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景慧【未经作者授权，转载与搬运文字须注明出处】

2025年4月17日，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标志性事件：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马关条约》130周年的日子。202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丰鸟附近的北洋水师舰船，悍然挑起了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与入侵外敌相比，经济实力、兵力数量均占绝对优势，武器装备占局部优势，又依托本土后方作战，战争却打成了“一边倒”，惨败的竟然是我们，大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是为什么？

目前，主流观点仍为“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出口处的“结束语”展版上，赫然写着：“甲午战败的屈辱历史，再次表明‘落后就要挨打’。”然而，当我自费参观了山东威海湾中的刘公岛之后，愈发对这句话不以为然，落后就一定要挨打吗？如果这句话反映的是普遍现象，那么，当年出自游牧部落的成吉思汗军队，与当时封建制度成熟、经济长期繁荣、百姓生活富裕、文明程度较高，且早已将火药等应用于军事的南宋相比，绝对属于“落后”序列，应该是成吉思汗的军队被动挨打才对，然而，蒙古军队的快马弯刀，却灭掉了“先进”的南宋。

对此，一些同事说，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大清落后的北洋水师，确实被日本联合舰队的坚船利炮，打得满地找牙啊。

对此，我禁不住要说，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乃至现代史上，相对敌方而言，中国军队装备精良、数量占优的一场战争，我们绝非船不坚、炮不利。须知1888年成军的北洋水师，可是大清几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舰队，按照当年《美国海军年鉴》，北洋水师的实力在全世界排名第九、在亚洲排名第一。

论军舰规模，甲午战争之前，北洋水师主要军舰大小共有25艘、辅助军舰50艘，还配备运输船30艘。其中：定远舰、镇远舰、济远舰、经远舰、来远舰产自德国；致远舰、靖远舰产自英国。德国、英国为了这张超级定单几乎“争破了头”，还互相攻击对方军舰的缺点。对此，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亲自给伏尔康船厂发公文：“卓越地和准时地执行中国这一次订货具有重大的意义。”两国竞争到了这种田地，怎么可能将破铜烂铁卖给我们？再说北洋水师在日常训练中，如果发现以次充好的“丑闻”，还不早就“炸锅”了？实事上，在黄海大战中，定远舰中弹159发、镇远舰中弹220发，又被日军“松岛号”之13寸大弹击中数次，被日舰打出的弹坑密如蜂巢，但装甲没有一处被炮弹穿透，死者亦不见其多，且炮塔未发生任何故障，仍能转入反攻，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

论军舰性能，北洋水师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联合舰队，其中“定远”级战列舰共2艘，即定远舰、镇远舰，其满载排水量均为7335吨，比我们当今的许多军舰还要大，而且全舰钢面铁甲，最厚处为炮台与炮塔达356毫米，光12寸口径的主炮就装配了4门，号称“东亚第一巨舰”。甲午战争之前，定远舰曾访问日本，日本报道说“像高山一样劈波斩浪而来，水兵们站在舰舷，黑黝黝的皮肤和盘在头上的辫子在阳光下闪着光亮，让人肃然起敬”，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整个日本都被北洋水师的军威震动了。

论军舰火力，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11门对21门；小口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50门对92门。日军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209比141占优。

相比之下，匆忙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不仅舰只混杂，而且有的舰只战力甚弱。当时日本最大吨位的军舰“松岛号”、“严岛号”、“桥立号”、“吉野号” ，均为5000吨级，只是为了提高速度减轻了各层装甲，这与北洋水师以牺牲速度来换取装甲的思路相比，其实一点都不高明。同时，日本一些舰船只是貌似强大，如“西京丸号”，满载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毫米口径的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实为一艘战前刚刚改装的商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如“赤城号”炮舰，满载排水量只有622吨，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号”之后，躲避北洋水师的直接炮火；如“比睿号”，是一艘1873年购自英国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更像一艘海盗船，完全不像一艘近代军舰。

同时，甲午战前及甲午战争中每一个阶段，如果全力以赴放开打，大清都有战胜日本的条件：

甲午战前的1879年，日本先制造了一起挑战大清底线的外交事件，即迫令琉球国断绝自1372年同中国建立的宗藩关系，并废了琉球国王，改琉球国为日本冲绳县，从而彻底剥夺了琉球的政治地位，以此试探大清的反应。琉球国向大清求助，恳请大清出兵伸张正义。当此“除患于未然”的战略机遇摆在面前，大清完全可以在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之际先发制人，但是，早已没了向外张力的大清，竟然选择对日妥协，以满足日本贪欲的方式息事宁人，导致大清外交“红线不红、底线无底”，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没有勇气的大清。

