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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极简主义艺术对于设计领域的影响是深远的,要素还原是其主要手段之一。本文从当代建筑与城市设计中的三类要素还原现象——分别是作为美学风格的要素还原、作为操作策略的要素还原和作为营城模式的要素还原——入手,通过实证分析与哲学思辨,深入剖析并提炼其内在机理与共性特征,可归纳为结构提纯、空间自律、技术集成和概念直观。基于此,笔者进一步探索出一种本质化与物质化的还原方法论,并结合中关村论坛概念设计实践予以阐释,旨在回归基本,完善和拓展规划设计学科的内核与边界。

作者:杨超,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详细规划与实施二所主任工,正高级工程师

原文发表于《工业建筑》杂志,2023年第7期

00

引 言

简洁意味着丰富。

极简主义(Minimalism),也称“初级结构”(primary structure,或译成“基本构成、基本结构”)艺术[1]。维基百科对它的定义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艺术流派,以最原初的物或形式使作品作为文本或符号意义的特定限制最小化,从而开放作品的艺术想象空间,让观者自主参与对作品的建构,最终成为共同的作者——也就是密斯所说的“少即是多”。极简主义的影响力不仅限于雕塑、绘画、建筑和装置等视觉艺术范畴,更涉及文学、音乐、舞蹈和产品设计等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可以看出,极简主义的简洁(而非简单)物象背后蕴涵着原初性、开放性和自组织等深义,值得探究;要素还原是其主要手段之一。本文从此类设计现象出发,通过实证分析与哲学思辨,深入阐述要素还原的极简化机理与方法。

01

现象

所谓“要素还原”,就是将复杂多维的社会需求、环境条件、人文观照、地方经验、空间关系以及政策、规范、资本、技术、身体等因素,经过高度整合和抽象,精炼成最能体现设计主旨的最核心的少数实体要素。在这里,“还原”有两层涵义:本质化与物质化。前者是设计的灵魂,即回归源始的生发逻辑、状态或秩序,再现式还原人与自然、与社会、与文化的存在性关联,并建构其原型图式;后者是空间载体,即把本质化的思想和概念物化成最基本的建筑要素(包括材料、造型、结构、色彩等以及楼板、柱子、墙、垂直交通、表皮、阳台、屋顶等构件,如柯布西耶的多米诺体系)与城市系统(包括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创新网络等)。纵观国际上纷繁的还原现象,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1.1

作为美学风格的要素还原

此类还原受到极简主义艺术的极大影响并视其为一种风格追求,采用高度克制的设计手法精心地取舍、摒弃建筑构成中不必要的视觉元素,将空间语汇和形式抽象至极致素简的状态,以求还原建筑的本质而绽放出超越物象之上的新的表现力与精神性;这样的作品较为常见且不乏经典(图1)。它们往往选择无质感或清水材料来消隐建筑的物性特征,又凭借高技手段整理和隐藏(或选择性表达)繁杂的设施、构造及建构逻辑,使形体的纯粹、空间的洗练、光影的变幻和氛围的澄净成为呈示的主角。在这里,“空无”成了一种隐性的美学符号——正如符号学家傅修延教授所言,物的出场(有)是符号、物的缺席(无)也是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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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作为极简主义建筑风格的要素还原案例(图源:网络)

1.2

作为操作策略的要素还原

不同于风格化的极简,另一类要素还原的第一目的并非美学,而是一种以少生多、以抽象模式触发具体场景而解决现实问题、创造独特价值的空间策略,呈现出鲜明的操作性特征。譬如从对建筑本体的内涵理解出发,伊东丰雄借由仙台媒体中心,较早洞悉了未来信息交互及其空间演进趋势,将建筑还原为水平的楼板、垂直的异形筒和近乎虚无的透明表皮三个要素,通过可移动家具的灵活组织,为各种交流活动的自发展开提供了多样的空间可能性,亦重新定义了文化传媒类建筑的存在方式,堪称典范。苏黎世“一墙之宅”异曲同工,克雷兹凭借一堵在不同楼层偏折错动的中央隔墙,创造出生动有趣的生活场景,再度诠释了居家意涵。藤本壮介的众多作品也展现出强烈的本体意象——武藏野大学图书馆的螺旋书墙、N-House的三重盒子居所、终极木屋与House NA的错层式洞穴体验、法国蒙彼利埃“白树”公寓的悬挑阳台,等等——都凭借单一要素的并置、拼接、堆叠、包裹和嵌套,对该建筑类型的潜在特质做出了独到的空间诠释,本质上与仙台媒体中心一脉相承。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则通过幕墙装置对清真寺雕窗格屏图案的符号转译,仅以界面这一个要素便简明地彰显了自身不群的文化身份;相同的策略在阿布扎比卢浮宫的庞大圆顶中得到了更加精彩的构造演绎。(图2)

