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眼中的胡适
胡适可以说也算是李敖的老师,但是胡适在李敖眼中,其人格是变化的。
胡适是个比较复杂的人,在旧封建体系面前,他是斗士+旗手;在民国军阀面前,他是怂货+幕僚;在洋人面前,他是奴才+舔狗。这是我的观点。
他在武力面前,缺乏骨气,旧封建势力因为彻底倒掉了,所以,他敢站出来对它吐唾沫;新军阀站在面前时,他马上低下了头,转身跑掉,躲进了象牙塔,但是新军阀不满意他这样做,他马上就出来当了官,甚至后来还天真地想当总统;而在洋人面前,是彻底地趴在地上,头不敢抬,眼不敢平视,四肢不敢蠕动,完全驯服了,洋人于是赏给了他36顶博士头衔,他是博士,但是不明白什么是气节,什么是骨气,什么是民族自豪感。
下面内容整理自李敖的著作《胡适评传》与《李敖快意恩仇录》,是李敖眼中的胡适的真实呈现:
1952 年的台中一中,那是个阳光与希望交织的年岁。胡适先生现身校园演讲,刹那间,仿若磁石引动铁屑,众人皆被其非凡气度与深邃思想吸附。彼时我于台下仰望,他恰似高悬天际的启明之星,光芒虽遥不可及,却足以穿透懵懂灵魂,在我心海激起层层知识与理想的涟漪,自此,其名其说便深植心间,成为我精神征途的隐秘指引。
时光悠悠流转,至 1959 年,于台大校园,命运之轮悄然转动,我终得与胡适先生促膝长谈。那是间盈溢墨香的静谧书房,午后暖阳轻柔洒落,为书卷添暖黄光晕。我们相对而坐,茶香袅袅升腾,氤氲出思想交流的浓郁氛围。我怀揣热忱与疑惑,自学业困扰至文化思索、从历史迷思到人生探寻,皆毫无保留倾诉。先生倾耳聆听,目光专注如炬,适时以睿智言语与丰厚学识,为我拨开重重雾霭。其论治学,力倡严谨实证与独立思索;谈人生,则坚守良知、尊崇真理,恰似智慧长者引领幼雏,为我这在学术莽原迷失方向者点亮前行灯塔,在心灵净土播撒希望良种,令我于知识汪洋锚定航向、于精神苍穹寻得坐标,对其学识涵养与思想魅力更是倾心敬慕。
于学术天地,胡适先生的功绩卓著非凡,堪称现代学术史的巍峨丰碑。负笈哥伦比亚大学之际,他沉醉于西方学术思想瀚海,归国后,凭崭新视角与前沿方法,勇涉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学等深域。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惊艳问世,如盘古开天辟地,以现代学术范式拆解古代思想桎梏,梳理出清晰脉络,为哲学史研究开辟鸿蒙新径,引得无数学人竞相追随之,仿若繁星拱卫明月,奠定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基石。在文学考证领域,先生对《红楼梦》《水浒传》等经典巨著的精研细究,以显微镜般的文本剖析与地毯式的史料搜寻,为文学研究注入科学实证的钢铁脊梁,令文学殿堂重焕熠熠光辉,昭显作品背后历史情境与文化幽微,后世文学研究皆难脱其庇荫。
新文化运动狂潮中,胡适先生更是执旗奋进的无畏先锋。他以笔为剑、以言为号,力倡白话文革新,《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恰似平地惊雷,震醒沉睡文人,唤醒文学革新的蓬勃力量;《尝试集》则似破冰巨轮,碾碎旧诗格律坚冰,开辟新诗航道,引领文学航船挣脱传统泥沼、驶向现代彼岸。同时,先生倾尽全力传播西方现代思想,引入科学民主火种,为暮气沉沉的古老华夏点燃希望火炬,注入奔腾不息的生机活力,驱动社会文化车轮滚滚向前,于转型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成为时代变革的强劲引擎。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胡适先生亦有其难以遮蔽的黯淡光影。岁月更迭,我渐察其后期显露的疲态与保守。往昔直面权威的凌厉锋芒悄然钝化,在关键问题抉择上,常陷犹豫泥沼,致使诸多革新良机如指间流沙般消逝,文化变革步伐由此迟滞,令诸多有志者扼腕叹息。
犹记某次学术沙龙,学者咸集,热议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困局。一青年学者慷慨陈词,痛陈传统积弊之深重、变革之紧迫,呼吁大破大立重塑格局。
胡适先生却眉间紧蹙,缓推眼镜,以稳健平缓语调主张珍视传统菁华、渐进改良,忧心激进变革致文化断代、社会失衡。会后,我与先生独对,我直言不讳:“适之先生,晚辈以为,文化转型恰似逆水行舟,非猛力难进。今时之势,保守求稳恐陷绝境,安能畏缩不前、错失时代洪潮?”先生目光幽深,摇头轻叹:“李敖,你尚年轻,未解世途艰险。文化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鲁莽激进易酿巨祸,稳妥缓行方为至善。”
我急辩道:“先生,历史转折恰似千帆竞渡,勇者为先。若因循守旧、瞻前顾后,何能开辟文化新疆、引领时代风骚?”先生面色微沉,甩袖而去,独留我于原地,望其背影怅然若失,深知思想差异如渊似海,然仍盼其重拾果敢、再燃革新烈火。
涉足官场后,胡适先生周旋于官场应酬与学术钻研间,恰似困于荆棘丛的飞鸟,虽奋力振翅,却难脱桎梏,学问精进趋缓,研究精力耗散,成果质量与数量俱降,学术高峰攀登戛然而止,未达理想之境,空留千古遗恨。