到了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号称“甲午海战”，实际上是一场海战、四场陆战，即丰岛战役、平壤战役、黄海战役、辽东战役、威海战役。第一阶段，大清可集中海军主力主动出击直捣日本长崎，回头兜击日本联合舰队，正所谓“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世界上还从无一支海军是依靠被动防守所向披靡的，陆军坚守朝鲜、特别是死守平壤，大军入朝决战歼灭日军，然而，此时的大清，根本没有勇气以攻势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只会一味的被动防守，等着日军打上门来；第二阶段，日军进攻辽东，清军可以坚守大连、旅顺，北洋水师主力尚存，可抄日军联合舰队后路，陆海夹击打败日军，可是，清军陆上坚守不住，北洋水师奉命卧在山东半岛“避战保船”，就是不挪地方，坐等日军打下了辽东半岛，回过头来打击山东半岛，给清军来了个水陆夹击；第三阶段，即便是一场海战、四场陆战均未取胜，大清还可以将日军放进来打，组织沿途军民坚壁清野，迟滞日军进攻势头、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大军坚守北京城，以待全国勤王之师，聚歼日军于东北、华北一线。但是，大清一次战机都没抓住，惶惶奔逃，匆匆认输，终以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耻辱至极的《马关条约》为标志，草草地结束战争。

由此可见，甲午国殇，不能归咎于装备落后和战机缺乏。如果非要论装备与战机，那么，在旅顺口和大连湾这个地方，1879年,大清就开始在大连湾设防，到甲午战争期间，由60余座炮台和要塞构成的旅顺口、大连湾防御体系，因地势险要，火力强大，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即便清军在其他所有地方都战败，怎么说，在这里都该打一场胜仗吧。

日军亦认定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于是，准备了500名敢死队，充当进攻的人肉盾牌。然而，日军敢死队往上一冲，清军一枪未放、打了2炮，战争结束了。日军到清军阵地上一看，守军早已弃阵而逃，清军的克虏伯大炮100多门、炮弹246万发，新式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发，以及无尽的设施、无数的物资，全部成为日军不战而胜的战利品，日军就用清军的大炮、清军的步枪、清军的物资，打下了辽东、打下了山东。

那么，甲午之败，既然不是败在装备、败在战机，究竟败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概源于大清的政治腐败，涣散了民心士气，加剧了民族堕落。

可以说，甲午战争前后，大清的腐败是全方位、塌方式，首先是政治腐败。其主要表现：

朝廷闭目塞听、自私自利

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崛起，成为近代化国家和世界列强之一不同，大清朝廷依然在封建专制集权的乌云下“抱残守缺”。

在甲午战争已“箭在弦上”的危急关头，大清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及一众大臣，依然躺在“天朝大国”的光环之中，固步自封、不思变革，自高自大、唯我独尊，强取豪夺、横行霸道，贪图享乐、腐化堕落，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弄虚作假、私利熏心，歌功颂德、涂脂抹粉，贪官当道、好人蒙难，沉湎于所谓“歌舞升平、太平盛世”之中。乃至日军都在大清之花园口登陆了，朝廷有位大臣竟然说，日本人腿短，用竹干子就能将其赶下海。

而大清主管外交与国防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对外不敢轻言战争，将军队职能定位于对内维护大清统治的稳定。因此，尽管以巨资兴建了举世罕见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之前，对抵抗日军入侵的实际战争准备却近乎为零，未战时不积极备战，战争袭来前夕又谎报军情、欺上瞒下。如1894年5月，李鸿章校阅北洋水师，奏称“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凡此种种，让朝廷一头跌进了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中，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正是出于对所谓“决战必胜”的自信，两个月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

与大清截然不同的是，日本对甲午战争经过了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日本在扩军备战的同时，积极组织对大清的战略侦察，其派往大清的间谍渗透到了各个地区，建立起庞大、高效而隐蔽的间谍网络，这些间谍以商人、职员、僧侣、农民、徒工、乞丐等各种身份伪装自己，刺探大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绝密情报，且潜入烟台、威海等地，侦察大清北洋水师的布防与动向。甚至不惜以珍贵古董、日本美女作诱饵，将李鸿章的外甥刘芬（时任军械局书办）拉下水，得到了援朝清军的绝密情报，直接导致1894年7月在丰岛海面，清军运兵船在以逸待劳的日本联合舰队群殴中，全船官兵悉数丧生的惨剧。而日本派出以陆军中佐山本为首的大批间谍，足迹触及我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 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大清的山川险要、风俗人情等，无不详载。

