
接着，刘亚楼也来到聂荣臻面前，敬了一个礼，说：“聂老总。”
想到罗荣桓的身体不好，聂荣臻关怀道：“荣桓同志，你身体怎么样？”罗荣桓说：“时好时坏，最近还可以。”聂荣臻说：“要多保重，该治就治！”罗荣桓感激道：“谢谢你，等打完这一仗吧！”
说完后，聂荣臻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一起走进了作战室。
众人坐好后，聂荣臻赞赏地说：“你们出关时，不过十一万人，短短三年，现在可是近百万之众了。难怪主席讲，林彪现在肥得厉害。”
听了罗荣桓的话，林彪笑着说：“肥得厉害？你看我肥得起来吗？”
林彪的话说完后，大家看了看林彪瘦弱的身体，都会意地笑了起来。
笑过之后，罗荣桓说：“我们出关的时候，不都是各解放区抽调来的。再说，晋察冀划归东北的部队就不少。”
这时，刘亚楼也插话说：“辽沈决战，要不是各解放区，尤其是华北军区大力支持，不可能打得这么干净利索。”
接着，罗荣桓又说：“还有这次入关，华北军民为我们创造了多好的条件。要吃的供吃的，要用的供用的。住下来群众腾房让屋，走起来群众修路搭桥。许多指战员说，不打好平津这一仗，对不起华北野战军老大哥，对不起华北父老乡亲！”
听了他们的话，聂荣臻说：“各个军区的支持是互相的。东北战场的胜利，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就这样，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一直聊了很久，聊得十分开心。
为了这次战役，聂荣臻要求华北军区有人出人，有力出力，还把他的宝贝华北军区的二局调到孟家楼，并入东北二局，加强前线指挥部的无线电的收发报、侦缉敌情工作。对此，林彪非常高兴。
随后，聂荣臻从他的公文包里取出一张地图，放在桌子上平铺开来。按说，平津前线指挥部是不缺地图的。那么，聂荣臻为什么会特意拿出这张地图呢？
原来，聂荣臻拿出来的这张地图，是国民党天津守军的一张设防图。在这张地图上，敌军的分布、炮阵地、重点工事都标得一清二楚。
对此，林彪和罗荣桓都十分高兴。
这时，聂荣臻介绍说：“这是天津地下党的同志搞来的。准确性相当高。北平地下党的同志，工作做得也很不错，连傅作义的女儿都发动起来了。”
听了聂荣臻的话，罗荣桓感到不可思议，便问：“傅作义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对于老战友的问题，聂荣臻也没有隐瞒，说：“傅冬菊。”紧接着，聂荣臻又把傅冬菊的情况，简要地作了介绍，说：“傅冬菊是我党地下党员，原是天津《大公报》记者。地下党组织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最近把她调回北平了。”
傅冬菊，1924年12月30日出生在山西太原，是傅作义的第一个孩子。
在傅冬菊出生的时候，傅作义还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营长。对于这个大千金，傅作义非常喜欢，便给女儿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冬菊，希望女儿成长为美丽而坚强的女孩子。
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忙于经营绥远和与日寇作战，无法照顾妻儿，便把她们送到处于大后方的重庆。
对于自己的生死，傅作义没有多想，在给老家的一封信中，傅作义表示“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
此外，傅作义还以“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的话，来告慰国人和家人。
那时候，傅作义先后担任了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兼第35军军长。
太原被日军占领后，傅作义移防至晋西北柳林镇，在那里整军经武，以待再战。期间，傅作义的部队与贺龙率领的八路军第120师经常互通情报，建立了联防。
在合作过程中，傅作义对共产党全民抗战的主张表示赞成，多次拜会过毛主席，还获赠过毛主席给他的送他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此外，傅作义还与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了朋友。
后来，傅作义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脱离了阎锡山的控制。此后，傅作义以绥远为基础，开始经营起了他自己的势力。
由于傅作义两袖清风，傅冬菊跟随母亲，带着弟弟妹妹来到重庆后，一家人并没有住进豪华的房子里，而是在一个寺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对于家里的情况，17岁的傅冬菊是清楚的。因此，她虽然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但却从来也没有向父亲写信要钱，而是选择了给报社写稿，赚取一些稿费来补贴家用。
每当周末的时候，傅冬菊便带着弟弟妹妹上山打柴挖野菜。如果衣服破了，她就自己缝补，根本看不出来是一个大将军傅作义的女儿。
对于这样的生活环境，傅冬菊从来都没有抱怨，反而在劳动中形成了倾向劳动人民的世界观，并逐渐认识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那时候，傅冬菊便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进步组织“号角社”，并积极教学校里的工友们学文化，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后来，傅冬菊还见到了她父亲特别佩服的周恩来。