其“好人政府”构想,本欲为乱世寻良策,以温和改良疗愈社会沉疴、构筑政治清明愿景,却在军阀混战、独裁肆虐的酷烈现实中,如梦幻泡影般消散,沦为无力悲叹。面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深渊,诸如特务肆虐、言论钳制、民权践踏诸事,先生虽偶有不满之辞泄露,却多停留纸面、口头劝诫,未化作坚决行动,未化身为民众渴盼的正义铁拳、反抗暴政的坚固堡垒,致使正义光芒在阴霾中黯淡蒙尘,无数苍生在暗夜中长泣难眠。
于个人特质与人际交往范畴,胡适先生性格的复杂多面展露无遗。其待人温润宽和,广结四海宾朋,居所常为高朋满座之所,学界贤达、青年才俊皆沐其热忱恩泽。然此随和脾性,在学术争鸣关键刻,却成拖累。当观点交锋、真理碰撞之际,先生常因人情羁绊,对谬误观点、不合理主张未施迎头痛击,致使学术论辩偏离正轨、陷入混沌泥淖,学术发展步伐因之迟滞蹒跚。
我所撰《播种者胡适》一文引发的风波,便是其性格特质的生动映照。文章付梓之初,先生阅后颇为不快,觉我评价未契其预设完美形象。文中对他在历史关键节点的犹疑、学术理念的守成剖析,被视作对其声名的冒犯。他借友人婉转表意,期我修正观点、重塑金身。时光沉淀、静心思索后,先生对我视角渐能包容接纳,明了我虽言辞尖锐,却发于对他的深沉期许、对历史本真的执着叩问。此态度变迁,恰似剥茧抽丝,尽显其内心对自我认知的曲折探索、对多元视角的艰难拥抱,以及在历史评判与个人声誉间的矛盾权衡。
我曾就其抗战时期某些言行表现与他直面交锋。那是个风云激荡、山河飘摇的年代,国家命运悬于一线。在一场私密研讨聚会中,我直面先生,问及他在抗战烽火中的言论立场。我目光灼灼:“适之先生,抗战之际,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众人皆望贤达振臂高呼、凝聚众志。然先生彼时言论,似缺激昂斗志、坚定立场,未足激扬民族士气、坚定抗敌决心,晚辈困惑,望先生释疑。”
先生神色凝重,缓声而言:“李敖,彼时局势错综复杂,外交斡旋、国际形势皆须通盘筹谋。我冀借外交途径缓敌锋芒、寻国际支援,言语表态不得不审慎斟酌,以免牵一发而动全身,陷国家于不利。”我驳道:“先生,民族生死较量,岂容外交辞令的暧昧模糊?当以热血文字唤起民众同仇敌忾、筑牢精神长城,若言语失锐、立场摇摆,易淆乱军心民心、误国误民,使抗战伟业蒙尘受阻!”
先生闻此,沉默良久,唯余长吁短叹,似为过往抉择陷入深沉反思,而我亦为先生彼时的战略误判与士气挫抑痛心疾首,深知此乃国家抗战精神史的遗憾缺页,影响深远。
附,胡适对日本的态度及观点如下:
在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胡适与一群人组成了一个名为“低调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他们持有对中日战争前景的悲观情绪,认为“战必大败”。胡适在此时表达了“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的观点。
在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条约时,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并称赞中国政府的对日交涉表现,表达了对未来的乐观主义。
胡适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批评爱国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
他还主张主动向日方让步,要求政府以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为基础来谈判,并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
在1935年,胡适致信政府,建议承认“伪满洲国”。
当日军侵占中国热河省、染指华北时,胡适仍坚持妥协,反对抵抗,认为如若抵抗就会糜烂华北。
胡适认为,日本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是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他还认为,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激烈化是刺激日本出兵东三省的主要原因,并批评爱国运动参与者的癫狂情绪是导致日本侵略的罪魁祸首。
胡适的许多观点,在今天仍然在中国某些精英群体中仍然大行其道,比如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时,就有人主张早投降不如晚投降,主张销毁核武器以赢得美国对中国的宽容,主张服从美国的主张,中国放弃一切高科技的研究,只做下流供应链,以取得美国的信任,等等。
这些观点,都是换汤不换药,来自于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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