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大清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乃至每个省能提供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同时对朝鲜、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绘制了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标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水井等细微目标，并源源不断发回日本。以至在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对大清情报的掌握比大清政府还要详细真实。如此看来，日本在正式开打之前，已将大清放在手术台上，用显微镜观察无数遍了，早已掌握战争的“先手棋”和“主动权”。

至于大清朝廷的自私自利，在是否签订《马关条约》问题上，便暴露得淋漓尽致。由于日本所提《马关条约》条款过于苛刻，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拒和、迁都、再战，可是，大清朝廷首先认怂、认栽。究其原因不外乎：清廷的祖宗陵地已沦陷日军之手，极恐遭到传统意义上的羞辱；北京经营多年，拥有无数珍宝，害怕遭到蹂躏，损失是朝廷的；大清政府是少数民族政权，清廷对深入汉地心有余悸，如果迁都，担心未等日军将其打翻，人民已然起事将其推翻。即在打败仗与被推翻之间权衡，朝廷宁可选择打败仗。结果就是，日本强盗的铁蹄，肆意践踏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上，全然不顾我们的感受。

执政骄奢淫逸、挥霍无度

与日本天皇为购买军舰，打败北洋水师，每天只吃一顿饭，且以天皇为首举国捐款扩充海军不同，在与日本海军竞争已呈白热化之际，大清的执政阶层却反向操作，不仅没有追加军费，而且突然停止了对北洋水师的资金投入。还大肆挪用海军衙门的银子，修缮颐和园等“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1894年，恰逢大清实际上的最高执政者慈禧太后60岁大寿，举办盛大庆典成为大清政府压倒一切的任务。对此，早在1892年，大清政府即规划动用天文数字的“公共财政”，大张旗鼓准备庆典，其寿礼几乎囊括人间稀罕之物。而为尽显“圣寿”隆重豪华，慈禧太后竟下令设计《万寿点景画稿》，规划从西华门到颐和园之间，用彩绸搭建60处彩棚、戏台、牌楼、经坛、楼阁等景点工程，举国兴办如此规模宏大、豪华铺张的庆典，巨大的开支犹如一座大山，却全然不顾自己邻近岛国那张早已虎视眈眈的贪婪嘴脸。就在筹备庆典的同时，大清对日战局急剧恶化，然而，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官员紧吃，军费反倒没了着落。面对慈禧太后一伙的挥霍无度，朝中个别大臣上书呼吁停止庆典工程，将祝寿经费移作军费。慈禧太后闻之大怒，训斥众臣：“今儿我把话撂在这里了，谁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服，我就让他一辈子不舒服。”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慈禧太后要做60岁庆典，正是巴结她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一些官员像发疯一样搜刮民脂民膏，以便奉上厚礼，博取慈禧太后欢心。还有那些已被鸦片掏空身子的晚清遗老，以及形形色色的腐败分子、马屁分子，只会拱着慈禧太后山呼“老佛爷吉祥”。

1894年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湾，这一天正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前方军情急电雪片飞来，国家民族到了任人宰割地步，慈禧太后依然在颐和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连续赏戏三天，公事延宕不办。

还是这个慈禧太后，为尽显自己“凤凰掌权”的尊贵，穷奢极侈可谓登峰造极。就说洗澡吧，每洗一次澡要用100条毛巾，上身用50条、下身用50条，她认为上身代表天得是清的，下身代表地得是浊的，因而上身、下身要分开擦；就说穿衣吧，光袜子每天就要换7双，由于须做工精细、考究，每双袜子得一个宫女绣上一个星期，一年下来，光穿袜子就要花掉上万两银子；就说进餐吧，每顿要吃100多道菜，如此琳琅满目、花样翻新的菜肴，她根本就吃不过来，经常是几百两银子的一道菜，慈禧太后看了一眼就倒掉了，其一顿饭的耗费，相当一户普通人家2年的口粮；就说出恭吧，每次出恭，其坐桶之内，水面飘着玫瑰花、水下沉着草木灰，秽物一落水中，立即被草木灰吸到水底，同时溅动水面的玫瑰花，将“异味”淹没在了花香之中；就说养颜吧，臣子进贡的大珍珠多为稀世珍宝，她竟让太监碾成粉末为自己敷脸，而且经常这样干。