得知傅冬菊时傅作义的女儿时，周恩来鼓励她说：“你父亲是抗日英雄，有你这么个爱国进步的女儿，十分光荣。希望你们不失时机，学好学业，父亲抗日救国，将来国家建设就靠你们了。”
高中毕业后，傅冬菊考入了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英文专业就读。期间，傅冬菊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1945年8月，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开始按照蒋介石东进受降的命令，分兵绥远、察哈尔、热河，抢占已被八路军解放的县城。
此时，傅作义成立了第十二战区“复员委员会”，并自兼主任，下设绥蒙、天津、东北三个组。
1946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傅冬菊前往天津，在大公报社当了记者。
1947年11月15日，傅冬菊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关于这件事情，傅冬菊在后来回忆说：“1947年11月，我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不知道。全国解放以后，父亲从别人口中得知我是共产党员，但他始终没有当面问过我此事。”
那时候，由于长得眉清目秀，傅冬菊成为了一些阔少之辈心中十分喜欢的女孩子，身边不乏追求者。
然而，傅冬菊却有自己的革命信仰，不愿意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为了摆脱那些不必要的麻烦，便选择了在副刊当编辑，减少抛头露面的机会。
后来，在看到傅冬菊刊登在《大公报》副刊上的一些文章时，傅作义担心女儿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便托人给女儿办了出国深造的护照。对此，傅冬菊说：“在国内，我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
最终，傅冬菊说服了傅作义，留在了国内。
12月，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匪”总司令。
那时候，傅冬菊经常到张家口看望父亲，总是父亲在认真阅读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傅作义都用红蓝铅笔画了许多道道。
1948年春，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工作，便已经展开。
那时候，负责这一工作的事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后改为华北局，部长为刘仁。期间，傅冬菊便受党的指派，回到到中南海傅作义的家里居住，并试探过傅作义的态度。
对于傅冬菊的回到自己身边的目的，傅作义是有所怀疑的，还当面问：“你认识不认识那边的人？”
傅冬菊问那边是指谁，傅作义说是共产党，傅冬菊回答试试看。
傅作义和傅冬菊虽然有过这样的对话，但却没有怀疑过女儿就是共产党，而是希望通过女儿来接触共产党。
对此，傅冬菊在后来回忆说：“那时因为我很年轻，有好多问题，我有的答不上来，所以共产党那时领导我的人经常给我写个小纸条，很小的小纸条，然后写得密密麻麻的，怎么回答，让我掌握分寸，生怕我分寸讲的不对。”
那时候，傅冬菊便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报告给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
这便是聂荣臻对林彪和罗荣桓等人所说的把傅冬菊“调回北平”的事情，以及所取得的工作成果。
那天，听了聂荣臻的话，罗荣桓高兴地说：“哈哈哈，聂总，你们把工作做到傅作义的家里了！”
这时，聂荣臻又说：“我还有个想法，为把工作做得更好，把城工部长刘仁调到这里来。”
说着，聂荣臻又把刘仁和城工部的有关情况，向大家做了介绍。对此，林彪和罗荣桓都表示赞成。
1949年1月10日，平津前线指挥部接到了毛主席发来的通知：
“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大约三个月)，管理平、津、唐及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营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
此后，聂荣臻和林彪、罗荣桓一起指挥了平津战役。
后来，在提到在平津战役期间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作出的突出贡献时，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几十年来，我打过很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作用。刘仁和他领导的地下工作同志，确实是可钦可敬的。”
其中，“刘仁和他领导的地下工作同志”，便包含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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