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虎
在我国的司法体制中，公、检、法三家各司其职，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职权范围上有明确的分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而法院则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裁判。公安机关在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后，会按照管辖范围进行立案侦查，收集证据，但并不会对法院的裁判行为进行直接监督或干预。
然而，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却出现了公安部门发函指定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罕见一幕。凉山州中级法院一份《指定管辖决定书》显示，凉山州公安局来函建议将一起假药案指定由德昌县法院审理，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指定由该院审判。
凉山彝族自治州公安局。刘虎 摄
事实上，该案的一审的确由德昌县法院审理完结。该案还是一起未立案先抓人的案件。基于对案件办理中多方面荒诞性的质疑，被告人们正在提起上诉。
01
11月抓人，12月立案
“他们去跨省抓人的时候，这个案件并没有立案，抓回去30多天以后才立案的。”该案一名辩护人指出，该案的办理极其荒唐。
德昌公安的《情况说明》显示，本案2022年12月27日经凉山州公安指定管辖给德昌公安（该指定管辖也是德昌公安自己先向凉山州公安申请），12月28日凉山州公安将案件移送给德昌公安，12月29日德昌公安将本案与赵沛红、王樱花等人“9.28”案并案侦查，赵案为主案，本案为从案。
而本案被告人王雄华、王艳、王琼、朱志祥早在2022年11月8日就被德昌公安从云南曲靖麒麟区、宣威市的家中抓走（刘金莲因当时身体原因未在这天被抓走），而抓捕并无一份有效法律文书。12月2日被德昌公安拘留，12月15日凉山州公安立案，12月27日凉山州公安指定德昌公安管辖，12月28日凉山州公安移送德昌公安。
辩护律师公开斥责本案办案机关无法无天。微博截图
数名辩护律师称，王雄华等是在2022年12月2日被送看守所的，此期间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侦查机关的行为是对王雄华等实施非法拘禁，情节比较严重的行为。由本案颠三倒四的程序及德昌公安肆无忌惮的滥权、枉法行径来看，《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管辖、立案、侦查措施等制度在本案中俨然成了一张废纸，这也是本案乱象丛生的肇始。
此外，律师们质疑：德昌公安在获得凉山州公安指定管辖时，王雄华等已被其抓捕了49天，而德昌县境内并无一例与刘金莲（赤脚医生）、王雄华、王艳、王琼、朱志祥存在疑似假药的交易记录。不管是《刑事诉讼法》或是《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都强调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犯罪都应由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公安机关管辖。而从本案证据来看，案涉药品的生产地在云南省罗平县，生产者刘金莲居住和生活在云南省麒麟区，案涉药品的销售也是从云南省麒麟区向外销售。德昌县公安局根本没有管辖权，即使发现了犯罪线索，也应该依法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这种强行把人抓捕后再谋取管辖权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德昌公安局就是在趋利执法的主观意识下发起的这场司法活动。
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2022年11月左右，四川德昌县公安局赴云南省曲靖市办理了一起生产、销售假药案，抓获了刘金莲、王雄华、王琼、王艳、朱志祥五名被告人。这五人多为亲属关系。
2023年，德昌县检察院将此案向德昌县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2002年以来，被告人刘金莲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无生产、经营药品许可证的情况下，购入来历及成分不明对外宣称为纯中药的“风湿灵”,并制作药品功能主治说明标签备注购买电话，在云南曲靖、宣威采取电话联系等方式对外销售。
2015年至2022年10月，刘金莲在无生产、经营许可的情况下自发研制配方，采购中草药原料，并在其中加入“强的松”等西药激素，自制、混合成“风湿灵”药丸，通过电话联系、银行卡转账、微信转账记录等方式邮寄快递销售到全国各地。
2016年开始，被告人王雄华帮助其母亲刘金莲邮寄快递销售“风湿灵”；2020年开始，被告人朱志祥帮助王雄华包装、邮寄快递“风湿灵”。被告人王琼、王艳帮助其母亲、其弟弟王雄华销售“风湿灵”。刘金莲作为该案主犯，被指控销售假药金额为660万余元。
