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内虽然还有不少国民党残余势力，但扫清这些残余势力，凭解放军的强大雷霆之势，只是时间的问题。此时，最大的顽固反动势力显然就是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
此时，我军的战略重点因台湾尚未解放，显然置于东南方向。为此，中央特别决策其他几大野战军分别向大西北、大西南和中南分别实施大进军，但要求三野全部不动，主要精力投入于解放台湾之中。为此，指定粟裕率数十万大军，日夜整军备战，准备解放台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做出了美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并随即发布命令，调遣驻扎在远东的美国海空军开赴朝鲜，并向南朝鲜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同时，从防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趁机进攻台湾的需要出发，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军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开进，在“协防”台湾的名义下公然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
针对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战略形势变化，作为刚成立大半年的新中国，我们从战略和全局上又该如何应对，特别是我们的战略重点是不是调整，如调整又该如何调整？这些重大的战略决策问题一下子摆在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那一代领导人面前。
经过对朝鲜战局发展走向的全面分析，并结合对我国防安全可能带来的影响，毛泽东主席很快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定和部署：
——6月28日，即杜鲁门发表讲话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便强调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地和坚决地反抗。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也是在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这样表示道：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决定。杜鲁门这种意图和声明，再一次让全世界的人民了解谁要发动战争，再一次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警惕。对于这种非法的行为，我们不能不表示态度：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7月6日，毛泽东主席给粟裕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于7月16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7月18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
——7月7日，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周恩来总理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保卫国防会议，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任命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会议初步商定了边防军所辖的部队、人数、指挥机构、人选、部署调整、车运计划、后勤保障、集结时间等。7月10日，周总理再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正式通过《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主席当天批示“照此执行”。
透过上述一揽子决策和部署，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就美国入侵朝鲜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向美国发出了这样几个信号：
一是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一定要管，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
二是调粟裕来京接受新任务，这本身虽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变动调整，但已经意味着我战略重点进行了新的调整。因为在此之前，粟裕被指派为解放台湾的指挥员，东南方向一直是我战略重点。而调粟裕来京接受新任务，无疑是有比解放台湾更重要的任务需要粟裕来担纲。事实上，随着美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我解放台湾的战略任务已不得不顺延甚至是搁浅。
三是迅即召开国防安全会议，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并对如何组建成立、如何开赴到位、如何做好备战等作出了明确的部署和要求。
我们说，一个国家，一旦重点战略方向确定，通常是有一定的稳定性的。而针对新的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需要，对战略重点进行调整时，通常要有个过程。这种过程甚至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因为重大战略转变通常要有个认知过程，需要有个统一思想的问题；重大战略转变通常要有个惯性过程，需要有个逐步适应的问题；重大战略转变通常要有个实践过程，需要有个渐次推进的问题。但我们看，朝鲜战争爆发，针对美国的态度和动作，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十天左右内便立即进行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及时把我军的战略重点从东南方向转到东北方向。
对此，《周恩来传》曾这样记载道：“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中央军委不是在7月间就下决心调集重兵，限期开抵鸭绿江畔，做好应战准备，等到局势紧张时才开始采取行动，那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的。这一着，是极富远见的，是具有关键意义的部署。”
十天内作出重大的战略调整，把战略重点从东南方向改为东北方向。而总共才三个多月的时间，不仅实现了战略重点的及时转变，还紧锣密鼓地向新的战略重点方向云集了25万大军，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了抗美援朝的各项准备。这充分地体现了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为首的那一代领导人，战略全局意识有多么强、国防安全意识有多么强、应急应战意识有多么强。这种“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和无限敬佩！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