另据统计与折算，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宫廷一日之费可买几十门野战炮，半月之费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一年之费可重建一支海军舰队。就在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要求配置速射炮，需银60万两，却因李鸿章声称没钱而作罢。可在北洋水师黄海战败之后，李鸿章上奏称，海军款项分储各处总计260万两。

官场结党营私、互相倾轧

甲午战争之前，大清王朝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慈禧太后处于半退不退的状态，而光绪皇帝即将亲政，慈禧太后想给退休后的自己修建一座颐和园用来养老，无奈财政困难，在修建颐和园和壮大北洋水师之间面临两难选择。

对此两难问题，如果大臣们能将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无疑应选择壮大海军。然而，醇亲王奕譞，以及李鸿章、翁同龢等人，却共同做出了牺牲海军的政治算计。

奕譞是慈禧太后任命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曾坚定而成功地反对过修建颐和园，以期将有限的财力用于壮大海军。然而，当慈禧太后将其儿子选为光绪皇帝，其态度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奕譞的算计是，早日修好颐和园，既可取悦慈禧太后，又可让她早日入园颐养天年，好让儿子光绪皇帝早日亲政。于是，奕譞成为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的始作俑者。

李鸿章原本亦反对修建颐和园，但，眼看光绪皇帝亲政在即，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算计，便对奕譞曲意逢迎，以此寻求其成为自己的新靠山。另外，作为大清近代海军创始人，北洋水师究竟多粗多长，李鸿章应该心知肚明，但是，随着定远舰、镇远舰这样的铁甲战列舰列装北洋水师，李鸿章便在一片夸赞声中飘飘然了，特别是1891年、1894年两次校阅北洋水师，让其产生了一个幻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整个北洋海防，北至辽沈，南至青济，二千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而在1894年7月，甲午海战爆发在即，李鸿章仍认为“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船……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于是，李鸿章绞尽脑汁搞“变通”，肆意挪用海军经费，还认为这样做既“成人之美”，又“无伤大雅”。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兼任户部尚书，还是一位对日主战派。可偏偏是这位重臣，一再克扣和停发海军军饷，挪作修建颐和园费用。颐和园修成后，户部又以“库款支绌，亏短甚巨”为由，没有给北洋水师添置装备。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因为满人排斥汉人作为封疆大吏的背景，在翁同龢及一大批满族权贵眼中，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私人武装，削弱北洋水师就等于削弱李鸿章。另一方面，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私仇，平定太平天国期间，翁同龢的哥哥有一些不干不净的事被李鸿章举报。因而，翁同龢知道李鸿章不想打，但是，非要李鸿章打，一天到晚搅动朝野情绪“打”。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可是，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要什么没什么，却要北洋水师“决战必胜”，既要马儿起劲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故意让李鸿章打败仗，好看其笑话。一位光绪皇帝的股肱之臣，竟堕落到拿自己国家命运呈一己私心的地步。

足见外敌尚未入侵，北洋水师已成各方政治博弈的主要筹码，在大臣们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政治气氛中，谁都无法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

在没有审计、了无监督的封建专制体制下，究竟有多少海军经费被挪用了，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但，肯定是天文数字。与其说是慈禧太后挪用的，不如说是奕譞、李鸿章等海军主事者拱手相让的。在常人看来，在国家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壮大北洋水师与修建颐和园似乎是一对矛盾体，可在慈禧太后眼中或许并非如此，危机时用北洋水师来维护统治，太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

国家军备废弛、军风毒化

自1874年，日本出兵入侵台湾以来，其对大清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然而，作为大清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主要制定者的李鸿章，其治下的军事准备，却让人大跌眼镜。陆军装备不少产自江南制造局，自供枪炮弹药供练军、防务使用，战争爆发后又从国外购入大量武器弹药。然而，此种临阵购枪和临阵磨枪已无法改变战局。及至临战，枪弹互不配套居然多有发生，成为中外军史的笑柄。

陆军如此，海军之备战情况更糟。北洋水师是以大清最精锐的淮军为基础组建的。当年淮军在灭了太平天国后，被收编为大清的正规军，结果连鞋子还未换，就染上了大清“八旗子弟”腐败的风气，视军事变革如儿戏，整天玩那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另有外军人士称：“举凡淮军开赴前敌，必身捎‘三枪’，即马枪、鸟枪、烟枪。”