此外,又如努维尔从建筑与环境的地脉文脉关联出发、库哈斯从建筑或景观的“城市性”角度出发所构造的贝加莫布雷博科技中心的1km直线红墙、用巴塞罗那特有的鲜艳色彩通体覆盖的阿格巴塔表皮、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博物馆的透明界面、深圳水晶岛“城市光环”提案和深交所总部的“悬挑裙房”等,都释放出蕴藏在形式极简深处的巨大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效应。(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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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从建筑本体内涵出发的要素还原策略案例(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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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从建筑与环境的关联及城市性出发的要素还原策略案例(图源:网络)

1.3

作为营城模式的要素还原

还有一类城市尺度的要素还原,依托支撑城市运行的基础设施作为核心要素,整合和组织各类功能与空间系统,城市形态与基础设施骨架高度统一,继而被还原成线形、环形和格网等原型图式。以现代主义早期马塔的“线型城市”为例,沿着由铁路和干道组成的交通运输线布置500米宽的长条形街区,可无限延伸,通过运用新技术使城市与乡野融合;巴西利亚规划吸纳、践行了这一思想。该模型对后世直至当代的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都影响深远,并结合新的社会与技术条件,发展出多种基础设施导向的多中心化营城模式。例如1996年吉隆坡KL线形城市提案,囊括了流经城市中心区的巴生河沿线12km长、45m宽的河道上空及周边261ha的用地,其中包含两条轨道集运系统、高层办公、酒店、公寓、千兆购物中心和滨水公园等城市功能,被整合成一个涵盖运河及其上下方空间的线形巨构建筑,以应对马来西亚的热带极端气候[2]。再如2021年初沙特政府公布了最新的城市再发展计划——The Line未来新城——一条连接山海、简洁无比的直线城市,全长170km、将容纳100万居民,轴心为由人工智能和新能源驱动的地下超高速运输系统,地面层则完全取消汽车道路而达到零碳排放,为城市生活开辟出完整的步行区和绿色公园;但其最大的技术挑战是时速512公里的超回路列车,预估还需至少十年才能投产。(图4)

综上,尽管三类现象运用要素还原的目的和方法不同,但它们都指向探究“基本形式”的艺术范式,并逐渐成为当代设计领域的重要趋势。其中,作为美学风格的要素还原更多涉及建筑师的个人旨趣,本文不做赘述;下文主要针对后两类作品,从结构、空间、技术和概念四个方面展开剖析,发掘和提炼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与共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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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线形城市提案(图4-1为作者绘制,图4-2来自著作《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当前的问题与策略》,图4-3来自网络)

02

机理

2.1

结构提纯

要素还原旨在空间秩序的至简至精、甚至达到归“一”的极致状态,最重要的操作便是结构提纯,即这个“一”必须是结构性的——这里所说的“结构”,既可以是建筑的受力结构、又可以是组织空间秩序的关系结构、甚至可以是精神结构,或三者兼备。林璎的越战纪念碑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一条两端分别指向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的折线墙(图5),通过与更大环境中的地标建筑最直接有力的强关联,赋予了自身紧紧锚固于场所中的结构性意义,以有形的空间连接近乎完美地建立起精神层面上无形却广大的社会连接。折墙成了三重结构物。

