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身居高位的王稼祥，为何在1962年时被勒令搬出中南海？|博古|王稼祥

文 | 编辑：史在没有钱

前言

王稼祥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他从一名普通学生成长为红军的关键决策者，遵义会议上的英明选择更是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外交官，王稼祥又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1962年的政治风波为他的生涯画上了句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王稼祥于1906年诞生于安徽省的泾县，出生在一个支持教育的家庭，使得他得以在贫困的社会环境中接受教育。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最终使他得以进入上海大学附属中学深造。在那里，王稼祥第一次接触到了充满激情的革命思想。

1925年，他在校园内活跃起来，很快就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受到周围一群热心国家未来的爱国者的影响，王稼祥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的积极表现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不久后他便得到了赴苏联深造的宝贵机会。1928年，年仅19岁的王稼祥踏上了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旅程。

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中，王稼祥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深刻认识到，要解救国内风雨飘摇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是理论上的选择，更是实践中的必由之路。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共产国际的活动中，凭借他的独到见解和出色的表现，很快就被视为是那个时代杰出的革命青年之一。

王稼祥及其同伴，被时人戏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号虽然未形成正式的组织身份，但却象征了那一批赴苏留学生的革命精神和历史使命。他们被视为最早的一批将共产主义思想引进中国的先驱者，对后来的中国革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1931年的深秋，王稼祥接受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责。紧接着，在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并顺利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会，王稼祥与毛主席均被选为重要成员。

随着时间的推移，“左”倾领导的影响日增，毛主席在政治上逐渐受到边缘化。1932年10月，在江西宁都举行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一项决议要求毛主席离开前线，转而从事地方政府工作。

面对这种局面，王稼祥在会议中勇敢地发言支持毛主席，他坚定地表示：“在当前敌人环伺的形势下，毛主席同志的前线领导至关重要。即将开展的第四次反‘围剿’迫切需要他的指挥才能。我的看法是，毛主席同志无可替代，必须留在军中继续他的指挥工作。

尽管王稼祥力挺，但最终会议还是决定撤销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毛主席在临行前对王稼祥说：“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我们是少数。有时候，顺应大流是无奈之举。革命无分前线后方，任何地方的工作都是革命的一部分。让我们不要再争执。

这次会议后，两位战友不得不暂时分道扬镳。1933年4月27日，在江西乐安县谷冈村召开的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上，王稼祥不幸遭遇敌机轰炸，重伤倒地，情况危急。弹片穿透了他的腹部，严重损伤了他的听力。

毛主席得知后，立刻前往瑞金的红军总医院看望王稼祥。医疗条件落后，手术困难重重，王稼祥昏迷了整整两天。这期间毛主席守候在床边，不愿离去，眼含热泪，直至王稼祥苏醒。虽然生命得以保住，王稼祥的健康从此大受影响，留下了终身的病痛。

1934年，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王稼祥参与了那段传奇的2万5千里长征。红军在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下屡遭败绩，人数从8万剧减至仅余3万，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

在这种绝望之下，尽管王稼祥身负重伤，他与毛主席共同决定改变这一悲剧命运。他们开始与中央的其他领导成员进行逐一沟通，力图改变当前的指挥策略。首先找到了张闻天并得到了他的支持。

之后他们一同前往与博古对峙。王稼祥与博古的会面紧张而直接，他直截了当地质问博古的责任：“你之前承诺过，李德出了问题你来负责，现在看看我们的处境，红军几乎要被消灭了，你该如何负责？”面对王稼祥的怒斥，博古哑口无言，面对这样的失败，他无言以对。

在关键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是第一个公开要求将军事指挥权交还给毛主席的人。这一举措最终形成了由毛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功转变了红军的命运。

长征途中，王稼祥深感当前的军事领导方式将带来更大的损失，于是他与毛主席密谋，在遵义召开关键会议，重整军中领导层。王稼祥积极行动，成功争取到了张闻天、周恩来、刘伯承、彭德怀和杨尚昆等人的支持，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1943年的盛夏，王稼祥虽然身体不适，仍坚持在床榻上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这篇重要文章，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抗战的双重周年。

仅仅三天后，这篇文章便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此文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后来的年代里，它被认为是研究毛主席思想和党的历史的重要资料，对理解党的发展和战略调整具有关键意义。

1944年，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尽管身体状况未允许他亲自参加，王稼祥仍被毛主席特别关照。会议的后期，毛主席特意指示：“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修改稿，要分发给参与七中全会的同志们，各人收到后需立即阅读并提出意见，王稼祥同志也不例外。

收到政治报告后，王稼祥虽然病中，却显示出极高的责任心和专注度，他不仅仔细阅读了整个文件，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洞见的建议和反馈。他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他对党的未来方向和策略的深刻洞察，展现了他不减当年的政治敏感性和理论水平。

