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为记者赵大伟对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的一次采访，首发《南方都市报》，本文经“必记本”重新编辑发布，特此分享。也祝贺吴承学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五卷本）出版上市。
关于治学
在治学上，眼光要比方法重要。宋代严羽：“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他又说，“学诗者以识为主。”其实治学也是“以识为主”，在学术研究中创造性与正确的学术价值观最为重要。在我们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要有一种清晰学术意识，能判断哪些选题是有价值的。
通常我们说，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旦进入研究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学术研究如登山，选择合适的起点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心中也要有一个“学术海拔”的观念。我们了解学术史，了解海内外学术界现状，就是要尽可能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快进入学术前沿，在更高的“学术海拔”开始进取。
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整个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将出现重大改变。文献资料在传统学术中非常重要，但在网络时代寻找文献资料就容易多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熟悉文献还只是最基础的工作，关键在于以敏锐的学术意识把握其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从而进行创造性的研究。
在学术研究中，创见、见识，真知灼见、研究者的思想观念、研究者的学术个性越来越显得重要。在文学研究中，审美能力同样非常关键，如若没有这些，则一切数据都是没有生命、没有意义的。
关于大师
关于“大师”，可以借用陈寅恪先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段话：“自昔大师钜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大师必有崇高的思想与学术的境界，必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树立典范。
我们一直在追问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我想追问的是：大师是不是能培养出来的？所有的伟大都是自然的，而非人工的。旷野中的狮虎、森林中的参天大树、海中的巨鱼、凌霄的雄鹰，它们都不是靠人工可以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是这样，出于需求靠人工培养出来的那不是真正的大师。说得俗一些，大师是野生的，不是人工养殖出来的。人文领域里的大师，不但需有天才，还要像鲸鱼碧海那样自由和宽广的水域。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现在不缺钱，不缺硬件，学者也不缺学术，最紧缺的是自由而独立的思想。许多看来似乎很“深沉”的思想，不过是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是二手货，甚至是山寨版的。只有学术没有思想是出不了大师的。所以，如果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与氛围，而只是投入大量的金钱，引导大家按一种模式、规范去竞争和发展，用这样方式培养大师，无异于缘木求鱼。
良好的学术生态与学术体制比投入金钱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许多人盛赞民国时期大学的学术水平，我倒是觉得与民国大学的学者相比，我们的教授缺少的不是学术，不是技术，也不是天分，不是条件，而是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民国大学教授有许多名师名士的逸事掌故传诵，我们现在的教授基本上都很正常，很规范，除了“好人好事”“先进事迹”之外很少有什么故事可以传诵。
关于“80学人”（即那些70年代末考入高校并于80年代前期进入学界的一批学者）
我以为，这一代学者特色、长处与缺陷都是非常鲜明的。这一代人亲历了动荡的社会，也经历看来昌盛而暗藏危机的社会。这样的经历让他们具备丰富的体验、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对于人文学科，是一种出自内心的喜爱，不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事业，一种精神寄托，一种理想。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机遇，就是遇到中国学术界青黄不接之际，中间有十年的断层，人才紧缺，所以成名容易。这一代人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甚至是吃狼奶长大的，但由于不完整，有很长时期处于放任的状态，所以有时思考会比较自由，比较深刻。
但是，这代人的知识储备与知识结构无疑都有明显的缺陷。这一代人的孩提阶段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连饭都吃不饱；等到他们进入了青少年阶段，又赶上了十年动乱。从教育上来看，他们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的教学体制都是陈旧或不成熟的。另外，这一代学人有时思维方式与思想、人生观、世界观已定型了，也是难以改变的。
这一代学者目前在学术界占据主导和权威位置，但多数人已逐渐进入老年。这特别需要自省和警惕，要有学术良知与文化责任感。人老了，就容易保守、看不惯、轻视后辈，而占据要津者尤其容易利用各种学术资源谋私利，而失却公心。所以这代人在还没有老到糊涂的时候就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局限与缺陷，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千万不要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绊脚石，而要成为年轻人的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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