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张作霖戎装像背龙凤黼黻图伍拾圆金币样币一枚,此币系张作霖主政北洋政府时期拟实行货币金本位制构想下的产物,由天津造币厂试铸,未发行,国内外机制币权威目录中,均将其珍罕度列为最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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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以纯金坯饼制作,币模刻工精湛,压印力道十足,正面人像浮雕极具立体感,背面龙凤黼黻图细节淋漓尽致,制作精美绝伦,人物塑造传神,立体感强,正面人像右方有三粒币模不规则所形成之“痱子”,可用于判辨真伪。直径2.8厘米,正面有张作霖戎装像,背面见龙凤图案,背部刻有“伍拾圆”及“中华民国十六年”字样。金币表面光亮、反差明显,图案深打,雕工精美,边缘线状纹路清晰,堪称中国近代铸币史巅峰之作。一直以来都是泉界公认最为珍罕的中国机制金币,更以“民国币王——金大帅”享誉世界,收藏价值不可估量。

下面资料部分引入孙浩老师的介绍。
古代中国金属制成的实质货币,只有铜钱一种。未尝以黄金铸币,皆按重量及成色行用,无所谓本位问题。清末西力东渐,通商问题在工业化开始后导发全球格局巨变,缺乏近代通货管理概念的旧制未与时俱进。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各世界大国纷纷采用金本位,白银成为一种商品;但在用银的中国,银价的涨落非同小可,影响物价的稳定。在贸易乃至于败战的赔款、对外的借贷上吃亏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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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铸金币之主张首见顺天府尹胡燏芬光绪二十一年(1895)《变法自强折》:“各省通商口岸,一律设局,自铸金银铜三品之钱。”其后倡议者有陈炽《通用金镑说》以及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驻俄公使胡惟德等,但以藏金有限,习惯不合等为朝廷大臣非议如张之洞反对最力,仅试制丙午丁未大清库平一两金币两种,没有发行。此时国币基本单位的“圆两之争”虽无共识,但非改革不足以图存呼声未止。光绪三十一年(1905)天津造币总厂开工、宣统二年(1910)颁布《币制则例》订国币单位为“圆”的银本位制,迈出统一币制整齐圜法的第一步,并筹备预定次年先推行大清系列银铜币,惟尚未实施革命爆发无具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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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新政府对币制改革愿望依旧热切,旋于三年颁布《国币条例》,虽钟情金本位但仍暂以银为本位。由于中国举债频繁,各国均金本位制,贸易外债及赔款均以金计,财政负担极重。随欧战爆发银涨金落,1916、19、20三年金条金币进口暴增。北洋政府曾尝试“洪宪纪元”(1916)拾圆、“民国八年”拾圆及贰拾圆金币等;但当局财力不足虽金价低落无力采购等种种原因,计划未卒实施。1919年11月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倡议金本位制,是历年各方建议采用金本位或金兑汇本位之最后一次。仅山东省在1926年制作少量拾圆、贰拾圆金币,皆未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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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存世有极罕见之“民国十六年”张作霖戎装像伍拾圆金币,早年泉谱未见记载。有张像金币之说首见1954年出版之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页434:耿氏与他的朋友圈看过面额“贰拾圆”及“肆拾圆”的铜样,但从未见过金质的;未编号也无附图,仅描述正面为张作霖戎装无铭文,背嘉禾图案,直径分别为21及23毫米。

书中未提到伍拾圆面额者。1971年6月美国加州Schulman的《耿爱德藏中国钱币》拍卖出现一枚张像伍拾圆金币(#1138),惟附图欠清晰也未说明出处,难以深入探讨。近年的文献资料及高清图片,再比对北洋时期金银币之图片,此旧时代中国钱币面额最大之伍拾圆金币,正面肖像形体较张作霖像银币上所用者小,外圈花饰借用袁八贰拾圆金币者;背面龙凤黼黻图使用十五年版龙凤壹角银币模冲,外圈花饰与正面同。该龙凤图冲头亦用于十五年版山东省造拾圆金币,确定是天津造币厂制作。伍拾圆金币采用龙凤图案也是有迹可循的,“大元帅旗”即有此图案。但此时金价已大涨,据张家骧《中华币制史》:金银比价在民八袁像金币时是1∶16.3466,至资料截止的1924年是1∶27.7352,上扬近1.7倍。也难怪伍拾圆的张像金币形体仅比贰拾圆的袁像金币略大(28.5∶26.7)。再对照十五年山东贰拾圆金币规格,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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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割据时期,当时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设备最精良的天津造币厂试制或发行了各式纪念币章,然而因为执政者在位时间短,铸造时间亦极为短促,所铸数量极少,留存至今的屈指可数。天津造币厂为张作霖生产了银币四款、二十元及四十元金币至铜样各一款,以及极为罕见的五十元金币。张作霖像系列硬币,属民国人像币章中的大珍,在历年拍卖中皆有高价创出,向来为金银币藏家所珍视。天津造币总厂全称“中国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是民国北洋政府的中央造币厂。追溯其渊源,最早可以到“总理北洋机器局”,后历经多次损毁、改建、合并,直到民国元年,北洋政府将原北洋造币局和造币总厂进行合并而成,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天津造币总厂的前身就是北洋造币局和造币总厂。