王稼祥的这种敬业精神和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显示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关系和相互尊重。即使在身体力行受限的情况下，王稼祥依然与党中央保持着紧密的思想和政策联系，确保自己能够继续为党的工作做出贡献。

在1949年的春风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激动人心的气氛中落下帷幕。会后王稼祥原计划立即返回东北继续其职责，但被毛主席亲自挽留。两人自王稼祥前往苏联治疗后已近三年未见，此次长谈，涉及多年来的各种重大事件与变化。

毛主席在深夜的对话中表达了对王稼祥的深厚信任，提出让他留在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或驻苏联大使。这两个职位关乎党和国家的未来，毛主席希望王稼祥能从中选择一个，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王稼祥最终决定接受驻苏联大使的职务。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对苏联文化及语言的熟悉，以及对苏联外交圈的广泛联系，认为自己更适合在外交领域发挥作用。毛主席对他的决定表示支持，并承诺征询其他领导后正式任命。

王稼祥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大局的深刻理解和个人能力的自我评估。他的外交技巧和深厚的国际视野使他成为连接中国与苏联的重要桥梁。不久后王稼祥正式赴苏联履新，成为新中国的外交使节。毛主席亲笔为他写了推荐信，还确保他在外交舞台上有足够的威望和影响力。

王稼祥的出发是一次国家级的事件，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送行，显示了党和国家对他此次使命的重视。王稼祥在苏联的工作不仅是外交任务，也是政治任务，他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稳定发展贡献了力量。

王稼祥的政治敏感性和卓越的策略布局，在毛主席访苏期间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和他的妻子朱仲丽一同确保了毛主席的行程安排和健康管理，朱仲丽曾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保健医生，对主席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桌上，王稼祥巧妙地协调了双方的利益，解决了一些潜在的分歧，使条约顺利签署，这加强了两国的战略联盟。

在1962年之初，王稼祥凭借对国际政治格局和中苏关系的深刻理解，提出了“三和一少”的外交战略。该战略主张在有限的范围内与其他国家保持外交联系，同时集中资源发展国内经济，这个战略方案遭到了康生等人的激烈反对，并被诬陷为代表修正主义，同年9月王稼祥被迫从中南海搬离，并被重新安排了工作职责。

面对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打击，王稼祥并未沉沦或失志。他深知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应坚守对党的忠诚和对国家的责任。即便在困境中，他仍坚持独立思考，致力于为党和国家提供战略性建议。这种坚韧不拔和睿智的特质，成为了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品质。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王稼祥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到了1969年10月，他被派往河南省信阳市参加劳动改造。信阳在文革期间受到极大的冲击，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生活和生产条件极为恶劣。尽管生活条件艰苦，王稼祥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毅力，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挑战，未曾放弃。

长期的劳累和不利的环境导致王稼祥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1970年冬天，他在组织的安排下返回北京接受治疗。即使在治疗期间，王稼祥的思维依旧活跃，继续思考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1972年5，他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送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渴望重返工作岗位的强烈愿望。这封信如春风般温暖，为他带来了新的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审查，他的忠诚与贡献最终获得了党和国家的肯定。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他被再次选为中央委员。

重新获得中央委员的职位后，王稼祥以更加充满激情和坚定的信念，全身心投入到党和国家的工作中。他运用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知识，为党和国家的决策过程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见解，他还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他的形象再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支持。

在1974年1月24日夜晚，王稼祥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阅读着报纸，他的心情异常沉重。报纸上充斥着对一些资深革命领导人的无端攻击，这些领导人曾为国家奉献了一生。

阅读着那些毫无根据的指控，王稼祥心中的情绪复杂难明，不禁深深叹息。夜色越来越深，他收到了一份紧急通知，命令他第二天参加一场批林批孔大会，并需要他携带粮票等个人物资。这一切令他感到不安，他预感到“四人帮”可能正在对党的核心层发动政治攻击。

这一夜，王稼祥辗转难眠，他感觉到党和国家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这场风波可能牵涉到国家的未来和命运。在深夜的静谧中，他的忧虑与痛苦交织，妻子朱忠丽察觉到他的不安，轻声对他说话试图安慰他。王稼祥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他对妻子说：

“仲丽，我敢肯定这不是毛主席同志的意图。肯定有人在背后搞鬼，企图针对总理！我们必须坚定地支持主席和总理，记住这一点。”这番话朱仲丽万万没想到，竟成为夫妻二人最后的深夜对话。

就在那个夜晚，不久后王稼祥突发心脏病，病情急转直下。尽管紧急抢救，终因时间太晚，医治无效，王稼祥带着对党和国家未来的深深忧虑与遗憾，逝世了。在王稼祥的追悼会上，其妻朱仲丽心力交瘁，长期的政治压力几乎使她崩溃。她的眼泪不断地流淌，情绪极其悲痛。此时她模糊地看到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缓缓走向会场，向她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