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有几个很厉害的人，总是锋芒毕露，谁都敢批，胡风先生便是其中一位。胡风先生在晚年说过一句话：“我没骂过老舍!”看来，这很难得，不论是对胡风，还是对老舍。
老舍在胡风的危难之际帮过他的忙。胡风在武汉时是靠卖文、搞翻译、编《七月》杂志为生的。武汉撤退，杂志停刊，胡风一家老小的生活来源便成了问题。胡风曾向老舍求援，要求帮他找一件事做。老舍去求搬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伍蠡甫教授，请他聘胡风到复旦去任教，教“创作论”和“日语精读”。当胡风经宜都、宜昌、万县抵达重庆的第二天，老舍便将聘书和时间表亲手交给了胡风，救了他的急，使他得以在重庆立足。
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任总务部主任，胡风任研究部主任，两个人合作得很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到50年代初胡风受批判的时候，老舍常把胡风拉到家里来，劝说，开导他。1965年胡风被判刑，第二年实行监外执行，但必须到四川成都去落户。胡风大悲，在离京前写了四封信，表示告别，这四位收信人是徐冰、乔冠华，陈家康和老舍。老舍可能是文艺界中唯一的收信人，足见他们之间友谊之笃厚，不同一般。所有这些，大概就是那“我没骂过老舍”的来由。
老舍营救过不少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文人。现在知道的有冯雪峰、骆宾基、丰村、魏孟克、方殷等人。
50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老舍差不多都参加了，对有的运动他很积极，他曾到天桥去参加过斗争恶霸的大会，回来以后，写过一篇散文。那些受欺辱的妇女和老人的控诉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为镇压这些十恶不赦的恶霸叫好。对另一些政治运动，他虽参加了，但不太积极，显然有自己的看法，譬如对批判电影《武训传》。有一位从武训家乡来的文化工作者叫李士剑，在一次批判会之后，很自疚地找到老舍，告诉他：“今天的会我没有发言!”李士剑看见老舍坐在主席台上，以为老舍会责怪他不积极发言。哪知，老舍脱口而出的是：“好!没发言好!”
石挥是中国最有才华的话剧和电影演员之一，可惜的是，1957年石挥也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以后便在舞台和银幕上消失。有一次，老舍突然听说：石挥由上海到了北京，躲在一个什么小旅馆里，不愿见人。他立刻把市文联的秘书长请来，让他千方百计要把石挥找到，然后去订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他赴宴。秘书长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石挥找到，向他说明了来意。石挥不肯答应。最后，秘书长只好摊牌，说这是老舍先生布置的。石挥欣然从命，跟着上了车。先到老舍家，老舍根本不提那些政治运动方面的事，让他看花，看画，看猫，说了好多笑话。石挥的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痛痛快快地听老舍的安排。
老舍就是这样的人，在那个动荡又特殊的年代，为很多身处黑暗的人带来些许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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