相比日本联合舰队的仓促成军，北洋水师自1888年成军后，在一片太平的环境中，对军舰疏于保养、检查，已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保养经费挪作他用成为普遍现象。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谈过他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而在甲午战争之前，丁汝昌曾率定远舰访问日本，当时的东京吴镇守府参谋长东乡平八郎大佐上舰参观后，曾报告日本天皇北洋水师必不堪一击，因为士兵居然在炮管上晒衣服，而且炮管里一摸一把灰。甲午海战之前，定远舰、镇远舰，两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不排除在甲午海战中，两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日舰作战。

作为一支近代海军，仗要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胜利只能孕育在充满单调乏味训练之中。按说至甲午战争之际，北洋水师合操训练已经6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10年以上，应比日军更强才对，可实事恰恰相反。多种资料显示，丁汝昌在训练海军时，其基本目的就是训练给上司看。众所周知，在海洋中作战，对手是移动的，因此在射击的时候要算好提前量，还要考虑气候、风速等因素，可是，北洋水师在演习中，竟让船靶不动，还要“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放固易中”，即演习成绩都是提前设定好的。故李鸿章等人在观摩时，北洋水师几乎百发百中、精彩绝伦。这又让李鸿章产生了一系列幻觉：北洋水师“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导致李鸿章等人既不知彼，亦不知已。如此拿演习当演戏、自己骗自己，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与日本虎狼之师对阵，不被打回原形反倒奇怪了。

另外，由于北洋水师军风严重毒化，军纪荡然无存，纵然有可行之法，亦绝无行法之人。《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实际情况是“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其中丁汝昌在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章程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有时丁汝昌还混迹其中；至于舰船不作训练而用于它途，已非个别现象。

试问，国家建设军队之目的何在？归根结底不外乎六个字：“能打仗，打胜仗。”然而，大清的武装力量沦落成这样，战场上完全失序，乃至“糜费千万却不堪一战”，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任人唯亲唯利、失职失责

打仗就是打将，说明将领对一支军队及其成败的极端重要。应该说，大清军方不乏人才、将才，如左宗棠与沈葆桢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生无数，有将才之风者不在少数。然而，由于出自被李鸿章视为死对头的左宗棠门下，就算再厉害的角色，在李鸿章眼中亦“不可用之”，即比之人才、将才，李鸿章更愿任用奴才。由于李鸿章任人唯亲唯利之影响所及，其“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其所部许多军官七颠八倒、贪庸腐败，充斥着“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之辈。

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重用叶志超和丁汝昌，分别担任陆军统帅、海军统帅，可是，这两个人关键时刻一再掉链子，证明其根本不适任，缘何能扶摇直上、一飞冲天？原因明摆着。

叶志超出身于李鸿章的“李家军”，即淮军将领，又是李鸿章的铁杆老乡、心腹爱将，自然得到了李鸿章的提拔，先后任直隶正定镇的总管、直隶总督。甲午战争中，叶志超率军在平壤与诸将会合后，兵力已达2万人，被委派为驻平壤诸军统帅。然而，叶志超庸劣无能、毫无斗志，貌似能指挥三军，实际上是弱虫一条。他到达朝鲜之后，不思备战，日夜与诸将置酒高台、坐失良机。待日军包围平壤，进攻枪炮一响，叶志超顿时吓得连自己的脚都不知往哪放，竟然换上女人的服装，企图蒙混过关，他弃平壤，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定州，仓惶奔逃了500里，到达鸭绿江才收住脚步，成为大清“第一长跑健将”。

丁汝昌系陆军出身，在对捻军作战中受到李鸿章的赏识，且作为李鸿章的亲信，被委任为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上任后，就只听命于李鸿章，李鸿章说什么其便做什么，而且做得有延伸，让李鸿章对其越来越信任。

可是，当面临的是战场而不是操场、面对的是日舰而不是靶舰的时候，丁汝昌所谓“节制精严”的北洋水师，顿时变得毫无节制可言。

首先，指挥衔接无序。在开战之前，丁汝昌居然没有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待其所在的定远舰率先开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北洋水师顿时失去了总指挥。而刘步蟾、林泰曾两位总兵，竟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整个舰队从此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混乱中。直至战斗行将结束，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亦只是收拢残余舰只撤出战斗。

其次，舰队布阵混乱。丁汝昌之“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传令后竟变为“一字雁行阵”，接战时的战斗队形又摆成“单行两翼雁行阵”。此种勉强之阵亦未维持多久，“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