公诉方称，涉案“风湿灵”为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文件生产的药品，无国家药品标准，且无核准的药品质量标准，对外宣称为中药，未标明成分，但检出化学药成分，属于“以他种药冒充此种药”的情形，应依法认定为假药。
德昌县法院。刘虎 摄
2024年11月9日，德昌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金莲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750万元；王雄华、王艳等四人获刑一至六年不等，并处相应的罚金。罚金总额达到了1345万元。
多名被告人不接受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一名江苏省某检察院前公诉科科长得知这个判决，感到震惊。“这起假药案并没有出现致人死亡等严重情节。判决如此之重，闻所未闻！”
02
公安机关能指定法院管辖案件？
2023年的6月5日，德昌县公安局制作《起诉意见书》；6月6日，德昌县公安局将该案移送德昌检察院审查起诉；6月7日，德昌检察院受理该案。
然而，就在德昌县检察院受案的同一天，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
2023年6月7日，凉山州中院向德昌县法院下发《指定管辖决定书》。内容为：“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犯罪嫌疑人王雄华、王琼、王艳、朱志祥、刘金莲、雷常坤等人涉嫌销售假药一案，凉山州公安局来函建议将该案指定由德昌县人民法院审理。为了便于该案的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指定该案由你院审判。你院收到本决定书后，即书面通知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
引发质疑的《指定管辖决定书》。受访者供图
对于这份《指定管辖决定书》，辩护律师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份彻头彻尾颠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非法文书，内容极其荒谬。
辩护律师认为，凉山州公安不享有干预德昌县公安办案的法外特权，尤其是管辖问题。
《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第2款、《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3条第3款、《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3条第2款、《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28条第5款明确规定，“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由公安机关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公安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需要指定管辖，应由人民检察院协商同级人民法院办理指定管辖有关事宜。”
本案审判管辖如何指定，与德昌县公安和凉山州公安没有任何关系，但凉山州公安竟然越俎代庖明目张胆直接发函凉山州中院指定管辖，这种行为要么是无知无畏，要么是无法无天。
辩护律师认为，指定管辖本应由德昌检察院和德昌法院协商后“由下而上”上报凉山州中院，但本案却变成了凉山州中院直接“由上而下”指令德昌检察院和德昌法院管辖，这是典型的程序逆流。
03
“消失”的同案犯被单独判决当作“样本”？
判决书显示，本案庭审中只有五名被告人，即刘金莲、王雄华、王琼、王艳和朱志祥。但是，在凉山州中院指定管辖函中的却是六名被告人——除了上述五人，还有一名被告人雷常坤。那么，同案犯“雷常坤”又去了哪里了呢？
在假药案庭审的举证质证环节，辩护人对此提出质疑。公诉方迅速补交了雷常坤的一审《刑事判决书》和二审《刑事裁定》。
德昌县公安局。刘虎 摄
雷常坤的裁判文书显示，其被指控于2018年1月至2023年1月，为谋取非法利益，从其兄长(另案处理)处以1.5元每颗的价格购进无经营许可证、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名为“风湿痛风灵”的中药，并以微信平台为依托，通过微信转账、微信红包等方式以5元每颗包邮的价格向全国各地人员邮寄快递进行销售，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药罪，被德昌法院以销售假药罪定罪，量刑七年半。雷常坤上诉，凉山州中院维持原判。
“雷常坤认罪认罚，本应判有期徒刑六年，但因为判决前交不出钱来，被法院认定态度不好，从而被判七年半。”知情者称，这充分说明了该案办案机关趋利执法的特点。
裁判文书显示，雷常坤一案和刘金莲等人的案件并没有关联性。那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又出现在了同一份《指定管辖决定书》里呢？
