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曾与蒋光鼐一起，率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淞沪抗战的蔡廷锴是一位抗日名将。
但很少有人知道，蔡廷锴在淞沪抗战之前，曾对中国共产党做过两件很坏的事：一是参加南昌起义却突然叛逃，脱离革命队伍投靠了蒋介石；二是参加过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围剿”。
客观而言，蔡廷锴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并不是出于坚定的革命信念，而是带着一种军事投机主义的想法而为之。
当时，他在叶挺的指挥第十一军担任第十师师长，这个师的兵力相当于南昌起义部队总力量的四分之一，是三个主力师的其中之一。
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朱德对于蔡廷锴及第十师是寄予了很高期望的，并安排第十师作为整个起义部队的前卫师。
然而周恩来等人万万没想到，蔡廷锴表面上支持起义，内心里却并不看好，与他的顶头上司叶挺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蔡廷锴犹豫再三之后，就在起义前夕做出了一件让周恩来等人大为震惊的事——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率领他手下的五千人，突然脱离了起义部队，投靠了蒋介石。
第十师的叛逃，使五千精兵顿失，起义部队损失了总力量的四分之三，三个主力师就此只剩下两个，原来构想好了的进军计划已经无法展开了，整个行军序列的左翼失去了屏障，参谋长刘伯承本不感到兵力吃紧，这下更要勉为无米之炊了。
这件事件发生在起义部队刚刚踏上南下征程的时候，对全军的士气，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消息传来，起义军领导无不神情沮丧，一个个简直是跺着脚后悔。
周恩来是党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也是南昌起义的第一负责人，他是在快要到抚州的李家渡时得到这个消息的，所受的打击不言而喻。
他当即向中央代表张国焘表示：“这件事完全是我的大意造成的，我要负完全责任，我要向革命委员会请求处分，引咎辞职。”
张国焘回答说：“我们对蔡廷锴的处理，的确有太过大意的地方，不过这个责任也不能叫你一个人来负。这是一个教训，到了广东再说吧。现在正行军打仗，你一定不能提引咎辞职这一类的话。”
后来他在与叶挺谈及此事时，也率先表态：“这件事不能怪你，是我疏于防范，没有重视同志们的警告造成的。我说负责任，首先应该是我。”
不管怎么说，蔡廷锴的突然叛逃对整个起义部队和周恩来本人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9个月以后，蔡廷锴再次出现在了革命力量的对立面，他奉蒋介石之命，率领四千余人，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军事“围剿”。
琼崖红军总司令兼西路军总指挥冯平率部顽强抗击，但面对蔡廷锴手下训练有素的正规武装，战斗力差了太多，被打得伤亡惨重。可以说，琼崖军民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就是由于蔡廷锴的追击而遭到失败的。
但蔡廷锴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沦落为蒋介石屠杀革命力量的一把枪，在报国济民方面却毫无建树。他开始觉醒，逐渐走到了蒋介石的对立面。
1932年，蔡廷锴顶住各方的压力，违抗蒋介石不抗日的命令，义无反顾地率部抗击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迫敌三易主帅，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3年在蒋介石加紧利诱收买时，蔡廷锴洞察其奸，幡然醒悟，找到了唯一的出路——举旗反蒋抗日，他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合作，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福建事变”失败后，蔡廷锴并没有消沉，而是继续为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积极奋斗。
“七七”事变后，他任国民党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辞去重职，挂着“特任参议官”的名义，暗中与李济深等进行反蒋活动。
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内战，与李济深等人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任主席。1948年9月，他以“民促”首席代表身份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工作。
虽然蔡廷锴南昌起义时叛逃害得周恩来差点辞职，但周恩来并未计较个人恩怨，而是始终以民族和国家大义为重，对蔡廷锴的弃暗投明给予热烈欢迎和全力支持，处处以德报怨。
1946年5月，周恩来为制止内战，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期间，曾亲自写信给蔡廷锴，对蔡领导的“民促”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达了与民主党派团结一致、和平建国的理念，深深感动了蔡廷锴。
1948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人接送蔡廷锴、沈钧儒、章伯钧等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就是周恩来亲自做出安排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亲自提名，邀请蔡廷锴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2年，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要主持西南地区的工作，又是周总理亲自点将，请蔡廷锴这个副主任代贺老总在国家体委“持帅”。
1966年8月，周总理担任当时轰轰烈烈的“斗黑帮”、“破四旧”运动危及党外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就包括蔡廷锴。
9月1日，周总理又指示解放军301医院，接收蔡廷锴等民主人士住院保护。
可以说，周恩来从来没有因为蔡廷锴在南昌起义时的突然叛逃之举而耿耿于怀，而是始终以民族、国家大义为重，积极支持和推动蔡廷锴回归光明之路，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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