第三，作战效能低下。北洋水师的大口径火炮射程6000多米，日舰只有区区3000米，在日舰的有效射程之外，总兵刘步蟾命定远舰率先发炮，竟先击不中，等日舰进入其有效射程之内，北洋水师顿时失去远距离制胜的优势。而日军火力极弱的武装商船“西京丸号”经过北洋水师定远舰时，已成射击靶标，定远舰却击之不中、中之不沉，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3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仅为40米，日军几乎要到“天国”效忠其天皇了，竟无一命中，又让其侥幸逃出。

我不否认丁汝昌最终在军心离散、败局已定之际，以“余决不弃报国之大义，今唯一死以尽臣职”的气节，自杀殉国，是以军人的方式交出了人生的最后答卷。然我更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当然要有气节，但作为一名高级将领，光有气节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特别需要的，不是外行将领把北洋水师败光后的杀身成仁，而是这场本该扭转近代中国命运之战的胜利。

换言之，国家设军队，民族设军队，是让你夺取胜利的，而不是让你在关键时刻一死了之。对军人而言，胜利永远无法替代。

当然，我们不能将甲午海战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地怪在丁汝昌身上，李鸿章的任命才是失败的根本原因。由于李鸿章在委派军中要职时唯亲唯利，恶化了北洋水师的政治生态，许多人各怀私心、有令不行，畏敌如虎、遇战先逃。如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即有挂白旗逃跑的“前科”，黄海海战再次带头逃跑，且在逃跑中自摆乌龙撞沉了北洋水师的扬威舰；如鱼雷艇管带王平，1895年2月，日舰总攻刘公岛，王平带10艘鱼雷艇结伙逃跑，最后“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就这样可耻地毁灭了。

更有甚者，一些军官由有组织的逃逸，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请降，等等。致使素有“不沉战舰”之称的刘公岛，最终陷落于日军之手，北洋水师之镇远舰、济远舰、平远舰、广丙舰、镇东炮舰、镇西炮舰、镇中炮舰、镇南炮舰、镇北炮舰、镇边炮舰等十艘舰船，为日本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纵观整个甲午战争，由于朝廷的私心、大臣的私心、军事指挥者的私心，以及自上而下各怀私心，军队便没有了军心。战事稍一遇挫，清军官兵即开始弃械逃跑，而且一路跑、一直跑，乃至多数战场就是在比赛逃跑速度，导致许多战斗跟本没法打下去。而各动各的私心说到底，就是政治腐败。

尽管在甲午战争前夕，大清之“洋务运动”方兴未艾，其最大成果是建立了北洋水师，却已近乎“回光返照”。因为这违背了军事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即试图在大清政治腐败的社会系统中，培植出一个“单骑突进”的军事子系统，殊不知北洋水师这个子系统非但未得到其他社会子系统的支持，反而被其他社会子系统之溃烂脓疮所侵蚀，成为政治腐败的一部分。这就好比将一根鲜活的枝条嫁接在行将枯死的大树上，不仅无法让大树起死回生，反而让鲜活的枝条随大树一同枯死。

更为可怕的是，大清的腐败、无能、卖国是“三位一体”的，腐败导致无能，无能只好卖国。甲午战事起于日本寻衅，可是，李鸿章竟建议慈禧太后对日乞和，还不顾当时朝议和千秋骂名，上下其手、力排众议，与日本签订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在表面上看是大清政府无力还击。然而，此时的李鸿章，已在大办洋务中发了大财。据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揭发，李鸿章“绝命时有私产4000万两以遗子孙”。由于李鸿章无法说清这些银子的“合法来源”，其相当数量的银子便存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这就不难理解李鸿章为何害怕对日作战、刻意对日媾和了，是担心自己的银子没了着落，掩盖自己的丑行不被揭露。李鸿章一贯自嘲为大清的“裱糊匠”，但，在真相面前，任何巧辩和遮掩都是苍白无力的，他亦是一只“大老虎”，根本没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对此，我不禁要问：岳飞若在大金巨额存钱，他还能抗金吗？文天祥如在大都大量置业，他还能抗元吗？

尽管李鸿章被慈禧太后誉为“再造玄黄之人”，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被西方舆论别有深意评为“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的‘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还被冠以“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等头衔，但，那只是大清朝廷和外国侵略者的评价，从历史和民众的角度看，李鸿章早已和其主子慈禧太后一起，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纵然李鸿章有再多的“红顶子”，都不如一个“卖国贼”货真价实，无论是主动卖国，还是被动卖国，本质上都是卖国，不能粉饰成爱国。无论当今一些人如何从所谓“全新视角”、“国际视野”，都无法将李鸿章洗白，反而越描越黑。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签订，对中华民族的伤害是空前的，其对我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蚀，至今仍十分明显。