而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既然要还原至最具可能性的源初秩序或状态,那么,最终能留下的物质要素就必然是具备底层逻辑与生成潜力的少而精的基本结构;生活可在此自然地发生。同时,秩序的本质是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和合,那么,这一基本结构的意义就在于经由人工物的他组织激活公共生活与社交的自组织机能,结构物本身成了复杂关系的触媒发生器,能物化和凝聚内与外的各种关系于一体。这样的秩序释放了可能性而非限制了可能性,使抽象的宏观整体与复杂的微观局部得以同时存在。其次,结构提纯的关键是虚实一体,即结构与空间的高度统一。譬如台湾大学社科院新馆中立柱与屋顶一体成型的泰森多边形曲线(Voronoi)单元簇群、伊东丰雄建筑博物馆的多面体晶状框架、神奈川工科大学KAIT广场的12mm厚铁板大顶和丰岛美术馆的自然曲面壳体,唯一的结构体创造出边界模糊的多义空间及艺术化的澄澈体验(图6)。又如KAIT工房中散布的不规则细柱、终极木屋和House N森林住宅(方案)中层叠的木条和板材、2013年蛇形画廊中套搭的脚手架钢管等看似随机的单一要素,也都是空间组织的调节物,利用它们的位置、尺寸和关系变化,形成自然柔和的边界过渡,把整体空间隐性而灵活地划分成若干不同的局部区域以供自由使用,其本身既是支撑结构、也是空间结构(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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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美国越战纪念碑空间分析(图源:图5-1为作者绘制,图5-2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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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唯一结构与空间高度统一的建筑案例(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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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作为空间组织调节物的各种建筑要素(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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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围绕篝火发生的空间与事件(图源:网络)

2.2

空间自律

将实体要素还原至最简而使关系性凸显,即当身体介入其中,实体之间就会自发产生微妙多变的模糊性关系,这些关系生成了“空间”。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将建筑的起源描述为一堆无意点燃的篝火所引发的事件——篝火为原始人从草莽无垠的自然中限定出一个自己能感受、能把握的“领域”,人们围绕篝火开始集会、聚议及共同生活;空间由此显现,社会关系也萌生于此并改造、重塑着空间(图8);随后发生的房屋建造等行为只不过是这类事件的进一步延伸[3]。当篝火熄灭、活动停止、人群散去,空间也随之消逝,归于虚无。海德格尔亦把空间定义为“某种被设置的东西、被释放到其边界中的东西[4]”。所以,空间向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空间始终自明且即生即灭。而现代主义的功能固化与明确分区是对空间原本多义的生活可能性的遮蔽,换言之,自组织的“无体之用”才是空间本真而朴素的存在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素还原其实意味着一次深度的溯源回归。

自组织并非完全无序,而是需要如篝火般的“关键物”的介入和牵引,并与物的位置相关,空间才得以显现——正如艺术家卡尔·安德烈所指出的,极简主义雕塑是作为位置或处所的雕塑,并把极简主义雕塑的发展总结为从“形式”到“结构”再到“位置”的嬗变,进而提出“场域(site)”概念,强调作品和它所处环境之间的连接关系,即雕塑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一种能制造空间并与空间发生互动的形式[1];也就是说,雕塑成了关键物。仙台媒体中心的异形筒便是这样的关键物,它们作为分布式的位置形成了若干“小中心”场域,悄然引导着自洽的流动和聚集(图9)。又如藤本壮介把安中市环境艺术论坛(方案)设计为一圈形态暧昧、收放“随意”的不规则闭合墙体(图10),除了与周边森林相媾和的环境考量,藤本更重要的意图在于通过建筑边界的自然律动,创造“一个空间同时代表诸多场所”和“仅凭一条单线勾勒出的图形中所蕴含的纷繁和新奇”[5]:墙体连续而微小的变向、错动和围合都预示着一个自明场所的产生,这圈墙成了与异形筒形式不同却都能引发自组织活动的关键物;而其边缘的“诸多场所”能共同作用于中央空间,使之成为被各种局部的弱关系与相关性不断加强而极具包容性的混沌场域。这种由关键物所带来的空间的多样性与生成能力,在藤本的作品中比比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些建筑“并非没有设置中心,其实存在着无数的中心[5]”。把复杂系统的自组织原理当作设计思想的起点,使藤本不断尝试多种形式简洁的关键物,在既分离又联系的辩证统一中使空间呈现不同的存在方式和多重选择,为的都是通达这一“无序的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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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作为关键物的异形筒形成了若干“小中心”场域(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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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安中市环境艺术论坛方案平面图(图源:藤本壮介的著作《建筑诞生的时刻》)