张作霖据守北京时,天津造币厂以戎装肖像制作的银币有二种:(一)民国十五年版,正面上端刻“陆海军大元帅”;背面中心为“纪念”两字,嘉禾与旭日图案环绕,嘉禾形式与共和纪念币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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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国十六年版,肖像同前年度改置于正面,背面龙凤黻黼图案,上缘镌刻“纪念币”三字,龙凤图与十五年版贰角同。金币为戎装肖像,背面以十二章国徽及简徽,显然北洋政府对此设计非常满意,多款银币均以此为主景图案,深受藏家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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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张作霖(1875-1928),奉天(今辽宁省)海城县人,人称“张大帅”。清末民初军阀割据时代的传奇性人物,起于草莽受招抚入官军后深得长官赏识,扶摇直上掌握奉天省的军政大权。袁世凯称帝失败病死后,被继任之黎元洪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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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被总统徐世昌任为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东北王,张作霖统治时期致力工业建设和资源开发。两次直奉战争中先败后胜。1926年张作霖逼退冯玉祥,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坐镇北京,控制了北洋政府,势力鼎盛时期奉军远达沪宁。1927年6月成立安国军政府,自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并将北京政府改为大元帅府。9月25日北洋政府公告制定“大元帅旗”,以五色旗为底,左上角白色正方形,内绣龙凤黼黻十二章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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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龙凤黼黻图来自中国古代礼服的十二章花纹,北洋政府时期采用为国徽。但政府从未公告。其为鲁迅在民国元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时拟定的,设计者为鲁迅、钱稻孙和许寿裳。图案和说明书于同年8月底呈教育总长范源濂,结果不详,但说明书刊次年《教育部编纂处月刊》。
图案系采用古代的“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代表意义如下:“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取其文也;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养也;黼,取其断也;黻,取其辨也;美德之最,莫不赅备”。设计以图像取自汉朝石刻之嘉禾为中心,其后为黼(斧形),上之小圆圈代表粉米;黼下为黻(弓形),山结缕成篆文。正上方为日,左右分别系龙及华虫,各持宗彝,月置龙角火丽其身;华虫啄衔藻,其首戴星。另有嘉禾简徽,做笺纸之用,两者皆北洋政府时代中华民国的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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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三壹圆银币背面即采用嘉禾图案。上海筹备造币厂之际,同时也征求新国币图案,经各界讨论决定建议采取国徽图案呈报政府,1923年3月,北京政府以总统教令公布采纳上海方面提案,即现存世之龙凤银币。因当时上海造币厂未能开工,故交由天津造币厂生产。或因帝王色彩浓厚没有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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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二年龙凤银币壹圆大字版

在南方之国民革命军日益壮大,1928年5月,奉军被北伐军击溃。6月2日,张作霖发表声明离开北京退守关外,其搭乘之列车在奉天郊区的皇姑屯(今沈阳市皇姑区与和平区交界处)遭日本关东军预埋之地雷爆炸身亡,距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尚未届满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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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固然是十九世纪的潮流,但当时国际金价相对稳定。中国却因长期闭关自守与国际脱轨致使金价低于外国。清盛世时东印度公司常以大量本洋换取黄金套利,后国内战乱频繁,甲午庚子连败后的巨额赔款,金银汇价的剧烈变动根本无力改革。清末民初,中国币制造成的紊乱是历史的现实,想以制作金币来解决诸多问题是水底捞月。存世壹圆银币金样有多种,基本上是主持币政者刻意为之如呈样、馈赠或供藏家,非为发行流通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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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像伍拾圆金币轶闻:1971年耿爱德藏品拍目介绍中,提到“一枚赠送后来担任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现下落不明”。齐亚诺全名Galeazzo Ciano,此君大有来头,他是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女婿,罗马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通过外交部测验成为外交官,先后前往驻巴西、阿根廷等使馆供职。1930年婚后任驻上海总领事、31-32年间任驻华公使,一·二八事变时曾居中调停并在《淞沪停战协定》见证人中以“驻华意国代办使事伯爵”衔签署;另一位外交官罗斯(G. Ros)、知名中国钱币学者亦参与此事。1933年齐亚诺回国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36年出任外交部长。齐亚诺长子在上海出生。在华期间其夫人埃达·墨索里尼(Edda Mussolini)与张学良传出绯闻。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去世,五天后出刊之《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有关报导还提及此事。茶余饭后的闲话或已淡出,但该枚伍拾圆金币能否再现江湖仍值得关注。至少,齐亚诺获赠张作霖像伍拾圆金币之说有脉络可循。目前来看,大帅金币均来自少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