甲午战争中，日本“太阳旗”所向之处，杀光、烧光、抢光，令人发指、无恶不作，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惨绝人寰的一页。 本来，我们是在自已家里，被一伙日本强盗上门痛打了一顿，这伙强盗又窜到我们家里行凶杀人、奸淫虏掠，甚至将拥有2万余人的旅顺杀得仅剩36人，竟要我们赔理赔情、治病疗伤，连对我们大打出手的钱都要我们出。

据《马关条约》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守山东省威海卫。据《马关条约》之《另约》规定，甲午战争赔款交清前，日本在威海卫驻军费用，由中国每年支付50万两库平银。换句话说，这伙强盗赖在我们家不走，却让我们像祖宗那样供着、养着。当年的日本就是这样，从我们的骨髓中榨油，用近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赔款，充当自己现代工业的起爆器，一跃成为一个强国，从此改变了世界格局。

其实，当年甲午开战之初，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了准备：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

三种方案皆围绕制海权进行，皆视北洋水师之命运而定取舍，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一艘战船未沉，日本完胜。原本，日本蓄意挑起甲午战争，最大的目标是得到朝鲜半岛，却意外得到了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得到了在大清驻军的权力。大清为求战事早日结束而签下《马关条约》，以为日本会心满意足，但是，由于大清的懦弱被人家看透，从骨子里看不起你，则无事不可做，日本由此生发了灭华之心，又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伏笔，一步一步导致中华民族灾难深重。

后来的抗日战争，其实是甲午战争的延续。

甲午战争证明，尽管颐和园中的宏伟建筑、秦淮河上的繁华景象，都是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无奈此时的大清，就像一棵参天的大树，他太高了、太粗了，却早已被政治腐败蚀透了、蛀空了。而政治腐败又导致民族的堕落，无数国人在“昏睡”中丧失了家国情怀，进而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个个沦为麻木的“看客”。一个国家如此外强中干、一盘散沙，即使拥有了先进武器，亦照样被动挨打、任人欺侮。而日本正是看清了大清此等本质，才敢痛下杀手，可怜我北洋水师“谈笑间灰飞烟灭”，构成中华民族近代厄运链条上最屈辱的一环，这正应了一句话：“人必自毁而后人毁之。”

但是，今天我写此文，绝不是为了证明先进武器的无用，而是要说，国家战略与国家意志之和，即软势力，与这个国家的基本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势力之和，即硬势力的乘积，才是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显然，甲午战争时的大清，政治腐败导致其软势力小于“1”、甚至等于“0”，成为大清综合国力的衰减器、终结器。同时证明，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再先进的武器，必须通过人及其组织去实现其效用。

我不否认，甲午战争中，大清的一些官兵作战异常英勇，有的军事指挥官，如左宝贵、邓世昌、徐邦道，均组织了奋力抵抗，可在他们的背后，是大清王朝夕阳西下的余辉。但，作为抗日民族英雄，我们依然要将他们供奉在民族精神殿堂中为万世敬仰。

甲午国殇，腐败使然，腐败就要挨打。

至此甲午战败及丧权辱国《马关条约》签订130周年之际，重温那段不堪回首的沧桑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悲剧重演。别失败了，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失败的，至今仍在装备、战术之类的“死胡同”中纠结不休，我不否认这些都是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我至今依然认为，能让人迷途知返的，除了“南墙”，还应该有“教训”。不光要吸取“教训”，还要知耻而后勇，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饱藏风云刘公岛

那年的国庆长假，我与几位朋友自费组织了一次齐鲁4日游，且登上了“岛·藏风云、海·韵天下”之威海市区东2．1海里，处于威海湾中的刘公岛。

那天上午，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在乘坐游船驶向刘公岛时，我站在船舷上，但见碧波荡漾的大海，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金点闪闪，时有海鸥在蓝天盘旋飞翔，渐渐放大的刘公岛宛若雄狮横卧，与光鲜靓丽的威海市环翠区形成“二龙对珠”之势。我不由得突发奇想：其实刘公岛就是一颗镶嵌在威海湾的璀璨明珠啊。