2.3

技术集成

极简的呈现并非简化或删除,而是凭借精湛严苛的工艺质控对繁多杂冗的技术细节与程式加以整合重组、系统集成;无印良品和苹果系列的产品设计便以此著称,建筑设计更是如此。以日本建筑为例,仙台媒体中心之所以能够实现三要素的完美抽象,是因为综合采用了特殊的管状柱钢结构与减震结构、无梁楼板的空调系统配合双层玻璃幕墙的通风调温技术、各层楼板耐火性能的差异化测算与分布、管状柱包覆玻璃及采光技术专利、可容纳各种设备与电气系统的超博楼板、乃至抑制楼板倾斜的造船焊接技术等一系列非常规的构造技术与施工工艺[6]。KAIT工房中305根不同角度、比例和截面尺寸的细长钢柱(其中的42根是受压承重构件,其余263根都是拉力构件)采取不规则的分布式排列,悄然围塑出290个隐匿的四边形空间,甚至为此研发了专门的CAD辅助程序[7];同时,为了突出建筑的轻薄品质和透明性,石上纯也将所有的金属构件都整合并隐藏于玻璃幕墙顶部的凹槽中,以保持它们的底部齐平……这些细节都经过了精心、严密的设计和验算,才使得室内大空间去除了一切抗震墙和支撑梁,创造出犹如白色森林般的全新感观。与之临近的KIAT广场则为了克服110*70米巨尺铁板屋面的下弯变形,完全由机器手代替人工焊接来保证所有交接点都具备完全相同的焊接条件。此外,SANAA建筑一贯的纯净轻盈感,更依赖于多种建造技术的复合搭配。譬如为了进一步压缩屋檐的厚度,采用能够抵抗自重与风压的双层特质浮法玻璃,同时依靠上下两端的钢构件固定幕墙,从而取消传统的玻璃肋;又如采用透水沥青和地下预埋水池解决排水问题、门窗洞口的超平处理以及杆件尺寸的最小化[8],等等。极致的结构、构造和材料的技术集成支撑起简练至极的形式表达,建构逻辑的显隐都旨在彰显空间本身或其自然意象。城市层面的技术复杂程度和工程难度显然更高,如对各类基础设施系统的综合统筹,而且集成度越高,形态就越纯粹,还原度也就越高——这是极简主义设计看似简单、实则技术含量极高而难以驾驭和逾越的内在原因。

唯此高浓度地精工细作,方能聚沙成塔、驭繁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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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藤本壮介作品中可图示化的概念性(图源:作者绘制)

2.4

概念直观

在上述结构、空间和技术的共同作用下,要素还原呈现出强烈、直观的概念性——因为经提纯集成后的整体形态已直抵本质、臻于原型而足够简洁、一目了然;也就是说,概念直观的显相背后是本质直观。这种概念性是思想与场地的结合,是对设计条件、问题、资源及社会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认知并升华的产物,甚至无需再抽象便可直接转译成清晰简明的基本图式(图11),成为指引设计的主线和灵魂。同时,其举重若轻、清新可读的语言化表征为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一体化提示出新的可能性,故迥异于流俗的符号附会或口号噱头(如天圆地方、龙凤形象、大屋顶等的变形移用)。譬如中东光粒子商业综合体和武藏野大学图书墙中“拱”与“书”的图腾、德国埃森设计与管理学院的“方”之崇拜及其对至上主义绘画的精神传承、KAIT工房和台大社科院新馆的“柱之森林”、House Before House中山居隐喻对自然空间经验的原型再现、OMA对里加当代艺术博物馆的“琥珀”提案以及库哈斯早年的毕业设计《逃离,或建筑的自愿囚徒》,等等(图12),都是将概念直接物化为单纯有力的主导(甚至唯一)要素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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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要素还原的概念直观案例(图源:网络)

