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如果长期缺乏强邻刺激，落后或许是在所难免！
但是当面对时代的洪流奔涌而至的时候，每个国家的反应，就尤为重要！
当工业革命来临，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亚洲各国的反应，以日本为例，1853年发生了黑船事件，面对美国舰队的强大压力，日本迅速做出反应。黑船事件仅过去了三个月，德川幕府就废除了大船禁止令，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顺应形势，建造大船。他们不仅开放了建造大船的权限，还对工程方法和使用的具体目的做出了规定和请示流程。
在1854年签订《神奈川条约》之后，日本开始了“安政改革”。此时，日本不仅着手建立海军训练机构，还在长崎建造了海军传习所，并聘请荷兰教官进行培训。紧接着，他们设立了石川岛造船厂、浦贺造船所和汤岛铸炮厂，并创建了“蕃书调所”，让更多旗本子弟学习外国语言和技术。这些机构迅速扩展，从最初的荷兰语到增设英语、法语、德语和数学等多门课程，为本土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和外交官。
紧接着在1861年至1864年间，日本推出了“文久改革”。这个时期，日本设立海军总裁，建造了首艘蒸汽船“千代田”号，甚至从荷兰进口了第一艘军舰“开阳丸”号。同时，日本还设立了陆军奉行，组建了新式的步兵、骑兵和炮兵部队，并决定派遣学生去荷兰留学。随后，日本又陆续向英国、法国和俄国派遣留学生，以获取更广泛的国际经验和先进技术。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巩固了日本自身的实力，也为之后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64年，日本建立了神户海军操练所，聘请英国教官训练步兵。而在1865年至1867年间，推出了“庆应改革”。期内，日本聘请法国技术人员，建立了横滨制铁厂和横须贺制铁所，重新开启了在1859年关闭的海军传习所。1867年，设立了陆军局和海军局，聘请法国军事顾问，组建了一支新型陆军传习队。从此，兵源不再局限于旗本子弟，而是开始向社会中的町人和农民开放。1868年，尽管改革遭遇失败，但德川幕府却在此时被推翻，开启了明治维新时期。
如果我们把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进步与清朝进行对比，可以说有些让人大跌眼镜。清朝首次聘请外国教官是在1862年，李鸿章聘请法国军人毕乃尔，指导刘铭传的部队。设立京师同文馆是在1861年，仅比日本晚了6年。然而，派遣留学生的决定却是在1872年，日本领先10多年。更不用说天津武备学堂，那是1885年的事情，比日本晚了足足30年。这是在太平军自产欧洲枪炮后，曾国藩才在压力下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而北洋水师和北洋新军的建立更是晚于甲午战争中的惨败。
再来看朝鲜，1866年，朝鲜受到了法国的入侵，随后在1871年又遭到美国的侵扰。尽管朝鲜试图强化锁国政策以抵御外界干扰，1875年的“云扬号事件”和1876年的《江华条约》最终迫使朝鲜打开国门。朝鲜政权的掌控者闵妃一派意识到危机，派遣使团到日本考察，并设立统理机务衙门。1879年，朝鲜还向李鸿章寻求学习武备的方法。虽然朝鲜曾考虑过清朝的技术，但在接触到日本的军事实力后，他们意识到日本更加强大，从而于1881年组建了由日本教官训练的新式陆军别技军。
尽管1882年朝鲜旧军曾击败新式别技军，导致了政权内部的大院君和闵妃两派的争斗，以及清朝和日本对朝鲜的干涉，但朝鲜依然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设立了内外衙门，开办了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并通过清朝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新军。
越南的情况也颇具启发性。1858年，越南被法国强行入侵，1862年与法国签订了《壬戌和约》。作为回应，阮福时派遣邓辉潜入广东，学习清朝的技术以应对危机。邓辉向阮福时报告了清朝的困境，建议越南必须“师夷长技”。借鉴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越南设立了商舶司，并从1864年开始鼓励学习外语。尽管早期效果不佳，越南还是在1868年开始派人到南方的法国占领区学习法语。
早在1863年，越南就开始向法国学习蒸汽船只的制造技术。1865年，越南从英国、法国和德国陆续购买蒸汽船，并开始了军事改革。越南选派留学生赴英国和法国学习，依然比清朝早两年。至于新式陆军，越南的历史更为悠久，早在1792年，阮福时就已经聘请法国顾问训练新军。
尽管日本、朝鲜和越南在当初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但论改革的积极性和效率，清朝是相对落后的一方。例如，太平军的兴起促使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但北洋水师和北洋新军的成立，都是在甲午战争中旧军力挫之后的无奈之举。朝鲜和越南虽然也经历了内乱和外交压力，但他们都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来应对变化，这都走在了清朝的前面。
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落后之后不愿意改变和进步。相比于德川幕府、李氏朝鲜和阮氏越南，清朝的改革显得更加迟缓和犹豫，这足见当时的皇帝极其缺乏远见！
满清最大的问题在于自身缺乏觉悟！满清统治者非常清楚，他们是通过一系列血腥手段夺得了汉族的政权，这些罪行是难以被汉族人完全饶恕的。
中国的强大通常也意味着汉族的强大，而汉族的强大则会威胁到满清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一旦汉族人真正强大起来，满清统治者有可能会面临被彻底推翻的命运。这种担忧并非无稽之谈，他们对待朱家后裔的态度——或是其他汉族遗民的处理方式——就可窥斑见豹。例如，对于朱家后裔和其他可能具有反叛意识的汉族人士，满清统治者的打压和监控从未放松。
“防汉”成为了贯穿整个满清两百多年历史的首要国策。这一国策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延续，更是一种防范未来的手段。在满清统治者看来，防止汉族人的反抗是一种生存法则。
面对洋人的侵略，他们的态度是“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口号，就是为了分化内部力量，阻止汉族人的反抗。
满清统治者在面对汉人反抗时的敏感与警惕，是他们无法彻底推进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所采取的诸多政治措施，如晚清时期的改革（如戊戌变法）、新政（如清末新政），往往在变革走向深入时就会被按下暂停键。因为每当改革触及到根本，威胁到统治者的内耗问题时，那根敏感的防汉神经就会被触发，满清统治者就会毫不犹豫地暂停。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
尽管重用几个汉族官僚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满清防汉的核心国策。
这样的国策导致满清统治者的所有决策、改革和新政都围绕着如何更好地维持其自身统治，而非如何真正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任何有利于长远发展的策略，满清统治者都是不会采取的，也就注定会落后世界，甚至落后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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