经过20分钟的航行，游船在刘公岛旅游码头靠岸，登上码头台阶，即有一条林荫大道，横贯全岛东西，道旁花团锦簇，此道名为丁公路。从丁公路靠海一侧向右转，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座蔚为壮观的建筑，顶上一个身着清军将服的军人威然挺立，大风掀起了他长长的斗篷，但他依然举着单筒望远镜，注视着那片辽阔的海域。我愿以为是“甲午双雄”之一邓世昌的雕像，问过当地人才知道，此雕像系1894年甲午英雄的“缩影”，而不是为某个爱国将领量身定做。此建筑旁有一座被“炸”得破烂不堪、行将沉没的战舰铁锚雕塑，以无言的形体在提醒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从铁锚雕塑方向往右拐，就是著名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入口处，此馆依山靠海、形若船身，设计得既大气磅礴又寓意深刻。

此时此刻，我感觉刘公岛是个岛，又不仅仅是个岛，而是大自然和人类历史馈赠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就说自然风光吧，刘公岛素有“海上仙山”和“世外桃源”的美誉。北部山崖陡峭，刀削斧劈；南部海滩绵延，水清沙洁。由于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岛上建有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海洋公园，4000亩森林中，乌桕、龙柏、朴树等70余种林木，还有50余种花草，将刘公岛装饰得郁郁葱葱。而成群结对的野生梅花鹿以及70余种鸟兽栖息林间，构成一道又一道立体的、流动的风景。

由于刘公岛的独特位置，进则观海，可听海浪之呼吸，退则览山，可融自然于一体，而岛上的诸多建筑，虽由人作，宛若天开，房在绿意中，房中有绿意，成为颐养身心的天然氧吧。漫步刘公岛，真是青山悦我心、劲松清我目、绿水静我耳、奇石怡我情。

如此美丽的刘公岛，还是我们近代第一支海军——大清北洋水师的诞生地。其实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罗列着数以千计的岛屿，缘何刘公岛独享此誉？原来，这里“水深不冻、山列屏障，路断腹地、土无厚淤，口接大洋、地处海中”，素有“不隅屏藩”、“不沉战舰”等美称，如果说威海卫是海防的健将，刘公岛就是威海卫的盾牌，这或许是刘公岛被选做北洋水师基地的原因吧。

然而，由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这里竟成为那支“世界第九、亚洲第一”北洋水师覆灭的国耻地。而这座小岛的最终沦陷，直接影响了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近代命运。

那天上午，当我一进入“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迎面墙上“国殇 1894-1895 甲午战争史实展”几个大字，让我的心顿时沉痛起来。展览分热血军魂、甲午挽歌、瓜分狂潮等板块，并未突破上个世纪80年代，我高中历史教课书的认知。但是，与当年背诵历史课本不同的是，这里以文字、图片、雕像、模型、实物、资料、讲解和声、光、电等现代技术效果，将我们带回了当年的“时空隧道”，让我仿佛置身于四周炮声隆隆、火光闪闪的甲午大海战之中，“亲历”了那段跌宕起伏、撼人心魄的惨烈历史。

让我备受震撼的是，“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出口不远处，赫然摆着那口上书“兴我海权，强我海防，警钟长鸣，铭记历史”的巨大铜钟。另外，馆内展出了一份《中国海洋国土示意图》称：“中国疆土总面积1260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地国土96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30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18000多公里，大小岛屿6000多座。”这恰好纠正了我以往的一个常识性错误：中国疆土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

馆内还陈列着数千件珍贵的北洋水师和甲午战争的文物，展示了那时海军的各个方面，包括打捞出水的济远舰上武器系统，其舰前双主炮系镇馆之宝。这些炮筒、炮弹等武器，以其锈迹斑驳的表面，让我们体味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沧桑历史。

出了“中日甲午战争博物馆”，我仍被一种历史的沉重感紧抓着，以至于再看龙王庙等其他景点时，已失去了应有的味道。唯独丁公路旁那排路灯杆上，伸出的几面鲜红的国旗，在微风中缓缓飘动着，让我感到了丝丝的慰藉，噢，当今的大陆早已不是当年的大清。

临近中午12点时，我又回到了旅游码头，乘坐游船返航时，我再度回首：刘公岛在明媚阳光的亲吻中，愈发显得生机盎然、婀娜多姿。

王景慧：现供职大连市普兰店区税务局，系《中国税务报》特约评论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大连市普兰店区文联全委会委员兼普兰店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世纪街中段4号，邮政116200