03

实践

中关村论坛永久会址①概念设计提案属于作为操作策略的要素还原。其所在三山五园大遗产区的核心区(图13)有着9米限高、风貌敏感、场地容量有限但空间需求巨大等一系列严苛要求,决定了核心问题是如何汇聚、协调和转化各种环境因素与内外关系,尤其是建立与历史文脉、科创精神和日常生活的深度关联。本案通过构造“上下”这一基本关系应对该核心问题,并选择上下之间的“边界”予以物质化——一个几乎覆盖全域、距地面9米的简洁现代的空中平台(图14)——其上是融合三山五园历史与中关村科创两种文化主题的公共艺术广场,一处可供自由交流、培育创新文化的高架的城市公共空间,以一种“无风格”的开放姿态化解该区段建筑风格的不确定性;其下容纳会议展演、产品发布、文化交流等硬核功能,平台则成为建筑群的统一大顶。大顶本身可集中承纳各种主要的管线设施,并由支线分配至各建筑。更重要的是,大顶作为唯一的统摄性结构要素,其确定性与包容性激活了下方空间的多样性与多义性,最大化赋予了建筑设计和活动以自组织、自调试和自生长特性;换言之,凭借大顶的整体控制,底下怎么变化都不会失序。同时,平台也为城市创造出一处能够视觉化整合“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的独特视角,在身体抬升过程中建立起与周遭世界的文脉感知(图15),使自身成为连接自然、人文和科技的空间触媒与水平地标,可衍生出“城市阳台”等同类概念,成就了城市、建筑、景观和艺术的四位一体。因此,大顶即结构提纯、空间自律、技术集成和概念直观的合一框架,既是关键物又是基础设施。这种“物化边界”的设计策略与前述的安中市环境艺术论坛的“墙”要素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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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中关村论坛及周边地区总体结构图(图源:中关村论坛永久会址概念设计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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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中关村论坛及周边地区整体鸟瞰图(图源:中关村论坛永久会址概念设计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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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空中平台的文脉关联与公共空间场景(图源:中关村论坛永久会址概念设计项目组)

04

结语

极简主义既是一种艺术语言,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其实质是用最少而精的“在场”之物——如同篝火、一棵树、纪念碑、仙台媒体中心的异形筒、KAIT工房的不规则柱群等,作为现象学意义上的意识及体验之物,以“只包容自身的存在”姿态和处所释放出围绕着它的空间场域——牵引最多的可能性,使生活与事件开始发生并自组织演变。这里的“精”即结构化,是器物、建筑和城市中最根本最初始的存在,也是依凭本质化的基本关系与物质化的基础框架而可被还原为“一”的核心要素,一个化育万象的开放系统,一种“为了无为的有为”。这一极简主义的底层逻辑及空间观能够去冗留菁,揭示不同类型、尺度和面相间共通的造物原理,进而探讨一种不同于过往以自上而下的中控范式和简单系统论为理论基础的规划设计模式,指引出学科发展的可能方向。它同样揭示了当代艺术与建筑、景观、城市设计之间超越审美的深层关联,贯穿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既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

注 释

①中关村论坛永久会址位于北京海淀公园北侧,是三山五园大遗产区的核心区,周边拥有颐和园、圆明园、北大清华、海淀区展示中心和中关村西区等众多的优质空间资源,属于高密度建成区中的存量更新类型。

参考文献

[1]肖伟胜. 论极简主义的视觉辩证游戏与观念艺术的生成[J]. 山东社会科学,2021(1):51-59.

[2]缪朴. 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当前的问题与策略[M]. 司玲,司然(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5

[3]童明. 空间神化[J]. 建筑师,2003(5):18-31.

[4]彭怒,支文军,戴春. 现象学与建筑的对话[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7

[5]藤本壮介. 建筑诞生的时刻[M]. 张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6]伊东丰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的非线性设计——从仙台到欧洲[M]. 慕春暖(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2

[7]许懋彦,弋念祖. 当今日本建筑不可或缺的微波涟漪——日本70后建筑师作品及思想观察[J]. 世界建筑,2011(1):23-25.

[8]徐钰茗,辛善超,孔宇航. 面向形式生成的极少主义建筑建构逻辑研究[J]. 南方建筑,2019(4):84-90.

排版|李刚

封面图/图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