辩护人认为，既然决定书已将雷常坤指定为本案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德昌法院就不应将雷常坤从本案中分出并背着本案五名被告人搞“秘密分案审判”。分案审判导致本应同庭受审同案犯雷常坤缺失本案，德昌法院选择性地执行《指定管辖决定书》，这一行为很肆意妄为，本质是枉法滥权，导致本案一路强审下来无异于司法裸奔。
04
异地执法没有协作手续？“这是我们内部的事”
据辩护律师称，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辩护人未见到德昌公安跨省抓人的异地办案协作手续，也未见到协助德昌公安开展侦查活动的曲靖市当地公安人员。
针对辩护人提出的问题，德昌县公安部门出具《情况说明》，称他们办理了异地办案协作手续，该手续保存在曲靖市公安局生态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德昌公安自己没有保存。
出庭作证的几位办案民警称，德昌公安兵分三路到宣威、麒麟区和曲靖环食药侦支队。其中一路办案人员到曲靖环食药侦支队办理协作手续，但是曲靖公安部门不收手续，告诉他们要抓人自己去抓就行了。
针对该问题，公诉方在庭前会议上的说辞是，如果需要就让律师去曲靖市环食药侦支队调取协作手续，因为律师有调查取证权。
辩护律师认为这种说法很荒唐，他们认为办案机关的目的是为了遮掩非法侦查行为。首先，公诉案件举证责任在控方。辩护人没有义务充当“第二公诉人”帮助控方调取指控证据，完善控方的证据链，协助控方指控律师的当事人。
其次，异地协作由公安机关内网发起、协商、审批，只要调出内网上传的协作审批材料，即可说明一切。即便是德昌公安手工制作填写协作手续，那么只要发生协作，协作地公安机关接收材料后也会有协作回执，这是办案常识。
据辩护律师介绍，他们核实后确定没有协作手续。于是，辩护律师就该问题对曲靖市公安机关进行了控告。曲靖公安部门收到材料后，给辩护律师作了回复，称这个事情是他们公安机关内部的事，不应该由你老百姓来管。
部分被告人被关押在德昌县看守所。刘虎 摄
05
假药生产人员无罪，其他人却有罪？
该案的辩护律师认为，该案除了在程序上有违规之处，在事实认定上也存在问题。比如，根据在案证据和庭审查明的事实，王艳、王琼、王雄华、朱志祥四名被告人均不知道刘金莲在中药添加了“强的松”，因此不构成销售假药罪。既然假药生产人员张二林无罪撤案，上述四名被告人也应该不构成犯罪。
首先，刘金莲生产“假药”所用十数种中药材的功能主治均对症风湿痛风类疾病，仅在2022年后的某一批次40万粒中添加了西药强的松，在2022年之前生产的是纯中药。
根据凉山州市场监管局两份《复函》认定“假药”的逻辑，没有添加西药的纯中药丸不能被认定为“假药”。在案证据能证明的假药只有40万粒，涉案金额27万元，公诉方主观“推定”其他纯中药丸也为假药的逻辑站不住脚。王艳、王琼、王雄华、朱志祥一直认为刘金莲生产的是纯中药，并不知晓刘金莲添加了西药。
其次，本案“假药”生产人员张二林无罪撤案，也进一步证明王艳、王琼、王雄华、朱志祥不构成销售假药罪。
德昌检察院对张二林的《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称，生产假药的原材料及配方均系刘金莲在掌控，在中草药粉未中添加的西药“强的松”成分也是刘金莲独自所为，并未告知生产人员张二林，前期刘金莲仅告知生产的系“饲料”,张二林在加工生产过程中发现中草药味后询问，刘金莲后才得知生产的是治疗痛风的药品，但其仍不知药品里面的成分。综合行为人的认识能力、从业经历看，张二林系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无从事与药品有关的职业经历，虽知道无生产经营许可，但认为生产的系纯中药，认知能力有限，并未认识到其生产的系假药。
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法院。刘虎 摄
张二林既生产又销售，但因不知中药中添加了西药成分，被依法认定不构成犯罪。王艳等的辩护人认为，公诉方无法客观理性地坚守“同等行为同等评价”这一法治信仰，区别对待张二林与王艳、王琼、王雄华、朱志祥四名被告人。
对于辩护律师的质疑，庭审上公诉方解释说，虽然假药的生产人员张二林无罪释放，但不代表着以后不会有新证据出现，重新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外，刘金莲的辩护人表示，这个案件有“五加皮风湿痛风灵”、“神龙风湿通风灵”、“风湿痛风灵”、“风湿灵”四类药品，而刘金莲生产的仅为“风湿灵”。下家赵沛红的讯问笔录显示，公安在赵沛红那里搜查出来“神龙风湿痛风灵”，但这个药品在后来就一直没出现过。王樱花、赵沛红、雷常彬、雷常坤等人手中大量的药品，并非仅来自于刘金莲，且也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所有药品都来自刘金莲。
刘金莲的《上诉状》显示，其认为该案是典型的以司法之名捞金的“远洋捕捞”案，在趋利执法的利益驱动下，侦查人员在该案中实施了栽赃陷害行为。其请求凉山州中法院依法将案件报请四川高院，指令其他法院审理本案。
目前，该案正在凉山州中院审理中。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